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死后袁世凯去职，清政府试图全面控制北洋军为何失败

世人皆知袁世凯在慈禧太后驾崩后以＂足疾＂为由辞官归乡，却鲜有人知在这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一场惊心动魄的军权争夺战正在上演。1908年末的北京城，摄政王载沣正摩拳擦掌，准备对这支由袁世凯一手打造的北洋六镇进行彻底改造。然而，就在朝廷认为只要挪动几个将领就能轻易掌控北洋军之时，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变故接踵而至：先是陆军部尚书铁良突遭罢免，继而是新任第六镇统制遭到暗杀，更令人惊诧的是，那些被朝廷寄予厚望的留日学生，竟暗藏着颠覆帝制的革命理想。这场看似必胜的收权之战，为何最终会演变成一场徒劳无功的闹剧？

一、朝廷决意收权

1908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北京城内钟鼓齐鸣，太和殿前炮声隆隆。这一天，执掌大清朝廷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驾崩了。就在慈禧太后驾崩前一日，光绪皇帝也已去世。一夜之间，大清朝廷的两位最高统治者相继离世，这让整个紫禁城陷入了一片混乱。

慈禧太后临终前，已经立下遗诏，由年仅三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是为宣统帝。同时，任命载沣为摄政王，代理朝政。载沣一朝得势，立即开始着手清除异己。在他眼中，袁世凯这个手握重兵的汉臣，无疑是最大的威胁。

要知道，当时的北洋六镇可不是一支普通的军队。这支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整个清朝最为现代化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完全掌握在袁世凯手中。除了第一镇和第五镇，其余四个镇的将领都是袁世凯的心腹，甚至连一个排长都要经过袁世凯的亲自任命。

载沣深知，要动袁世凯，就必须先控制住北洋军。于是，他开始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首先，他下令将北洋六镇从直隶总督府分离出来，直接归陆军部管辖。这样一来，袁世凯就失去了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

1908年12月，载沣又下了一道密旨，命令各省将军、都统严密监视袁世凯的一举一动。同时，他还派出心腹大臣，以整顿军纪为名，暗中调查北洋军中各级军官与袁世凯的关系。

袁世凯很快就察觉到了朝廷的这些动作。他深知，一旦让载沣得逞，不仅自己会身陷险境，就连他多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新军也会土崩瓦解。但此时慈禧已去，他在朝中已经失去了最大的靠山。

1909年初，载沣开始对北洋军进行人事调整。他先是将第一镇的几个主要将领调往外地，换上自己的亲信。接着，又开始对其他各镇的军官进行大规模调动。这些举动立即在军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就在此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边境有外敌来犯的谣言在军中流传。载沣立即派人调查，发现这是北洋军中亲袁派军官散布的假消息，目的是想借机保持部队的完整性。这更坚定了载沣铲除袁系势力的决心。

二、人事调整的艰难博弈

1909年春，载沣对北洋军的改造进入了关键阶段。作为清廷中少有的精通军事的满族大臣，铁良原本是载沣推行改革的重要助力。然而，一场意外的政治风波，却让这位陆军部尚书突然失势。

事情的导火索是一份关于军费开支的报告。铁良在向朝廷呈报军费预算时，提出要增加北洋军的训练经费。这个提议立即遭到了以载沣为首的满族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铁良此举是在变相支持袁世凯的势力。一时间，朝中谣言四起，有人指控铁良与袁世凯暗中勾结，意图控制北方军权。

载沣随即下令彻查此事。调查期间，铁良的多位亲信接连被革职查办。最终，铁良被以＂办事不力＂的罪名革去陆军部尚书之职，改任江宁将军。这一任命表面上是平调，实则是变相的贬谪。

铁良的去职给北洋军的人事调整带来了更大的震动。第六镇统制赵国贤是袁世凯的铁杆心腹，在得知铁良被贬的消息后，他公开表示不满。载沣立即以＂军纪涣散＂为由，将赵国贤调任广东潮州镇总兵。

接替赵国贤的是段祺瑞。段祺瑞虽然也是袁系将领，但在军中素以能力出众著称。载沣原本希望借此笼络北洋军中的中间派势力。不料，段祺瑞上任后不久，就因为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为袁世凯辩护，被迅速调离。朝廷给他安排了一个苏北提督的职务，实际上是把他发配到了偏远地区。

在短短半年内，第六镇先后更换了三任统制。最后接任的吴禄贞是一位留日归国的军官，朝廷对他寄予厚望。然而，吴禄贞上任后面临的处境异常艰难。第六镇的军官们对这位空降的统制极为排斥，经常阳奉阴违。

1909年冬，一个寒冷的夜晚，吴禄贻在军营中遭到暗杀。凶手是一名马队管带，此人与前任统制赵国贤有密切往来。这起刺杀案在军中引起轩然大波，更加剧了满汉军官之间的对立。

朝廷的人事调整在其他各镇也遭遇了类似的阻力。第二镇统制王士珍虽然表面上接受了新的军令，但暗地里仍然与袁世凯保持联系。第三镇统制冯国璋则采取了更为机巧的态度，他一面应付朝廷的各项改革要求，一面小心维护着部队中原有的指挥体系。

到1910年初，清廷的这场人事大调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原有的袁系将领难以剔除；另一方面，新任命的军官又无法真正掌控部队。更为严重的是，频繁的人事变动已经严重影响了北洋军的战斗力，各镇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明显下降。

三、留日学生的双重角色

1910年春，载沣决定启用一批留日归国的军事人才，试图以此打破北洋军内部的派系壁垒。这些留日学生大多出身于新式学堂，接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精通日本陆军的训练体系。在朝廷看来，这些年轻军官既没有与袁世凯的渊源，又掌握着先进的军事知识，是改造北洋军的理想人选。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乎朝廷的预料。第一批被任命的留日军官中，就有人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早在这些学生留学日本期间，就已经对他们进行了秘密策反。这些表面上效忠清廷的军官，实际上却在军营中秘密传播革命思想。

1910年夏，清廷在北洋军中推行新的训练制度。主持这项改革的是刚从日本归国的张勋。他按照日本陆军的模式，重新制定了军官培训方案。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这些留日军官却暗中加入了许多革命思想的内容。他们在讲授军事理论时，经常引用孙中山的革命言论，并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论证君主专制制度的落后。

同年秋天，北洋军中发生了一起轰动事件。第四镇的一名留日军官在军事演习中，公然宣讲推翻满清统治的言论。此事被护军统领那桐发现后立即上报朝廷。载沣震怒，下令严查军中的革命分子。然而，这次清查却意外揭露出更惊人的事实：在北洋军的中低层军官中，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革命组织网络。

这个组织的成员大多是留日归国的军官，他们利用训练和教育的机会，在士兵中秘密散布革命思想。更令朝廷震惊的是，这些革命军官还与各地的革命团体保持着密切联系，为革命党人提供军事情报。

1911年初，朝廷开始对留日军官进行大规模清查。然而，这些军官早已在军中建立了严密的地下网络。每当有人遭到查办，其他成员就会立即转移或者隐藏证据。有些军官甚至利用职务之便，将一些忠于朝廷的满族将领列入调查名单，借机打击异己。

与此同时，这些留日军官还在暗中破坏朝廷对北洋军的改造计划。他们利用自己精通日语的优势，故意在翻译日本军事文献时做手脚，导致许多新式训练方法无法正确实施。一些军官还借口演习需要，私下集结部队，实则是为日后的起义做准备。

到1911年夏，朝廷终于意识到留日军官在军中的危险性。载沣下令全面清理军中的留日背景人员，但为时已晚。这些军官不仅在北洋军中站稳了脚跟，还通过各种渠道将革命思想渗透到了基层官兵中。当武昌起义爆发时，这些隐藏在北洋军中的革命力量立即显现出惊人的破坏力。

四、军饷危机的致命一击

1911年春，一场严重的军饷危机开始在北洋军中蔓延。这场危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10年底朝廷推行的新政改革。为了筹集铁路、教育等新政经费，清廷大幅削减了军费开支，其中北洋军的军饷首当其冲。

原本，北洋六镇的军费主要来自直隶、山东等省的关税和盐税收入。但随着新政的推行，这些税收被大量挪用于其他项目。1911年2月，第三镇就出现了连续三个月发不出军饷的情况。镇统制冯国璋多次向朝廷请愿，却始终得不到解决。

军饷拖欠的问题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更大的危机。在第二镇驻地保定，一些基层军官开始私下变卖军需物资来维持部队的日常开支。这种情况被巡查御史发现后，朝廷不但没有解决军饷问题，反而下令严惩相关人员。这一决定立即引发了军中的强烈不满。

事态在1911年夏季达到了临界点。第五镇的一个营因为领不到军饷，士兵开始在当地劫掠商铺。当地官府请求增派兵力镇压，但其他各镇的将领都以＂军心不稳＂为由，拒绝出兵。这种军纪涣散的现象很快就蔓延到了其他各镇。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朝廷采取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措施：向各省摊派军费。然而，各省早已因为新政改革而财政吃紧，根本无力承担额外的军费负担。山东巡抚孙宝琦甚至公开表示，与其承担无法负担的军费，不如将驻地的北洋军裁撤。

军饷危机还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由于军饷拖欠，北洋军的训练活动几乎陷入停滞。一些原本计划的军事演习不得不取消，新式武器的采购也被迫中止。更严重的是，一些军官开始暗中投靠地方势力，试图为自己寻找新的经济来源。

1911年8月，载沣在得知军中局势持续恶化后，提出了一个更激进的方案：裁减北洋军的规模。这个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发了军中的恐慌。一些中层军官开始秘密联络，商议应对之策。此时的北洋军，已经从最初的精锐之师变成了一支涣散的部队。

就在朝廷准备对北洋军进行大规模裁军之际，武昌起义爆发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浪潮，饱受军饷之困的北洋军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动摇。一些部队甚至出现了哗变的迹象，他们拒绝执行镇压革命的命令，转而要求朝廷首先解决军饷问题。

此时的北洋军，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那支精锐之师的风采。军饷危机不仅摧毁了军队的战斗力，更瓦解了将士们的军心。当朝廷最终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北洋军已经变成了一支任人摆布的部队。

五、武昌起义后的分化瓦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北洋军的分化瓦解进入了最后阶段。起义消息传来的第一天，第三镇统制冯国璋就以电报向朝廷表示，部队士气低落，不适合出征。这封电报实际上暗示了北洋军即将发生的剧变。

10月中旬，朝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这一任命立即在北洋军中引起了巨大反响。第四镇驻地天津的军官们连夜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应对之策。会议中，亲袁派军官主张立即响应袁世凯的号召，而革命派军官则提出要借机倒戈革命。

同月下旬，第二镇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镇内亲满派军官试图将一批军械运往北京，支援清廷。这一举动立即遭到了革命派军官的阻挠。双方在军营中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导致一个营的士兵集体哗变。这次事件成为北洋军分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11月初，袁世凯开始调动北洋军南下。然而，各镇的反应却大不相同。第六镇借口军饷未发，拒绝出动。第五镇虽然表面上响应调令，但行军速度异常缓慢。第一镇则直接分裂成两派，一部分响应袁世凯，另一部分公开宣布加入革命。

更令朝廷震惊的是，一些原本被认为忠诚的满族军官也开始动摇。在天津驻防的一个满洲都统，竟然秘密与革命党人联络，承诺在关键时刻率部投诚。这种情况在其他驻地也不断出现，使得朝廷完全失去了对北洋军的控制。

11月中旬，各省相继响应革命。北洋军的分化更加明显。第三镇的一个步兵团，在行军途中突然改变方向，与革命军会师。第四镇的炮兵营则干脆在军营中升起了革命军的旗帜。这种军心涣散的状况，使得袁世凯的南下计划完全失去了意义。

与此同时，北洋军内部的派系冲突也达到了顶点。在保定，一群亲满军官试图控制军械库，结果遭到革命派军官的武力阻止。双方在军营中爆发激烈枪战，最终导致整个驻地陷入混乱。类似的冲突在其他驻地也频频发生。

到11月底，北洋军已经完全失去了统一的指挥系统。一些部队公开宣布加入革命军，一些则继续打着清廷的旗号，还有一些干脆成为各地方势力的私人武装。原本统一的北洋六镇，此时已经分裂成了十几支互不统属的部队。

12月初，当袁世凯开始与革命党谈判时，北洋军的分化已成定局。一些军官带着部队投奔革命军，一些则选择退出军界。更多的军官则在观望中等待局势明朗。当年威震华北的北洋军，最终在这场大变局中分崩离析。这支清末新军的骄傲，就这样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而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