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在部队赶上了提干的末班车，正在探亲时，舅妈领着表妹到了家里，说要把表妹许配给我。
母亲的首肯，吓得我连夜翻墙逃到了战友家，第二天便回了连队。最后，我和表妹都找到了各自的人生幸福，如今再见面，谈起此事既觉得好笑又温馨。
我叫蒋正伟，1958年出生在成都周边的一个农村家庭。
也不知道父母是怎么想的，我们三兄弟的名字，排下来就是“伟光正”，蒋正伟、蒋正光、蒋正正。
还好我是老大，不是老三，不然就那个名字不得被笑死。
老三后来懂事后，跟父母埋怨，这名太难听了，想要改名，但父母最终没同意。
我妈信誓旦旦地说，这名可是花了5毛钱，请别人起的，可不能轻易改动。
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得益于成都平原的土地肥沃与水利方便，虽然家里有三个男孩，两个女孩，但父母还是将我们都拉扯大了。
1976年冬天，征兵的通知到了公社，所有的小伙都乌泱泱去报了名。
我也毫不犹豫去报了名，母亲很是不舍，但父亲相当支持。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少不入川老不离蜀，年轻时不要图安逸，就要出去闯一闯。
他的鼓励也让我坚定了参军的决心，经过了两轮的体检、政审、家访等程序，我成功当上了兵。
当我穿着领到的军装美滋滋地回家后，弟弟妹妹们都很羡慕。
两个弟弟也想着以后也要当兵，当然幺弟最后得偿所愿，不过这是以后的故事了。
1976年12月23日，全家人送我去了公社。从这里我们出发到县里集合，最后乘车去成都火车站，然后转乘闷罐车，一路向南出发抵达了昆明。
一晃三年多时间而过，当我于1980年4月份到家时，此时距离我离家已经将近四年了。
母亲一看到我就哭了，特别是最近一年，她一直提心吊胆，生怕我有个意外。
父亲没有说什么问候的话，只是用赞许的眼神看着我。我也挺直了胸膛，这几年当兵，我自认为干得不差。
等到下午，弟弟妹妹们放学回来后，家里更是热闹。
我给两个弟弟一人带了一个子弹壳做的哨子，两个妹妹则是带有少数民族风情的围巾，这下可把两个傻小子乐开了花。
两个妹妹已经是大姑娘了，大妹都20岁了，但她们摩挲着围巾爱不释手，甜甜地说道：“谢谢大哥。”
晚饭很丰盛，母亲专门杀了一只鸡，炖了鸡汤，红烧鸡块，炒了鸡杂，这也算是“一鸡三吃”了。
饭桌上，弟弟妹妹们对我这几年我的军旅生涯很感兴趣，缠着我非要讲讲。
趁着酒劲，我也就聊起了自己当兵时的经历。
1976年底，我和战友抵达了昆明郊区的营房，在那里接受了两个半月的军事训练。
训练的强度很大，我们这批新兵有农民、工人、学生还有知青，刚开始大家都还不怎么适应部队的生活，每天被操练得叫苦连天。
这时候，适应快的人就很容易出挑，我就是其中之一。不但训练表现好，而且态度积极，班长和排长对我的印象很好。
新训结束，我被分到了二连的火炮排的“六零”班，主要操作迫击炮。
等到迫击炮操作纯熟，我也当上了副班长。1977年底我又被调入“六九”班，转头去搞69式火箭筒。
1978年底，南疆战场已经笼罩着战争的阴云。我们部队按照上级指令，全团开始向红河方向机动。
此时我虽然已经是班长，但也根本没上过战场，真正见过血，而全连像我这样的超过九成九。
说实话，当时的心里也有些慌张。但得知敌军在我们边境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时，大家又义愤填膺，誓要给敌军一点颜色，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从1979年2月17日凌晨，战斗打响，到3月14日撤回后方，整个战争持续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虽然我们取得了速胜，将那个所谓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打得满地找牙，但实际的伤亡还是挺大的。
我们连队牺牲1人，重伤4人，轻伤者众多，连我的背上也被弹片擦掉了一大块皮肉，好在没有大碍。
休整过后，我们又回到了部队驻地。此时上面已经下了通知，停止从战士中直接提干。
但这场战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基层军官严重缺失，指挥时难免出现混乱不清的情况。
所以军区也决定，各个师开设教导队，以连为单位推举优秀战士，到教导队参加培训。培训合格的学员，能够提干。
和其余没参战的部队不同，我们参战部队，一方面是给的名额多，另一方面则是主要根据战斗表现来评定，这样少了许多人情猫腻。
我很庆幸搭上了这趟末班车，1980年1月，我去师部教导队培训了两个月，于3月初回连队，后被顺利提干为排长。
理顺手头的事后，我便请了探亲假，这才有了这次的探亲之行。
父母听说我后背被挂掉了一层皮肉，十分紧张，连忙让我露出后背看看。
无奈，我拉起衣服，让家里人看背上的伤痕。
母亲庆幸道：“还好是在背上，平时也看不见，要是伤在了脸上，可就惨了，以后娶媳妇都困难。”
是啊！相比较许多战友成了残疾，更有人牺牲了性命，我的遭遇何其幸也！
此后几天，家里就跟过年一样，来人络绎不绝。
母亲很得意，有人来了，她就将我支到面前，听到别人夸我，她乐开了花。
我不厌其烦，甚至都想躲出去，去找战友玩两天。
但母亲却拉着我，说先不要走，待会家里有亲戚过来。
我心里纳闷，还会有什么亲戚来？这几天来的人太多了，连一些不常走动的远亲都来了。
母亲却卖起了关子，一直等到下午，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来人是我舅妈和表妹。
我这个舅舅并非亲舅，他和我母亲是一个太爷下面的孙辈。他爷爷是那一族的长房，而我母亲这一支是二房。
后来不断地开枝散叶，到了母亲这一辈，除了家中有大事走动一下之外，平时几乎也没啥交集。
舅妈来了，还带了她的女儿，也就是我表妹彩霞，大家都喊她“霞妹”。
我小时候上学前，曾在外公外婆家住了几年，和那边的表兄表弟们关系处得很好。
彩霞因为和我年纪相仿，能玩到一起，那时候我们的关系还是挺好的。
不过后来大了，我去外公外婆家的次数减少，我俩上中学也没在一个学校，来往也就淡了许多。
我上一次见她，还是在6年前，她爷爷办丧事时。
如今六年过去，霞妹已经出落成了大姑娘。
母亲热情地招呼母女俩，霞妹也略带羞怯地跟我打招呼。
我开玩笑道：“霞妹，几年没见，你都成大美女了啊！”
母亲轻轻打了我的头一下，“现在都大了，说话注点意。”
舅妈和母亲聊了一会儿，两人便到厨房做饭去了。
屋里就剩下我和彩霞两人，多年不见，我俩也有些尴尬，不知道谈些什么。
还是霞妹起了话头，问起我在部队这些年的经历，我也长舒了一口气，终于不再这般沉默下去了。
我跟霞妹聊得还是挺开心的，基本上都是我说她听。
她初中毕业后就在生产队种田，后来他们大队小学缺老师，霞妹就去当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
我们聊得热闹时，舅妈和母亲进来了，看到我们相谈正欢，两人对了对眼神。
吃饭时，看到霞妹有些羞怯，我有些纳闷，印象中的霞妹不是这样的啊？
我招呼两人吃菜，看到霞妹低着头吃饭，我热情地给她夹菜。
送走两人，我奇怪地问母亲，她们来是干嘛的？
母亲笑着说：“你这个傻小子，马上就要有媳妇了，高不高兴？”
我顿时反应了过来，“妈，你是说霞妹？”
“不是她，还能有谁？我和你舅妈都商量好了，你跟霞妹先订婚，等你下次回来再结婚。”
我蒙了，“妈，你这是乱点鸳鸯谱啊！我跟霞妹这算是近亲啊！近亲不能结婚你不知道吗？”
母亲白了我一眼，“啥近亲？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近亲结婚的危害。你们这哪算近亲？”
我狡辩道：“就算不是近亲，也算有血缘关系吧！这种结婚不好，更何况，我对霞妹没有男女之情啊！”
母亲不屑道：“那你跟人家聊得这么欢，吃饭时还给人家夹菜。”
我苦笑道：“人家那不是客人吗？我总不能把人晾在那里吧！”
母亲看我实在没那个意思，便劝道：“霞妹不错，教书也挺好，你舅舅舅妈，你也清楚，人都挺好。咱们两家本身就有点亲戚，知根知底，亲上加亲不更好嘛！反正我就认定了，霞妹当我的儿媳妇！”
晚上父亲一回来，母亲就跟他说了此事，没想到父亲也挺乐意。
两人盘算着，该找谁去当媒人，明天就去上门提亲。
我一听心里慌了，这两人现在满眼都是儿媳妇，都已经说到抱孙子的事了。
再在家待着，恐怕我还真得订婚了。
吃过晚饭后，我借口出去转转，留了张字条，便到了战友王洪亮家。
王洪亮跟我是同期战友，这次我们是一起探亲回来的。
看到我晚上登门，他有些好奇。待我跟他说了此事后，他乐得哈哈大笑，随即也说了类似的烦恼。
我俩决定去成都待两天，避避风头。
等到我从王洪亮那回家时，已经是三天后了。
看到母亲那一刻，我赔着笑脸，“妈，你没生气吧？我战友那边有点急事，我去帮帮忙，没跟你们说，但我留了字条的。”
母亲气得想要打我，随即又放下了手，“你当我们傻啊！算了，你不想娶霞妹就算了，但这一两年内必须把对象给我找好。你大妹都说的婆家了，你这个当哥不定下来，她也不好说。”
我点头如捣蒜，承诺一定会尽快找定对象，不让二老担心。
其实，我在部队一直跟一个初中女同学保持着联系，只不过当时并未表明心意。
如今，看这架势，我必须加快进度了。
回部队后，我给霞妹写了一封信，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并祝愿她找到如意郎君。
我也和女同学挑明了意思，其实她能跟我保持几年的联系，心中怎能没这层意思。我挑明后，她也很快就答应了。
1983年，我和妻子秀珍结婚了。结婚当天，霞妹和她丈夫也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幸福的样子，我十分欣慰，也期待自己和秀珍的美好未来。
如今，我和秀珍结婚已经40余年了，军嫂难当，前些年秀珍的牺牲很大。好在，她对我的事业很支持，我俩也一直坚持了过来。
而霞妹一家生活得也很幸福，母亲也庆幸当初没有硬逼着我答应，不然要是过不好，她也良心难安，如此这般，就是最好的结局。
素材/蒋正伟 撰文/老刘（本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部分细节有文学处理，请理性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