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清帝退位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果出炉，由宋教仁组织领导的国民党大获全胜，在两院总数879席中获得392席，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宋教仁将会以党首身份前往北京组阁。

3月20日晚，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的送别下，走向了检票口。

就在检票的时候，一声沉闷的枪响传了过来，众人惊慌之余，宋教仁则捂住腹部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

此时，整个站台混乱无比，黄兴无暇顾及，立即护送宋教仁前往沪宁铁路医院治疗，其余人等则留下来，打算抓获凶手。

至于宋教仁，虽然经过医生的紧急治疗，甚至取出了子弹，但由于伤势过大，医生也无力回天。

宋教仁遗照

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不治身亡。

宋教仁的死，成为民国初年最大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次刺杀案。

碍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幕后黑手一直未能揪出来，让宋教仁的死成为一桩历史悬案，也让他的死，成为民国初年最大的遗憾！

宋教仁是近代革命先驱者之一，和好友黄兴一起组建了华兴会，秘密从事反清革命，可惜华兴会以及之后的同盟会多次起义失败，不仅损失了大量革命骨干，让革命势力彻底跌落到了谷底。

此后，革命党人不得不依托于人数众多的会党进行革命。

可惜会党来源复杂，加上多次贸然起义，反而暴露了革命活动，因而一些团体打算在新军里发展革命分子，比如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

青年时期的宋教仁

相对于会党，湖北新军大多有纪律性，也很好组织，趁着湖北新军去镇压四川保路运动期间，文学社代表蒋翊武和共进会代表刘公商议起义。

虽说事情暴露，几位领导都不在，但星星之火，已经点燃。

1911年10月10日，新军工程第八营班长熊秉坤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湖广总督瑞澂不战而逃，起义军顺利掌握了武昌，并推举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的大都督。

武昌起义成功，宋教仁这样的老牌革命党人是既兴奋又尴尬的。

兴奋就不用说了，尴尬的自然是这场起义并非他们这些老牌革命党人领导的，甚至可以这么说，这场革命本身和他们是没有关系的。

但他们毕竟经历这么多年革命，意识到如果能够利用和领导湖北的革命新军，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就可以把革命推向梦寐以求的共和革命。

武昌起义

就在老牌革命党人琢磨如何参与和领导的时候，黎元洪伸来了橄榄枝。

虽说武昌光复，但各地依旧处于清廷的统治下，想要扩大革命成果，必须利用老牌革命党人的威望和号召力，如今黄兴和宋教仁正在国内，是最好的结盟对象。

对于黎元洪的邀请，黄兴和宋教仁这对好友，却有了不同的想法。

黄兴一贯主张武力反清，自然认为立即赶到武昌去，利用自己多年的起义影响力，去武昌指挥，只要打赢袁世凯，就可以顺利掌握湖北新军的领导权。

但宋教仁却看得很透彻，黎元洪岂会拱手送出湖北新军的领导权，黄兴孤身一人去武昌，就是一个工具人罢了，不如去南京。

黎元洪

虽说南京现在还没有光复，但有了武昌的带头，各省革命者很快就会行动，在革命的风暴下，掌握兵权的各省实权派也会趁这个机会倒向革命，成为新的军政府都督。

当然，他们并非真的要革命，只是想浑水摸鱼争权夺利罢了。

如今革命党人错过了武昌的首义，但不能在错过这场革命风暴了，毕竟东南一带自洋务运动后，诞生了一批实业家，加上东南自古以来的富庶，有钱有势的士绅对于参政的渴望，早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暴露无遗。

而在清廷搞皇族内阁愚弄大众之际，他们早已对清廷失望透顶，现在武昌起义后，他们必然会全力支持东南地区闹革命，只要革命势起，南京作为东南的核心城市，是朱元璋定都的地方，更是太平天国旧都，其地位和影响力，必然远超武昌。

黄兴

更为重要一点的是，一旦革命势起，这帮东南士绅也会谋求南京作为未来都城的可能，而在各方利益的趋势下，老牌革命党人是他们最好的前台，这是东南士绅的诉求也是老牌革命党人掌握领导权的机会。

从当时情况来看，在老牌革命党人失去先手，且无权无兵更无权的情况下，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道路。

但黄兴却坚持认为，只要打赢北洋新军，就能掌握军权，宋教仁无奈，只能先行去武昌看看局势。

1911年10月28日，宋教仁一行人来到了汉口，尽管黎元洪对黄兴的到来深表欢迎，但一听黄兴要出任总指挥的时候，黎元洪沉默不语，事后仅仅给他一个战时总司令的名头让他去前线。

战时战时，过了战时，什么都没有。

虽然初次较量失败，但黄兴还是带着新军奔赴前线，至于宋教仁，他对于军事不是很懂，只能留在后方。

在后方，他也没闲着，而是捉摸着日后民国的未来。

如今南弱北强，武力方面南方其实并不占优的，加上南方这边并不是铁板一块，势必要和北方和谈，和谈成功，虽说民国得以建立，但这个民国只是批了一层皮罢了，内核还是清王朝的官僚，老牌革命党人即便进入权力中心也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傀儡罢了，如何在革命党人无权无钱的情况下，能够占据主动权呢？思来想去，宋教仁想到了亿万的黎民百姓。

对于晚清百姓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普通起义

对于黎民百姓来说，革命就和之前的改朝换代一样，只是换了一个国号和掌权人而已，他们依旧和之前一样，该生活生活，该交税交税，实权派可以一夜成为总督，他们却不行，甚至也不可能一夜成为官员。

但如果能够一夜之间被选举成议员，然后进入国会，就可以利用国会赋予的权力进行参政议政，从而改变他们现在的地位。

只是想要成为议员，就得真正落实选举权，一人一票，人人参与，只有这样，民国才是百姓的民国而非旧官僚的民国。

黎民百姓需要他们的舞台，而没有枪杆子的老牌革命当然也需要民众的力量来制衡这些掌握枪杆子的旧官僚们。

只是从旧官僚手上直接夺权，未免有些不现实，好在湖北也有官绅立宪派，也想在这次革命风暴中，分享一下黎元洪的权力。

尽管他们没有黎元洪的那样有兵权，但有钱有地位更有影响力，完全可以拉来合作，宋教仁表面和他们结盟以限制黎元洪权力，实则将底层百姓也纳入进来。

基于这一点，宋教仁等人在大后方，出台了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宪法，即《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

审定《鄂州临时约法草案》

这部临时约法里的第一章就是“人民”，并且明确规定了百姓的基本权力以及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后又选举的民众组成议会，而后宋教仁又特别突出了议会的地位，提升了议会的权力。

宋教仁亲自起草和主导，除了率先打出共和立宪的旗号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将其视为未来民国宪法的蓝本。

完成《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后，宋教仁直接前往东南，毕竟这里将会影响未来的局势。

至于黎元洪，对于《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很是不喜欢，毕竟是限制自己权力的，而为了绕开这部临时约法的推行，趁着黄兴上前线，他给各省都督发电，让他们来武昌，为未来“建国”做准备。

黎元洪认为，自己有兵，约法和国会并不是很在意，毕竟还是靠枪杆子说话的，现在，他就要用这个枪杆子，让他的湖北军政府成为“临时中央政府”。

尽管自己和各省都督表面是平等的，但一来湖北是首义之地，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二来大家还有北洋新军这个对手，需要抱团，竖起一个大旗来，所以黎元洪一个电报，各省都督都派代表来了。

武昌起义后形势

各省都督一来，黎元洪直接召开代表会，绕过《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通过了一部准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既然是黎元洪等人主导，自然不会别人干预自己的权力。

根据《组织大纲》规定，未来民国只有一个参议院的国会，而目前代替参议院行使权力的是由各省都督代表组成的代表会，暂称准国会。

这么一来，目前国会成员都是各省都督代表，并非民众选举出来的，本来让民众行使国会权力的议会，彻底沦为各省都督的角力场，而后由准国会选取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在选举各部部长组成内阁。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地方实力派即便成为革命派，玩的还是老一套，权力永远都在自己手上，百姓不可能也不能登上政治舞台，不仅不允许他们出现，更要严防死守，玩一手偷梁换柱，让地方实力派来“代表”广大百姓。

因而《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黎元洪通过这部宪法难道是让自己当大总统？不，他想当，其他人还不乐意，其实这部宪法就是为拉拢袁世凯而准备的，毕竟袁世凯实力如何他们一清二楚，打又打不过，只能用临时大总统的位置来换取袁世凯对民国的支持。

就在黎元洪开会期间，东南独立风暴也迅速燃起，上海新军在光复会李燮和的带领下革命，而另一边，陈其美依靠青帮同时起事。

陈其美

11月4日，上海成功光复，至于上海都督人选，陈其美靠帮派恐吓，成功坐上了上海都督的宝座。

陈其美长期追随孙中山，算是老牌革命党人第一次登上辛亥革命的舞台。

随着上海光复，南京也在12月初得以光复，宋教仁担任政务厅厅长，至于黄兴，此前苦战不利，也来到了上海。

如今东南的局势已经如宋教仁所料，东南成为革命中心，而黎元洪只剩下一个武昌，各地督抚也对黎元洪失去信心，将准国会移到了南京，宋教仁还想趁这个机会让黄兴担任临时大总统，但各省代表认为，临时大总统只能交给袁世凯，黄兴最多只能担任大元帅。

尽管黄兴未能如愿成为临时大总统，但至少可以行使临时大总统权力。

对于宋教仁的一番运作，不仅黎元洪不满，连光复会章太炎这边也直接跳了出来，准国会无奈，又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但黎元洪又怕去了南京沦为傀儡，就让委托黄兴全权负责，实际上，还是黄兴主政。

宋教仁

至此，通过宋教仁的准确判断和谋划，革命中心顺利来到了南京，老牌革命党进入舞台中央，黄兴执掌临时政府大权，但就在这个时候，黄兴得知孙中山要回国了，当即表示让位，将大元帅位置留给孙中山。

虽经宋教仁苦劝，但黄兴却坚持让位，让宋教仁倍感失望和无奈。

一直以来，宋教仁都希望黄兴能够出头，担任临时大总统，在他眼里，只有黄兴，才能让未来民国实行内阁制。

为什么要实行内阁制？

按照宋教仁的想法，未来民国要行使政党政治，各个政党都要公开竞选国会的席位，只有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首脑才能出任内阁总理，然后由他在本党内部挑选人员组成内阁。

很显然，宋教仁要搞的是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才是政府首脑，大总统只是虚君而已。

这么一看，宋教仁岂不是自己要当内阁总理？所有一切都是为自己谋划？甚至要撇开同盟会？

这实际上是对宋教仁的误解。

1905年，前排左一黄兴、左四为宋教仁

如今革命兴起，各省都督和地方实力派将会占据未来民国高位，别看都是民国的官，本质上还是旧官僚，依旧把持大权。

百姓们想要在民国进入行政渠道非常难，更别说进入权力中心了。

虽然人人不能当都督甚至总统，但人人可以自由组党，甚至换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党派。

而通过政党竞选的内阁制，其实就是替百姓撕开一到政治上的口子，让大家知道，普通百姓也是可以通过政党政治进行政治权利的，然后以此为根基，不断扩大，最终挤掉旧官僚，实现全民政治。

而恰好，孙中山学习的是美国的总统制，由大总统自己组阁，必然不会多出一个内阁总理来干预自己。

尽管总统制同样是选举，但现在没有这样的条件，各省实力派选出大总统，然后由大总统组成内阁，一圈下来，还是原先那批人，根本没有变化。

况且，各省都督已经将大总统位置留给袁世凯了，袁世凯未来如何，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万一袁世凯还是照旧，那么就可以将同盟会已经改组为的政党通过政党竞选而非以前的革命手段来制衡袁世凯势力。

这是为何宋教仁希望先让黄兴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原因，即便黄兴日后要让位，但至少已经让内阁制固定下来，有了先例在。

除此之外，宋教仁还打算改组同盟会，同盟会此前虽然是革命党，但都是搞暴动和暗杀等活动，这和未来的政党竞选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有将同盟会进行改组为政党，这样才有合法的地位参与未来的国会选举。

这是这一切，都随着黄兴的主动让位而化为泡影，但宋教仁不肯放弃，他打算还要试试。

12月25日，孙中山到达上海码头，现场欢迎的人人山人海，但宋教仁没有出现，但宋教仁毕竟是同盟会的元老，不会学章太炎那样彻底脱离同盟会，因而在其他人的劝说下，还是来上海见孙中山。

孙中山

在同盟会的内部会议上，宋教仁和孙中山果然因内阁制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孙中山认为，现在需要集中力量，为革命考虑，而宋教仁则认为“内阁不善，可以更迭；总统不善，罢免则很困难”。

两个人固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甚至好友黄兴都劝他来服从大局，气的宋教仁直接返回南京。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前往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而后果然参照了总统制，没有设立总理，直接组阁，在组阁会议上，宋教仁为了内阁制又一次做了努力，即内阁成员全部使用革命党人而非旧官僚，但孙中山出于现实考虑，还是用了旧官僚和旧的立宪派。

尽管宋教仁为政党政治而奔走，但前前后后已经得罪太多人了，宋教仁内务总长的提议直接遭到准国会的否决，最终仅仅担任了总统府法制院院长而已。

宋教仁会放弃吗？显然他不会放弃。

只是黄兴已经服从大局了，他还能考虑谁呢？他想到了一个人，就是最先得罪的黎元洪。

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就立即扩充了兵力，将清末新军扩为12个师另16个混成旅，约计22万人，加上其他部队，约有30万人马。

此时兼任湖北都督的黎元洪麾下有8个镇，总兵力约近9万人，至于同盟会改组后的国民党，兵力则稍逊一筹，可以说清帝退位后，天下呈三足鼎立的政局。

在这种背景下，宋教仁除了孙中山和袁世凯之外，他还可以选择黎元洪，让黎元洪担任正式的大总统。

至于黎元洪，则因为在1912年8月和袁世凯联手杀害张振武，而和革命党势力的关系急剧恶化。

张振武

8月21日，戴季陶直接在《民权报》呼吁武力解决刺张案，随后湖北的一批革命党人准备出动暴动队为张振武报仇，意图推翻黎元洪。

在这个时候，宋教仁在自己主持的《民立报》立即发文痛批：

今日之时局诚堪再生莫大之扰乱耶?再生莫大之扰乱，中国能不亡耶?是故贼天下者，必武力解决之一言也

反对武力推翻黎元洪，要求用法律解决，实际上，就是支持黎元洪继续掌控湖北。

而黎元洪对宋教仁的表态也非常满意，10月，邀请宋教仁前往武汉，这是张振武被害后，黎元洪和革命党领袖第一次官方的会晤，当然也是唯一的一次。

在武汉期间，双方进行了一番密谈，之后则在黎元洪的批准下，宋教仁在黎元洪的官邸发表演说，阐述了自己的政见。

而除了宋教仁，此前和同盟会不对付的光复会，也是支持黎元洪的，甚至远在宋教仁之前。

还记得前面说的，光复会反对黄兴担任大元帅吗？这算是光复会对黎元洪的第一次支持。

而在南北议和的时候，双方围绕定都争执不下的时候，黎元洪要求定都武汉，得到章太炎等光复会的支持。

等民国建立后，光复会和同盟会一样进行了改组，章太炎和张謇合并组建了统一党。

统一党是拥黎反袁，宋教仁也是拥黎反袁，双方不谋而合。

只是这么一来，就彻底触犯了袁世凯的底线。

时间来到开头的选举，这次选举的结果其实是根据学者李剑农在《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里列出来的，两院总数的870席中：

国民党占据392席；

共和党175席；

统一党24席；

民主党24席；

跨党者185席；

无党派70席；

国民党是宋教仁于1912年8月25日组建的，并且担任代理理事长。

从组建到选举，仅仅花了四个月时间，就赢得了第一次大选，如此匆忙的改组，离不开宋教仁的精心组织，甚至对各省中间派的拉拢，甚至在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利用各省公款进行宣传，彻底体现了宋教仁的强大组织能力。

要知道，民国初年，通讯还是很落后的，如果这些议员不认可他，断然不会选择国民党。

撇开宋教仁为主的国民党，共和党的理事长是黎元洪，统一党就是光复会章太炎等人，民主党是梁启超等人，立场是袁世凯这边，剩下的也大都是袁世凯支持者。

这么一来，反袁势力居然占到了68%，而串联他们的就是宋教仁，而由他出头，势必让正式大总统的选举会出现重大的变数。

此时的宋教仁可不单单是一个政治人物，而是沟通国民党、光复和湖北新军的桥梁，国民党这边，唯有宋教仁可能让这三个势力重新团结起来。

虽说袁世凯真到了北京也未必斗得过袁世凯，但至少在法理上有了和袁世凯碰撞的机会，只要还有国会，就可以进行明面上的斗争，这是袁世凯所不允许的。

眼下只要除掉他，就彻底掐死了南方革命党团结的最后希望，稳固北洋系的优势，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因而大部分人认为，袁世凯就是幕后的黑手，只是到底是不是袁世凯下的令，至今依旧没有结论。

宋教仁书法

随着宋教仁一死，其改组的早期国民党群龙无首，很快就被二次革命冲散了，剩下的一部分还被袁世凯趁机收编，至此，民国再无和北洋集团对抗的势力。

如果宋教仁不死，民国会怎么样不好说，毕竟宋教仁不死在上海也可能死在北京，手握兵马的袁世凯注定不会主动交出权力，各地军阀也不会乖乖听话的。

但他不死，历史可能更加温和一点。

但他一死，直接将民国推向了动荡和武力的深渊，无论谁是背后黑手，但他的死已经突破了民国党争的底线，毕竟宪政的最基本原则就是愿赌服输，玩肉体消灭，算是政治上最龌龊至极的事情。

参考资料：

吴相湘：《宋教仁传：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东方出版社出版.2014

宋教仁：《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

李小文：《黎元洪与民初政坛的南北政争》.2000

黄治军：《晚清最后十八年：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花城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