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章伯钧与罗隆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章伯钧搞他的中国农工民主党,而罗隆基则从1931年起与张君励组建了中国国家社会党(初名“再生社”)。

1941年10月。重庆(自从1938年初“首都”南京落入日军之手，“陪都”重庆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政界名流忽然纷纷收到请柬，出席茶会。请柬下方，印着茶会四位主持人的大名:

“张澜、章伯钧、罗隆基、左舜生”。

人们迷惑不解，这四个人的名字怎么会印在一起?这四人之中，张澜长髯垂胸，年近七旬，早在1918年便出任四川省省长虽无党无派，却是当时四川头号开明绅士，德高望重，厚道长者。那左舜生呢?姓左实右，向来是右翼人士。1922年，曾琦、李璜等在法国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1924年,左舜生、陈启天等加入，与曾琦共办《醒狮周bao》，自曰“醒狮派”。1929年，左舜生等在沈阳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改名“中国青年党”此后，“中国青年党”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附属品。

正因为张澜、章伯钧、罗隆基、左舜生各有一番来历，各有一派主张，如今却联名举行茶会，叫人难猜难解。

国民党要员王世杰来了，邵力子来了，张群来了······茶会在热闹的气氛中开始。经过茶会的四位发起者的轮流发言，与会者方知这个茶会原来是个变了花样的记者招待会!

一场政坛风波，是从香港掀起的:“中国乡村建设会”的负责人梁漱溟先生前些日子出现于香港，忙于筹办一张新报，名曰《光明日bao》(即《光明日bao》前身)。据梁先生云，此报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那个“同盟”已在重庆成立。恰巧，就在这时，孙中山之公子孙科先生自重庆来，闻讯即向香港报界发表谈话，矢口否认重庆有什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孙科谈话披诸报端之后,梁漱溟先生给重庆张澜先生发来急电。于是,张、章罗、左联名发起茶会，当众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成立——主席张澜，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秘书长左舜生······

众人恍然大悟，原来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把这四个政见不同的人联合在一起。

茶会结束，重庆各报刊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消息，为远在香港的梁漱溟先生解了围······

·其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早在1941年3月，便在重庆特园秘密成立。

那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刚刚发生，各界民主人士纷纷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反 共、分 裂行径。在民主人士之中，派系社团甚多，力量分散，他们决定联合起来，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初，“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三党、三会组成。三党即章伯钧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罗隆基、张君劢的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左舜生、李璜的中国青年党;三会即沈钧儒的救国会、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会。另外,还包括一些无党无派人士。

在特园,17位著名民主人士出席了秘密会议,推定梁溟、左舜生、罗隆基起草政治纲领，章伯钧、李璜、罗隆基起草组织法可谓能者多劳，擅长文笔的罗隆基同时参加了两个起草小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在17位发起者之中，最年长者为张澜，最年轻者为章伯钧和罗隆基。

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召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选举黄炎培为常委会主任，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左舜生为秘书长。不久，黄炎培因故去职，众盟员拥戴无党无派的长髯老翁张澜为主席。

所有这一切活动，都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因为蒋介石向来主张一党独裁，哪里容得了“异党”?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他的主要敌手，眼下，这批民主人士又结为“同盟”，岂不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

直到孙科在香港发表谈话，矢口否认在重庆有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之时，张澜、章伯钧、罗隆基、左舜生才联名发出茶会请柬，公开亮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大旗。

1941年10月10“双十节”,《中国民主 政团同 盟成 立 宣言》《中国民主 政团同 盟对时局主 张 纲 领》公开发表，鲜明地表白了自己的政治态度:

“一，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

“二,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马上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支持。1941年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bao》发表社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jun》，赞道:“双十节他们发布了纲领，其中强调指出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实际上是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第三力量”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并进，结为“联盟”，成为“同盟者”。从此，章伯钧、罗隆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盟友。

读者诸君也许会疑惑不解:蒋介石向来靠特务维持统治,“中统”、“军统”满天飞，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又是在他鼻子底下的重庆特园召开筹备大会，他会不知，他会不晓?他为什么不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扼杀于摇篮之中?

其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一举一动，蒋介石他全知、全晓，因为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是拿他的津贴过日子的，随时把情况告诉他。“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建立之后，中国青年党仗着党员多，力量强，由左舜生以秘书长名义把持中央盟务，而李尾随张澜左右，妄图控制主席张澜。这么一来，蒋介石与其扼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倒不如通过中国青年党箝制、利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左舜生、李璜成了蒋介石的盟友。

于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刚刚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盟友与蒋介石的盟友之间，发生剧烈的争斗，使这个新的政治联合团体面临着大破裂的命运。

在病房里，李健生靠在沙发上，回忆起难忘的往事:

“那时候，伯钧真忙，天天要找左舜生谈判，回来又要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只要有一点点进展，也应该跟左舜生谈，尽量争取他。伯钧每天两头奔跑。有一次，他跑得饿了，随便在重庆的小饭店里吃了一顿饭。没几天，我发现他大便里有脓血，叫他休息。可是他说,已与周恩来约定上午十点见面,不可失约。就这样，他还是出去工作了。那时候,我在重庆城外的北碚工作，没有住在城里。

“两天之后，我接到电话，说伯钧病倒，已送进重庆的‘武汉医院’。我搁下电话，马上赶到医院。伯钧得了痢疾，发烧很厉害,昏迷不醒，医生说有生命危险，要用盘尼西林抢救。那时候，盘尼西林很贵，而且只有从美国军队那里才能买到。周恩来来了，说道:‘一定要治好伯钧。买盘尼西林，钱由我们出。再贵也要买。救人要紧!’打了几针盘尼西林之后,伯钧终于得救了。出院之后，周恩来还再三叮嘱他:‘今后千万要注意，别在小饭馆吃饭，那儿不卫生。’······”

罗隆基呢?他在遗稿中，也详细谈及他以及章伯钧跟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

“民盟中央同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合作，绝对不是从旧政协(指1946年1月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引者注)开始的。早在旧政协开会前，民盟的某些中央领导人，如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和我自己，早已同共产党在重庆的领导人，就关于抗日反蒋运动的问题，经常在秘密中有所协商，并共同进行工作。举几个很小的事例来说:早在民主政团同盟的时代，民盟在当时同四川、云南两省的实力派军人领袖，如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早已有了秘密的关系。

“他们两人都是民盟的秘密盟员。他们是当时西南实力派主张抗日反蒋的人。他们两人都向往共产党在抗日反蒋的领导，都愿以自己的实力，对这个共同的目的有所贡献。由于刘、龙两人都是民盟的盟员，四川方面通过张澜同刘文辉的联系，云南方面通过我同龙云的联系,就进一步地加强了西南四川云南两省实力派同共产党的密切合作。

“刘文辉的驻地是西康。他有时是会到重庆来的。当他在重庆的时候,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民盟方面的章伯钧和我，同刘文辉四人就进行过秘密会商。在云南方面，经过我同龙云的联系，后来共产党方面亦派有秘密代表驻在昆明。后来昆明同延安又有了秘密电台的联系。龙云还指定缪云台，民盟方面由我代表，加上共产党在昆明的负责人，亦成立了一个三人的秘密委员会,经常讨论怎样团结西南几省的实力，准备支持和策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力,以贯彻抗日到底的目的，同时亦准备防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

章伯钧、罗隆基与共产党保持着秘密联系，他们已经从共产党的盟友进而成为亲密战友。

国民党报纸笑称闻一多为“闻一多夫”，罗隆基为“罗隆斯基”。“多夫”、“斯基”乃苏联常见的人名。国民党的记者们借此讽刺闻一多、罗隆基已成为“亲共人士”。

摘自叶永烈所著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