1947年2月底，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国民党当局要求中共中央人员限期撤离重庆，这其中就包括周恩来。
中共中央要撤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国民党政府内部，闻听此消息后的某一天里，时任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的陈布雷叫上了副官居亦侨，两人秘密来到了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随后，陈布雷让居亦侨在楼下等他，他则独身走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当中，一呆就是两个多小时……
深夜，陈布雷和周恩来并肩走出建筑。周恩来亲自将陈布雷送上车，说道：“你的事我去办，你放心吧。”
坐在车里的居亦侨听见这句话，不由得诧异地看了一眼陈布雷。或许是感受到了副官迷惑的目光，在离开南京办事处后不久，陈布雷主动对居亦侨说道：“我此行为私事而来，并非为公。”
听到这句话，居亦侨更加迷惑了。在国民党高层政府当中，陈布雷的无私和公正是出了名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私事，才能让陈布雷私下去拜托一个敌对政党的高层领导人物，还和他独自攀谈入夜？
实际上，这还要从陈布雷的性格说起——
一，文坛新星1890年农历寒月，天气已经入了冬，道边树枝稀疏萧瑟，可浙江慈溪官桥镇的一户陈依仁的家中却欢天喜地、热闹非凡。原来，陈依仁的妻子顺利地为他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这个男婴被陈依仁当场取名为“训恩”，而他就是后来的陈布雷。
其实，陈家在当地始终有着不错的好名声。陈布雷的祖父依靠经商起家，原本给一家人置办下了数百亩良田，可晚年时，又由于不忍心看族中孤贫艰难度日，而捐出了一半田产，让他们得以果腹生活；
陈布雷的父亲陈依仁继承了自己父亲的“善心肠”，在当地创办了孩子们可以免费就读的“鸡山学堂”，而陈布雷就在父亲和祖父这样仁义的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逐渐长成了一名正直忠贞之人，并且将这一信念贯穿了一生。
七岁起，陈布雷开始跟着私塾里封建的各种“子曰”“诗云”启蒙，可是，在十三岁的童子试当中，陈布雷却名落孙山，这让父亲陈依仁对他十分失望。为了让父亲安心，陈布雷前往杭州进学，却意外接触到了各种维新思想和《新民丛报》等新报刊，上面的那些“平等”“科学”好像一颗种子，几乎立刻扎进了陈布雷的内心当中，生根、发芽。
21岁起，陈布雷第一次用了“布雷”这个笔名，开始在《天铎报》上发表文章。彼时，血气方刚的陈布雷拒绝了主编“委婉一些”的要求，在报纸上为呼吁人民群众推翻帝制大搞舆论，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随后不久，陈布雷又以“畏垒”为名入职《商报》，在报纸上大肆输出观点。他的文章见解独到，笔锋锐利，才华横溢，很快又吸引了一大批“忠实读者”。
那是陈布雷叱咤在新闻界里的一段“黄金岁月”。如果没有意外，或许在这之后，陈布雷会和其他许多革命先辈一样，远渡重洋，前往海外接受更多新思想的熏陶和洗礼；
然而，就在25岁时，陈布雷的父亲陈依仁忽然病逝，作为长子的陈布雷不得不回到了家乡的小镇上，接手了父亲的重担；没过几年，陈布雷的妻子又因为难产去世，只留下了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封建宗族的种种责任，家庭当中的生活压力，再加上接连遭受的生活重击，逐渐改变了陈布雷的性格，让他从最初的年轻气盛，逐渐变得沉稳、内敛、持重，他的文笔也从一开始的锐不可当，变得开始含蓄谨慎、藏而不漏。
那段时光，或许是陈布雷过得最为“浑浑噩噩”的岁月。为了重振精神，1920年前后，陈布雷在安顿好家族事务后重返上海，先后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和《商报》中就职。他依仗手里的“笔杆子”，在《商报》上继续大力抨击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呼吁民众投身革命。
由于文章犀利，正中时局的痛点，陈布雷的文章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与推崇，这其中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先辈萧楚女，也有“国父”孙中山先生。
或许，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冥冥之中真的自有定数——
在阅读了陈布雷的文章后，孙中山一度十分想见见陈布雷，和他“促膝长谈”；无独有偶，陈布雷的堂兄陈屺怀在日本留学时，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而陈布雷在投身“文章救国”之路之时，也从堂兄的口中听说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因而十分敬仰孙中山先生，希望能有机会与他深交。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人始终错过。一直到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因病逝世，陈布雷再也没有机会与这位“革命英雄”相谈一场，这不得不说一句“时也、命也”了！
二，党国喉舌对于陈布雷来说，1927年，是彻底改变了他人生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里，在堂兄陈屺怀的引荐下，陈布雷与蒋介石相见，从此为他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有人说，如果没有见到蒋介石，又或者没有被蒋介石“礼贤下士”“胸有宏图”的模样欺骗，陈布雷或许会成为一位“以笔杆子干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又或许会在多年沉淀后，成为一介名满天下的学者，而他的人生结局，也不至于如此唏嘘悲哀。
可惜的是，没有人能预料未来。
1927年除夕之夜，陈布雷初见蒋介石。由于陈布雷的“名气”，蒋介石特地将其奉为座上宾，安排他住在总统府的西花厅中，这让陈布雷不由得受宠若惊。
没过几天，蒋介石委婉地表示自己正缺一篇有关北伐的演讲稿，正急于回报“知遇之恩”的陈布雷当即主动接下了这一任务：
就在总统府的西花厅里，一壶茶，一盒烟，一整个夜晚，陈布雷写出了后来名声大噪的《告黄埔同学书》。看到陈布雷的文章后，蒋介石简直惊为天人，他立刻邀请陈布雷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后来又“加码”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职位。
彼时的陈布雷更喜欢以前在报社里自由自在的日子，他只想成为蒋介石的私人“客卿”，所以，尽管在国民党内就职，可是陈布雷还是很少在蒋介石身边出现，唯有在蒋介石有大的文笔需求时，陈布雷才会“召之即来”，这也导致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内部曾经有过一条“神秘的传言”，即：“布雷动，政局动。”
可是，蒋介石却并远不满足于此。在蒋介石的提携与拉拢之下，陈布雷逐渐在国民党的政坛中“越陷越深”——在这期间，陈布雷也曾挣扎过，也曾拒绝过，甚至在1927年8月为蒋介石拟写第一次下野宣言后，陈布雷曾经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下了一句：“感到如释重负焉。”
可是很快，蒋介石重新上位复职，陈布雷不得不随之一起返京。在之后的日子里，在儒家思想所谓的“忠贞”和“报恩”压力之下，陈布雷最终一步一步彻底沦为了国民党的“喉舌”，无法自拔。
1933年，陈布雷被蒋介石召至南昌，开始担任顾问一职。不久，陈布雷发布了他第一次以顾问身份为蒋介石撰写的《敌乎？友乎？》一文，其中上万字主讲中日关系的症结之所在；
这之后，陈布雷频频为蒋介石修改演讲稿，并且于1934年为南京的“中央军官学校”撰写了《十年来革命经过之回顾》，发表在了报刊上，引起不少人的阅读。
对于陈布雷而言，这些仅仅是作为顾问的“本职工作”。而让他第一次感到难受甚至于“心口不一”的，还是那场震惊中外的“兵谏”——西安事变。
众所周知，在各方斡旋之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而在顺利返回南京后，蒋介石立刻开始对张杨二人分别进行“清算”，同时他还找来了陈布雷，半是威胁、半是诱哄地要他写一篇《西安半月记》：
在这篇文章里，蒋介石要求他详细写出张杨的“狼子野心”；同时，也要写出他如何度化二人、最终使他们悔过的“过程”；还要写出夫人宋美龄如何乘机来搭救于他，以及他在软禁中如何求助于《圣经》，并得到了指点……种种内容，不一而足。
这些要求几乎是让陈布雷“空口编故事”，陈布雷顿时陷入了愤懑与两难当中。尽管在最后，碍于权势与威慑，陈布雷按照要求完成了那篇所谓的《西安半月记》，然而，在这之后的日记里，陈布雷将自己心中的矛盾与委屈发泄得淋漓尽致：
“余今日的言论思想，已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熟能甘于此哉！”
三，纠结之心尽管内心对蒋介石偶有不满，可是，陈布雷仍然被内心的忠诚所驱动，尽心尽力地为蒋介石办事。从1936年起，陈布雷频频为蒋介石撰写诸多或慷慨或激昂的文稿，并借此为蒋介石带来了不少好名声；
与此同时，陈布雷在国民党政坛当中的职位也在跟着“水涨船高”。从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到中宣部副部长，再到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委员，陈布雷逐步走入了国民党的中央核心地带，而越深入，陈布雷也愈发看清楚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真面目”，和他最初投身于革命时的信念相去甚远。
忠诚和信念，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在多年的政治生涯里，陈布雷始终难以做出抉择，只能在一团污浊当中，尽力保持洁身自好。
在多年的国民党从政生涯当中，陈布雷始终坚持着“淡泊廉洁”的底线。尽管身在核心位置，甚至被许多国民党高层都称之为是“民国第一文胆”、“总裁的智囊”，然而除了应得的工资薪水和逢年过节的节日礼物以外，陈布雷没有为自己谋取过一丝一毫的利益；
不仅如此，陈布雷在国民党各种党争与派系当中，也始终“独善其身”。陈立夫曾经试图拉拢陈布雷“入伙”，可陈布雷不仅断然拒绝，更是将此事直接汇报给了蒋介石。
好在，或许是脾气早已为人所熟知，又或者有蒋介石的青眼与信任，加上陈布雷自己的智慧和圆滑，尽管“两边不靠”，也不拿任何“好处”，然而陈布雷还是在国民党党内地位超然，时不时还会帮助蒋介石调解润滑各方关系，其能力可见一斑。
实际上，在多年的从政生涯当中，陈布雷不是没有得到过劝说。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总理曾经托人给陈布雷传话，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人服务，而是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而服务。”
无独有偶，在和陈布雷惺惺相惜的文人当中，郭沫若也曾经劝他称：“为蒋介石拿笔杆子，可真不是个好差事。”
然而，儒家的思想禁锢住了陈布雷，而陈布雷又或许也曾经“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劝住蒋介石。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开始，蒋介石愈发不愿掩藏自己的野心，而陈布雷则越来越在信念与煎熬当中度日。
1946年，解放战争拉开帷幕；随后，蒋介石试图以胜利者身份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逼迫共产党投降，得到中共中央的严词拒绝。1947年2月，蒋介石彻底“撕破了脸”，要求中共中央的人员限期撤离南京和重庆，单方面彻底关闭了国共合谈的机会。
消息自然瞒不过位于国民党政府核心的陈布雷。在犹豫了几天以后，陈布雷终于下定决心，他叫上颇受信任的副官居亦侨，两人辗转来到了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并且独自一人走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当中……
两个多小时以后，陈布雷和周恩来一前一后地走出了办公室。两人走出楼栋，居亦侨以为要离开了，没想到两人驻足在了花园一隅，又开始低声商谈了起来。
在后来的种种记载当中，两人商谈时远离人群，互相神态平静，并没有人听见他们说了什么，也难以从表情里推测端倪。不过，在又过了半个小时以后，周恩来将陈布雷亲自送上车，两人最后一次握了手，周恩来温和坚定地说道：“你的事我会去办，你放心吧。”
陈布雷点点头，升起车窗，汽车缓缓驶出了中共中央办事处。面对自己迷惑不解的副官，陈布雷只简单解释了一句：“我此行为私事而来，并非为公。”随后便筋疲力尽似的往后一靠，闭上了眼睛。
在很久以后，居亦侨才知道，当时自己的上司所谓的“私事”究竟是什么——
原来，陈布雷当时已经猜到了蒋介石早晚会失败，或许也意识到了自己“命不久矣”，所以，他此行是来郑重地向周恩来“托孤”，希望周恩来以后可以帮忙照看一下他的儿子女儿们，让他们不至于被他拖累……
四，绝望之路对于陈布雷来说，眼看着国民党“高楼起”，又眼看着蒋介石亲手将党国送上了绝路，内心的挣扎和纠结始终无可言说，多年的“愚忠”更是让他疲惫不堪；
在这样的拉扯之下，或许在现代人看来，陈布雷已经罹患严重的抑郁症，尤其是在最后的那段时间里，陈布雷曾经自述：“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
可是，在那个动荡纷乱的民国时期，这位始终以“文人”自居的“第一文胆”的内心究竟如何，没有人真正在意，这也最终导致了陈布雷的悲剧结局。
1948年11月12日夜，陈布雷回到了住处，随后又以“让我安静些”为理由锁住房门，独自一人待在了房间里；
13日上午，国民党内部需要召开会议，可是会议的核心高层之一陈布雷却始终没有出现。下属和副官前往陈布雷住所寻找，当他们踹开紧闭的房门时，才发现陈布雷躺在床上，服下了大剂量的烈性安眠药，早已气绝身亡。
在后来的传闻当中，有人说陈布雷当时想要劝谏蒋介石，然而话还没说完，就见已经不耐烦的蒋介石突然举起手枪，抬手便打死了旁边的一只趴卧的警犬，陈布雷明白自己正自讨没趣，万念俱灰，便选择了绝路；
也有人说，陈布雷在离世前曾经因为文稿的问题，多次遭到蒋介石的训斥，甚至还听到陈布雷自我揶揄：“我已经是‘扫帚柄里打清油’，榨不出货的东西了！”
除此之外，也有人猜测，陈布雷是想要以“尸谏”唤起蒋介石残存的良知，让他终止内战的行为。可无论是哪种原因，可以肯定的是，陈布雷选择的这条“绝望之路”，和多年来在蒋介石身边所见所闻、所感所受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联系。
时至今日，有关陈布雷的评价仍然十分复杂。有人觉得他“愚忠”，也有人认为他只不过是被文人的思想所“局限”；有人觉得他“赤子之心”，也有人认为他“胆气不足”，不敢正面与蒋介石相抗。
然而实际上，陈布雷的所作所为，或许正可以诠释那一句“士为知己者死”的话语。倘若生活在和平年代，陈布雷的一生可以称之为“鞠躬尽瘁”；然而，他是理想的，可现实却是残酷的，这就导致了如陈布雷一样深受儒家“忠贞”思想的人，最终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之路。
或许，这就是时代的悲哀吧！
如今，我们作为现代人，在回头审慎陈布雷的一生时，也从中有颇多感悟。为人、为官、为事时，在做选择之时，一定要有大视野，“胸怀全局”，才可以得到最优解；
而当选错了路时，也应当及时回头，不要为了沉没成本而悲哀，更不应因为所谓的“忠贞”、“报恩”，而违背自己的初心。唯有如此，才能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之上！
参考期刊《文史博览》2011年10期《陈布雷向周恩来“托孤”》
期刊《中国档案》2016年08期《文胆陈布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