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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帮助蒙古人民党夺取政权并将自身影响力成功伸入外蒙古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确保执政的蒙古人民党政治上绝对地倾向苏俄，因为只有确保库伦在政治上忠诚于莫斯科，苏俄才能通过掌权的蒙古人民党，有效地实施和完成对外蒙古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和目标。

苏俄在蒙古人民党夺取政权过程中，实施了团结所有“爱国者”的所谓“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蒙古临时政府进驻库伦之后为减少施政压力，莫斯科力主蒙古人民党吸纳宗教神权阶层和封建主的代表以组建“联合政府”，蒙古人民党政权稳固之后莫斯科便开始改变这些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此外，蒙古人民党内部在苏俄以何种方式援助蒙古、是否请求苏俄出兵等问题上意见不一，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同苏俄产生了系列分歧和矛盾，可以说蒙古人民党从成立伊始就存在着强烈的“自主意识”，而莫斯科方面一开始也对蒙古人民党人的政治“纯洁性”持怀疑态度。

因此，20年代苏联对外蒙古政策主题即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对蒙古党和政府强烈的政治干预，双方的“政治博弈”持续了整个20年代，直至1928年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的召开和“农村派”的全面掌权，苏联方才确立了其在外蒙古占绝对优势地位的政治影响力。

苏俄在帮助蒙古人民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双方并非“亲密无间”，而是一开始即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莫斯科本质上对于蒙古人民党队伍持“不完全信任”的态度。

外蒙古地下革命运动的产生源于对中国驻军和蒙古自治政府的不满，不可否认十月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苏俄在很大程度上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9年苏赫巴托和乔巴山在库伦秘密成立革命小组前后，苏俄在西伯利亚地区尚未站稳脚跟，1920年初，红军在西伯利亚地区胜利进军，并在同外蒙古接壤的地区确立了苏维埃制度，此时，库伦的两个秘密小组，向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请求援助的兴趣方才明显增长。

1920年5月，秘密小组同布尔什维克特使们进行了首次正式接触，在苏俄的助推下库伦的两个革命小组联合成立了统一的组织——蒙古人民党，并决定派遣代表团秘密前往苏俄。

1920年8月，蒙古人民党代表团从库伦秘密抵达苏俄，蒙古人民党代表团此行目的是为了同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和苏维埃政府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在恢复外蒙古自治中从苏俄获得外交、经济、武器和军事教官等方面的援助。

与此同时，代表团还携带了盖有哲布尊丹巴八世印章的信件，以示代表团的正式地位。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彼时没有任何全权处置同蒙古人民党人的有关问题，虽同代表团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更多的是探听代表团的“底细”和主张，并未给与代表团以任何实质性的“承诺”。

苏俄方面的这种态度显然不能使蒙古代表们满意，蒙古代表团被迫进行选择，要么空手返回蒙古，要么继续进一步了解布尔什维克对外蒙古的政策以寻求获得援助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蒙古代表团内部陷入激烈的争吵之中，分裂成了激进和保守两个对立的派别，“蒙古代表团成员之间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避免彼此相互接触”，代表团中的激进成员则“积极活动以从根本上改变布尔什维克对蒙古地区局势的态度”。

对此，8月17日，加蓬在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中提到，外蒙古代表团代表了外蒙古的三个群体，即在群众中有广泛基础的左派的人民革命团体、高级僧侣和封建王公的代表、底层官员和商人的代表。

代表团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是承认并恢复外蒙古自治，并且为实现自治而致力于希望得到苏俄的援助。

加蓬随后在给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的报告中对蒙古代表团成员做了进一步的政治鉴定，在加蓬看来蒙古代表团虽由7人组成，但却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思想：

代表高层封建主和僧侣的2名代表、代表外蒙古中下级官僚和商人的2名代表、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阶层即人民党的3名代表。

实际上，蒙古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均是蒙古人民党成员，只不过各自的主张和代表阶层的利益不同，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显然采用了阶级的划分方法，而更倾向于蒙古代表团中激进的所谓代表蒙古群众的“革命小组代表”。

基于上述判断，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于蒙古代表团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即一方面在同整个代表团举行会谈的同时，单独同代表团中所谓的“人民党小组”进行接触，进一步了解人民党的内部情况和成员的各自主张，另一方面，对于蒙古代表团的后续行动也作了“刻意”安排。

1920年初，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成立了蒙古西藏处，8月19日，蒙古西藏处单独同人民党小组举行了会谈，从会谈纪录看，双方都非常“坦诚”，贡恰罗夫（蒙古西藏处参与会谈的工作人员)开门见山地提出“今天我们想谈下同人民党合作的问题”，而“人民党小组”代表则毫不隐瞒地表示“党现在没有任何正式完备的东西，准确的说蒙古人民党的思想体系也尚未定型。蒙古人民党急需在这些方面有经验的党务工作人员。

8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方面同整个代表团再次举行了会谈，会谈中加蓬再次提出了关于苏俄军队介入的问题，加蓬询问“代表团是否考虑过，凭借自己的内部力量就足够，或者需要苏俄的援助？”。

与19日会谈中“人民党小组”代表“希望以俄国军队的形式”的回答不同，蒙古代表团表示“代表团中没有关于（苏俄)人员援助必要性的意见，只需要（苏俄提供）指导员和武器。”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方面通过与整个代表团和“人民党小组”的分别接触，对自身所“关心的问题”得到了明确的答案。而伊尔库茨克会谈之后，蒙古西藏处单独安排其所“认可的”人民党小组成员苏赫巴托和乔巴山，留在第5军进行军政业务方面的培训，显然这种安排不是“偶然”的。

总之，1920年8月的伊尔库茨克会谈，并不具有正式的性质，更多的是革命者之间的秘密接触和会谈，苏俄方面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摸清了蒙古人民党人的“底细”，通过上述梳理可以明显看出苏俄对蒙古人民党队伍是不完全信任的，而蒙古人民党代表团内部对是否需要苏俄军队“直接援助”问题的不同态度，也表明了蒙古人民党内部从开始即存在着强烈的“自主意识”。

虽然彼时苏俄对于蒙古人民党队伍不完全信任，苏俄方面还是决定在外蒙古实施团结所有“爱国者”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减少反对的力量，进而尽快实现帮助蒙古人民党掌握政权并将自身影响力伸入外蒙古的目标。

1920年10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蒙古人民党应当利用封建神权阶层来增强自身的影响，同时扩大人民党在外蒙古的社会基础。

目前，蒙古人民党的组织还未强大并且还未从“可疑分子”中解放出来，在蒙古人民党中直接鼓动宣传反对封建主阶层和喇嘛阶层是危险的。

舒米亚茨基所提到的“可疑分子”，显然是指蒙古人民党队伍中的“异己分子”，这也是蒙古人民党在掌握政权之后进行多次“清党”的根源所在。

在舒米亚茨基看来，为夺取政权，蒙古人民党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团结同时增强自身的力量，其主张的本质即是在外蒙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1920年12月21日，蒙古西藏处正式批准了关于“在蒙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

1921年，舒米亚茨基在给列宁的一份关于蒙古问题的政治报告中，阐述了此种“统一战线”的部分内容，舒米亚茨基指出，目前，“我们”建议蒙古人民党人实施民族革命运动的路线。同时，建议蒙古人民党人“暂时不要招惹和触犯作为世俗统治者和神的哲布尊丹巴八世”，而是致力于将其转变成为没有军权和财政权等权力的“立宪君主”，因为在蒙古男性居民中僧侣（喇嘛）的比例占到44.4%，他们狂热地信仰活佛，整个宗教僧侣界都站在活佛一方。

事实上，外蒙古后来的政治走向与舒米亚茨基的“建议”基本吻合——哲布尊丹巴八世作为立宪君主被保留下来直至哲布尊丹巴八世去世。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民族统一战线”不过是苏俄在政治上所实施的“权宜之计”，苏俄对蒙古人民党队伍的不信任态度并未改变，而且随着外蒙古局势的发展，苏俄同蒙古人民党人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显现出来。

1921年3月18日，蒙古人民军在苏俄方面的有力支持下攻占了中国军队在外蒙古最后的军事据点——库伦买卖城，在蒙古临时政府入城后，买卖城内突发大火，于是蒙古人民党人决定将买卖城内的大量商品，运往远东共和国境内的特罗伊茨萨夫斯克进行出售，以换取必要的物资，在商品运出买卖城时，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外贸易部门派驻的代表已经收取了关税，然而当这些商品运至特罗伊茨萨夫斯克时，远东共和国海关机构再次要求蒙古人支付中转运输的关税。

这引起了蒙古人民党人的极为不满，但远东共和国不仅对蒙古人的不满不予回应，反而将蒙古人的商品仓库进行了查封并且派遣军事人员将仓库看管起来。

5月8日，怒不可遏的蒙古人民党人将此事告知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并请求苏俄方面“采取严格的措施来制止这种可恶的行为”，舒米亚茨基获悉后在给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的报告中指出“缓冲政权（指远东共和国）无论如何都不应当收取关税，我们对外贸易部在买卖城的工作人员，已经收取了那些由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支配的商品，缓冲政府所做的这种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是愚蠢的和不知分寸的”。

5月12日，斯米尔诺夫致电远东共和国政府，要求远东共和国方面停止针对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商品的“非法行动”，因为“这些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并且将会引起蒙古方面严重的不满”。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的激烈言辞中可以看出，毫无疑问，此事对苏俄在蒙古人民党人中的“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

除此之外，苏俄同蒙古人民党人在同恩琴匪军作战时也发生了分歧。

恩琴白卫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当地蒙古人组成的，与称呼蒙古人民党人为“红色蒙古人”相对应，这些人被苏俄方面称为“白色蒙古人”。

苏蒙联军远征库伦之际，蒙古人民党人中的某些成员表现出了“动摇”，部分蒙古人民党领导人（原王公和喇嘛出身)把反对中国的斗争（占领买卖城等）看成是与自己休戚与共的事情，而把“反对恩琴的战争看成是苏俄和共产国际强加给他们的事情”。

在这些蒙古人民党领导人看来，同恩琴白卫军作战实际意味着“红色蒙古人”和“白色蒙古人”之间的内战。

为此，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斯基在给列宁的信中写道“近来（蒙古人民党人)在同“白色蒙古人”作战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主张要我方部队先表现出积极性，然后给予他们支持。这意味着，蒙古人民党企图回避同白匪的斗争，把其重心转向没有任何威胁和军事力量的中国残余军队”。

显然，此事加深了苏俄方面对于蒙古人民党队伍的“不完全信任”。

1921年7月，蒙古人民党在库伦执掌政权，可以说在苏俄的帮助下，蒙古人民党从“革命党”转变成为了“执政党”。与此同时，苏俄也开始在政治上改变对外蒙古的“权宜之计”，直面同蒙古人民党人之间存在的问题，所采取的具体策略即是扶持蒙古青年团以改组蒙古人民党。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蒙古上层精英利用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国南方乱局之机，提出了“旨在争取将讲蒙古语的全体部落统一的宗教政治运动”的泛蒙古主义思想，并把这种思想作为为蒙古国家和主权而斗争的有效武器。

谢苗诺夫也曾利用过这种思想，苏俄红军尚未在西伯利亚占据优势的情况下，1919年春天，谢苗诺夫召开了旨在联合外贝加尔地区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呼伦贝尔蒙古人以及外蒙古人以建立“大蒙古国”的大会，此次大会上只有来自布里亚特和巴尔噶的全权代表，外蒙古方面虽没有全权代表参加，但也派人以观察员的身份进行了参与。

此次大会虽“无果而终”，但其影响是深远，即大会将存在已久的“泛蒙古主义思想”或是“大蒙古国思想”的暗流正式提出，并形成一种思潮在布里亚特、外蒙古、呼伦贝尔以及图瓦等有着同种族源的蒙古人聚集区广为传播。

蒙古地下革命者同样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这也是在夺取政权过程中蒙古人民党人同苏俄人产生系列分歧以及蒙古人民党内部开始即存在“亲苏”和“非苏”派别的重要原因。

除了深受“泛蒙古主义思想”的影响之外，对中国方面在外蒙古“作为”和蒙古自治政府政策的不满，也是外蒙古地下革命运动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因如此，可以说蒙古人民党人有其“先天性”或是“本土性”的内在“基因”。

而实际上，1920年初布尔什维克方才同库伦的地下革命小组进行了实际接触并促成了蒙古人民代表团秘密访问苏俄。1920年夏，秘密前往苏俄的蒙古人民党“七人代表团”成员情况分别为：

丹赞，平民出身，曾在蒙古自治政府时期的森林警卫部队中供职。

鲍道，喇嘛，同时是一名教师。

道格索木，系蒙古自治时期的财政部官员。

劳索勒，喇嘛。

苏赫巴托，退役士兵和排字工人。

查格达尔扎布，喇嘛，同时是一名商人。

乔巴山，以前伊尔库茨克中学的学生。

这七人是苏俄方面所正式接触的最早也是最核心的蒙古人民党成员，事实上这七人都在蒙古新政权中担任要职。

可以看出，“七人代表团”中有三名喇嘛，两人曾在自治政府中供职，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加蓬8月17日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将代表团分成了三种类型，并直言真正代表蒙古群众的是所谓的“人民党小组”代表，同样也更容易理解蒙古西藏处只将苏赫巴托和乔巴山二人留在第5军受训的“用心所在”了。

凡此种种均可以说明在苏俄人看来，此时的蒙古人民党是无法值得“完全信任”的。

另外，这七人的最终结局或许能为苏俄此时的态度提供一个很好的注解：

1922年，鲍道在总理任上被逮捕枪杀，1923年，苏赫巴托病逝，1924年，时任蒙古人民党中央主席和军队总司令的丹赞被逮捕枪毙，1939年，时任蒙古人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蒙古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主席的道格索木和时任蒙古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副主席的劳索木被逮捕镇压，只有乔巴山成为集蒙古党政军权力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并于1952年在莫斯科病逝。

也就是说蒙古人民党早期的创立者，只有苏赫巴托和乔巴山得以“善终”，显然，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历史的“巧合”，而是与苏俄对相关人员的“不完全信任”有着密切的关系。

随着针对外蒙古的所有军事行动基本结束，苏俄在外蒙古保持了实际的军事存在，伴随着蒙古人民党人的掌权，苏俄也成功地将自身的影响力“伸入”外蒙古。

而如何将苏俄的影响力真正“深入”外蒙古，是苏俄领导人此刻考虑的重要课题。

为此，必须要加强苏俄在蒙古的“政治经济工作”，以防止“中国人再次进入蒙古”，进而若要顺利实施并完成苏俄对外蒙古的各项经济政策，前提是首先确保苏俄在外蒙古的政治影响力“巩固且可靠”。

因此，在成功“进入”外蒙古之后，莫斯科的首要任务和目标是确立其在外蒙古“稳固且可靠的”政治影响力，而该任务和目标的核心即是确保莫斯科对蒙古人民党的绝对“影响力”和“控制力”。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莫斯科采取的首要措施即是决定扶持蒙古青年团以改组蒙古人民党。

1921年8月，也就是蒙古人民党在库伦组建新政府不足一月的时间，莫斯科即支持蒙古人民党内的“左派”激进人员成立了蒙古青年团，第一批领导人为乔巴山、扎丹巴、布雅乃迈赫等人。

需要指出的是青年团的很多领导人，同时也是蒙古人民党中央领导层的成员，同时青年共产国际派斯塔尔科夫作为青年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具体“指导”蒙古青年团的工作。

蒙古青年团从成立伊始就同蒙古人民党之间存在着分歧，蒙古人民党的部分领导人认为，青年团应当以人民党“助手”和“接班人”的“身份”存在，必须要完全服从于蒙古人民党的领导。而青年团的领导层则认为，青年团主要由年轻人来组成，具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性，应当独立于蒙古人民党之外。

事实上，蒙古青年团的具体“属性”如何，完全取决于位于莫斯科的态度，这点从俄国很多档案文献中均可以看出。

1921年10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对蒙古青年团的“属性”做出了明确定位，蒙古青年团必须独立于蒙古政府之外，并且只同蒙古人民党保持“事务性”的联系，青年团成员不应当加入政府机构，否则的话会“转变成人民党的普通附属品”。

舒米亚茨基指出，在当前蒙古人民党己经处于“右倾”的客观条件下，蒙古青年团应当保证自身“激进的本质”，同时，为了深化蒙古的革命运动，需要将蒙古青年团独立于蒙古政府之外。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也提到：

“蒙古青年团应当在蒙古的社会生活中占据最左的位置。青年团应当是作为促进政府政策向左的推动力量。”

1922年6月，斯塔尔科夫论及自己在蒙古青年团问题上的立场时同样指出：

“青年团必须要完全组建成为真正的不同于蒙古人民党的民主革命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完全转变蒙古人民党的方向，青年团应当成为蒙古所有劳动牧民青年的组织。”

1922年7月，蒙古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决议中指出“青年团在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工作任务方面，同人民党享有平等的权力”。

1923年7月召开的蒙古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样决定，青年团“无论在政治关系还是在组织关系上，均保持同人民党的完全独立”。

显然，莫斯科此时是将蒙古青年团作为一个几乎完全独立于蒙古人民党而存在的左倾政治组织来培养，蒙古青年团的主要职能是用于支持蒙古人民党内左倾派别和推动蒙古政府实施左倾政策。

实际上，1922-1924年间外蒙古政治生活的主要图景即是青年共产国际直接支持下的蒙古青年团作为一支激进的政治力量，对蒙古人民党党内斗争的积极参与，其直接结果是促使蒙古人民党高层完成了首次剧烈的人事更迭，莫斯科借此也实现了对蒙古人民党中央的首次改组尝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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