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距离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了10年，75岁的俄罗斯记者欧福钦来到了中国，准备采访江主席。

采访开始后，还没等欧福钦开口，江主席就按捺不住的反问了欧福钦一个问题：“苏联体系是怎么崩溃的？我很感兴趣。”

江主席迫切的想知道这个问题的回答，进而让中国从中吸取教训，那欧福钦是怎么回答的？他是如何看待苏联体系的崩溃？

苏联从兴盛走向衰亡是多种因素引起的一个结果，但有很多人会将美国这些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和平演变作为影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可外因通常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如果苏联本身没有出现极大的漏洞，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战略不会这样容易实现。

所以比起外部因素，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俄罗斯总统普京，包括中国的一些领导人还是更倾向于将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苏联内部出现的问题。

雷日科夫甚至还表示：“如果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这也正是欧福钦在回答江泽民主席问题时认可的一点，他同样将苏联崩溃的原因放在了苏联内部问题上。

欧福钦采访江主席是在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时，当时他和十几名俄罗斯记者来到了中国，计划联合采访江主席。

但因为江主席公务繁忙，最后决定把接受采访改成合影留念，可正当几位记者合影后准备离开时，江主席又只留下了已经75岁的老相识欧福钦，和他单独有了30多分钟的会谈。

欧福钦能有这个特殊待遇正是因为他和江主席可是老相识了，欧福钦早在1953年就以苏联《真理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了北京。

当时在新中国工作的外国常驻记者总共就十几个人，所以每次举行官方招待的时候，这些外国记者都在受邀之列。

精通中文的欧福钦和周总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也有了更多的接触，就连他的中文名都是周总理给取的，取自欧洲的欧、幸福的幸、钦佩的钦。

另外让欧福钦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和江主席的三次采访。

那是在1956年，欧福钦去参观苏联援建的长春一汽项目，江主席那会正好在汽车厂担任一汽动力部总工程师。

在厂方的推荐下，欧福钦采访了江主席，不过最后放出的稿件中，欧福钦只写了汽车如何装配，并没有提到接受采访的江主席。

到1990年，已经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江泽民再次见到欧福钦时还说道：“太遗憾了，我当时和您谈了整整一个小时，但您都没用到我说的话。”

欧福钦对此还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江主席这只是打趣，最后还将自己就任国家领导人后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机会给了欧福钦。

至2001年在上海，这已经是江主席第三次接受欧福钦的采访。

在此次谈话中，江主席突发奇想提出要倒过来做个采访，他来提问欧福钦回答。

得到欧福钦的点头同意后，江主席就问出了他非常感兴趣的话题：“苏联体系是怎么崩溃的，怎么那么快就垮掉了？”

欧福钦思考一番做出的回答得到了江主席的认同。

欧福钦在回答时，将苏联体系的崩溃归咎于苏联内部出现了重大问题，导致人民和党之间的关系被割裂。

这也是为什么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时，莫斯科的年轻人无不欢呼雀跃，将苏联的国旗踩在脚底下，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才流下了痛苦的泪水。

对于苏联的解体原因，不管是欧福钦的内部原因论，还是西方的一些军备竞赛拖垮论，或者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论等，它们都反映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前进方向上探讨的失败。

但这种失败又是在情理之中的，毕竟苏联是世界上或者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所走的是一条崭新的道路，从这种角度来看，他的失败是在所难免。

而苏联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失败必然会对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提供很多宝贵的经验，这也是江主席在接见老朋友欧福钦时，主动谈起这个问题的原因。

江主席迫切的想知道这位与他同岁，且经历了苏联工业化、卫国战争、冷战巅峰、解体的老朋友对苏联解体是什么看法。

结果与他所想一样，对于苏联的解体，两人都一致认为内部问题才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那么苏联解体的内部原因都有什么？为何江主席会认为内部问题才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我国其实早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探讨。

在1991年12月25日的下午，中国驻苏联大使王荩卿就给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李景贤打来了电话，表示：“苏联央视预告今晚7点钟有重要新闻直播，老戈大概要完了。”

果不其然，到了晚上，戈尔巴乔夫就开始了自己的告别演讲，正式宣布苏联解体。

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自然非常关心苏联解体对我国的利弊和影响。

所以就在苏联解体的两天后，12月27日，外交部就被叫到了中南海开会，针对苏联解体进行讨论。

在大会上，江主席除了表示承认苏联加盟国的独立，还针对中国未来的走向说了一句十分关键的话：“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什么也不怕。”

从这句话中，我们很明显能看出江主席认为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中国则要吸取教训抓紧经济发展。

欧福钦此前同样针对苏联解体提到：“邓小平很睿智，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最需要政府来调控，遗憾的是，在苏联的70年间，我们没有保住人民辛苦得来的财富。”

可见欧福钦也将经济问题视为苏联解体的一重要原因，那么苏联的经济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苏联经济建设没有搞好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自身体制和政策上的错误造成的结果，而且是久病成疾，无药可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实行的都是单一的公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完全排斥非公有经济或者混合所有制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所有制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体，由国家的中央政府掌握管理权、经营权于一身。

由此，苏联工业建设的主要指标大多都是由国家自上而下的集中制定，这就难以充分考虑到计划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会造成和现实情况脱节的问题。

同时根据苏联的经济模式，一切经济过程和经济活动都要按照国家的计划来做，包括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和种植什么等等。

并且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有法律效力，企业必须执行，这就意味着国家和企业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国家可以强行对企业生产经营进行领导和指挥。

总之，在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地方和企业基本没有自主管理和经营权，国民经济不受市场调节。

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就严重阻碍了苏联的生产力发展，导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重工业比例远超于农业和轻工业。

再加上苏联为了和美国争取平起平坐的军事地位，其庞大的军工系统也成为了国民经济不堪重负的负担，是苏联经济结构调整的严重障碍。

在战争结束后，苏联就将美国视为主要对手，以军备竞赛为手段，抢占战略要地、资源的外交路线，力求通过一切手段击败美国。

为此，苏联一再强调国家经济要首先保障军队的当前需要，逐渐放缓经济发展，军费支出是有增无减。

当时美国的军费一年就能达到1500亿美元，而苏联花出去的军费早在1973年起就超过了美国。

苏联这种长期耗费巨资扩充军备的行为又进一步导致了苏联国内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和畸形化，使得轻工业和农业长期落后，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将国民经济拖向了深渊。

进入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就开始逐年下降，国民收入年均增长比例不断降低。

在1973年，苏联的平均工资是168.14美元，美国是606.51美元，另外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工业品、人均农产品都不足美国的一半。

对于这种情况，苏联人已经多次公开表达过不满，爆发过很多群众的抗议示威活动。

美国总统里根也看到了苏联的经济问题，表示：“苏联患有经济绝症，但是苏联领导人还继续把人力和武力投在军事上。”

到苏联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苏联的经济就已经陷入了困境：资源短缺、劳动生产率低、运输混乱等等。

苏联外长也表示在过去的时间里，苏联和西方的军事对抗阻碍了国内经济的正常发展，削弱了本该有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

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他尖锐的批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模式，将那段时期称为停滞时期或者危机前状态。

对此，他信心满满的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措施，从加速经济发展战略向市场经济过渡，把私有化作为改革的目标和终点。

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确实是一种突破，但戈尔巴乔夫直接突破到所有公有制都不要，这在苏联马列主义者眼里无疑是一种背叛，很多国营企业也难以接受，造成民众思想动荡。

而最后的结果证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严重脱离实际，在他的改革下，苏联经济于1990年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第二年持续下滑，财政赤字剧增。

因为通货膨胀，日用消费品、集市贸易价格迅速猛涨，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降低，连肥皂、火柴这样的日用品都急缺。

甚至于莫斯科最后还发生了冬季燃料、食品危机，不得不向西方国家求助，这在苏联人眼中简直是极大的耻辱。

最终苏联的经济体系走向了崩溃，建设于经济体系上的政治制度再也无法维持，各个加盟国领导人和戈尔巴乔夫经过协商，宣告苏联解体，这个曾经辉煌无比的代表着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理想的红色国度就此成为历史，那些见证了一切的老人们泣不成声、抱头痛哭。

只有那些什么都没有经历过的年轻人才会因为新的国度、新的未来而欢呼雀跃，只是他们不知道，沉寂了几十年的资本家们已经要迫不及待的收割这片红色土壤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亲眼目睹和考察了出于辉煌时期的大英帝国的社会关系，发现了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层建筑是要适应经济结构的，但苏联却直接用行政手段强行去改变经济结构，推动工业的发展，这在国家危亡之际本无可厚非，但在国家的正常发展中，还用这种方式去发展，就成为了一种揠苗助长式手段，最后只能导致经济体制完全崩溃，政治制度消亡的结果。

我国最初也坚信苏联过去所走的路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所以照搬了苏联的经济模式，同样给国民经济造成了重大创伤。

但相比于苏联错误的经济改革，邓小平同志却很快指出：“我们要建设出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所以后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团结合中国国情，总结苏联经济体制的经验和教训，经过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重新摸索出了适合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这也是中国能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们中国正在走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未来如何走，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需要跨过的艰难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