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南海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毛主席在秘书张玉凤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从房间里走出来，脸上挂满了难得的笑容，他对来人埋怨道：“泽荣啊，你怎么这么久也不来看我呀？”

还没等对方回答，毛主席又问了一句：“泽荣呵，还有泽连，怎么就这么多年不来看我呢？”

说着，他的眼角已经湿润了。

“三哥，我们都想看你呢！但又怕打扰你的工作，就，就……”

“所以就不到我这里来了？”毛主席继续埋怨道，“就连我也不看一下了？”

这时，毛主席已是年届80岁的老人了，他的这位特殊的客人毛泽荣也已经75岁了。

毛主席接二连三地质问，让毛泽荣无言以对，也让他的思绪回到了20多年前……

毛主席反复念叨的“泽荣”、“泽连”，是他的堂兄弟。

其中“泽连”是和他血缘关系最近，但也是生活最困难的一位亲人。

毛主席的祖父毛恩普与毛泽连的祖父毛恩农是亲兄弟，毛泽连的亲姐姐毛泽建还过继给了毛主席的父母当女儿。

毛家“ 泽 ”字辈共有兄弟十人，其中毛主席排行老三，毛泽连排行第九，所以，毛泽连称毛主席为“三哥”，主席称毛泽连为“九弟”。

毛泽连比毛主席小20岁，早年也曾跟随毛主席在老家韶山参加革命。

1925年，毛主席在韶山领导农民运动 ，年仅12岁的毛泽连就积极报名了儿童团，每当农民协会开会或组织活动时，毛泽连就主动担负起了站岗放哨、传递消息的任务。

四年后，毛泽连24岁的姐姐毛泽建， 在国民党反动派一次搜查行动中不幸被捕，然后遭到残忍杀害。

之后 ，敌人气势汹汹来到韶山东茅塘毛家，想要将其他毛家人一网打尽。

毛泽连得到消息后，急忙带着母亲和两个弟弟连夜逃了出去，才免遭敌人的毒手。

不久之后，毛泽连加入共产党，接到了组织派给他的任务——为韶山的地下党送信。

但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毛泽连遇到了敌人，为了保护信件，他情急之下跳到路基下躲藏，结果左眼不幸被树枝戳伤。

由于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下，毛泽连没敢到医馆看病，只是在家中简单包扎了一下，不幸的是，他的左眼很快开始发炎、化脓并感染了右眼。

不到20岁，满怀报国之心的毛泽连，双眼几乎失明。

就在这时，毛泽连的新婚妻子忍受不了丈夫的这副模样，毅然离他而去。

更令他伤心的是，他的战友和入党介绍人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在1930年前后先后牺牲，因此，毛泽连一直无法恢复党员的身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连曾无比遗憾地向主席三哥提起此事，毛主席安慰道：“你是不是党员都没有关系，你为革命，为党的事业做了那么多贡献，大家都不会忘记你的。”

听到主席这么说，毛泽连压在心中多年的一个遗憾才算了了。

作为毛家留在韶山的唯一一个男劳力，毛泽连不仅要照顾同样双目失明的母亲，还要照顾毛泽民的幼女毛远志、毛华初，毛泽青的童养媳庞淑谊。

1937年11月，毛泽连在党组织的指示下，又接回了毛泽潭的夫人周文楠、儿子毛楚雄及岳母一家。

虽然一大家人在一起互相有个照顾，但这些大多是老弱病残，他们的生活困难可想而知。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连听说三哥当上了国家主席，非常骄傲也非常高兴，在老家亲友的眼里，国家主席就是像古代皇帝一样的“大人物”，是可以锦衣玉食，可以为家人安排一切的。

带着无尽的期望和兴奋，1949年10月，毛泽连进京了，他是第一个来到北京，和毛主席见面的亲人。

在分别24年后，毛主席再次见到家乡的亲人，掩盖不住的高兴：

“几十年不见了，都有些认不出了。我很想念你们，也很想念家乡。你们能从韶山来看我 ， 我很高兴！”

那一天，他们聊了好久，也聊了好多，在说到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毛家亲人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毛泽华、毛福轩、杨开慧……时，他们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忽然间 ，毛主席发现九弟的眼睛有点不对劲，便关心地问道：“你的眼睛得的什么病？”

毛泽连便简单讲述了一下当年受伤的经过，毛主席听后长叹一口气，“你才30来岁，就坏了眼睛，太可惜了！”

两人见面后的第三天，毛主席就让毛岸英和秘书田家英将毛泽连带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眼病。

住院期间，毛主席还吩咐李敏、李讷两姐妹前去照料。

经过近两个月的治疗，毛泽连的右眼勉强能看到一点光亮。

这期间，他的医疗费、住院费和吃穿花费都是毛主席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的。

渐渐地，毛泽连发现，三哥这个国家主席不仅对亲友“客气”，就连他自己也没占过公家的便宜。

他穿的衣服还是带着补丁的，吃的也是粗茶淡饭，就连住的房子、用的暖气，都是三哥自己掏腰包支付的。

在毛泽连住院期间，有人建议主席给这个多灾多难的堂兄弟在老家安排份工作，没想到毛主席当场拒绝了：

“成千上万的先烈为了革命胜利 ， 牺牲了他们的生命。 我们活下来的人想事办事总要对得起他们才好 。 你们祖辈都是种田人 ，泽连还是继续回老家种田喂猪稳当 ”。

毛泽连临回韶山前，毛主席送给他一个自己用了多年的旧皮箱，还特别叮嘱道：

“九弟，你有困难，回去以后，不要麻烦政府，你的困难我知道，我今后如能帮你接济点就接济一点，你是我的亲戚，凡事要在乡亲面前带个好头，不能大事小事都去找政府。”

知道了三哥的难处，毛泽连点头应允。

这一刻，他明白了，他们这些亲友不会因为三哥身份的改变，而一步登天、得到特殊优待的！

回到家乡后的毛泽连，虽然日子过得紧巴，但他始终谨记三哥的教诲，一直守着自家的几亩水田，勉强度日。

知道九弟生活的艰苦，此后每年，毛主席都要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200-300元钱，寄给毛泽连。

毛主席在生活上对亲人关怀备至，但在政治上却对他们严格要求，他不断写信告诫亲友：

“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

“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

“泽连既要来京，要自己准备路费，不要麻烦政府”……

1950年5月，得知家乡人民过得不好，毛主席特意派毛岸英回湖南看望外婆杨老太太一家和韶山人民，并嘱托岸英一定要去看望九叔毛泽连。

1952年6月，听闻毛泽连的母亲病逝，泽连又不幸摔伤，毛主席内心哀痛万分。

他对这位六婶还是很敬重的，当年，他和杨开慧在韶山居住的时候，就是六婶帮忙照料生活的。

于是，毛主席又特意给九弟寄了300元，并附信道：

“毛泽连来信叫苦 ， 母尚未葬 ， 脚又未好 ， 兹寄人民币300万元（ 旧 币 ），以100万元为六婶葬费 ，200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 。 请告他不要来京 ，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 ，如湘雅诊不好 ，北京也就诊不好了。另寄200万元给泽荣 ，助其家用… … 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 ，请告他们节用。”

之后，不管生活的再艰难，毛泽连也从未打着毛主席的牌子去麻烦地方政府。

毛主席对此很满意，他常对到京的亲人说：“泽连算带了个好头， 我的亲戚们都应该向他看齐。 ”

从 1949 年到 1976 年这 27 年间，毛泽连一共去了北京 11 次，是毛主席所有亲友中去的次数最多的一个，也是毛主席最为惦念的一个。

1976年的一天，湖南政府突然收到一封毛主席的来信，信中说道，他年岁已高，很多事情出不了力了，希望湖南政府能够代替他照顾一下他的九弟毛泽连。

毛主席一生为国为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始终放不下这位堂弟，甚至不惜为他破例求人，由此可见，主席对亲人的感情至深。

1993年5月，吉林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去韶山冲采访毛泽连，在人们的印象中，毛泽连家中出了一位“主席三哥”和一位胞姐烈士，晚年生活应该过得非常富庶悠闲才是。

可当记者到达毛泽连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毛泽连一家依然住在陈旧的老房子里，屋内除了几个掉漆瘸腿的旧家具，别无他物，而年过八十岁的泽连仍然像以前一样，天不亮就去菜地里忙活。

毛主席虽然去世了，但他的精神一直在影响着毛家人。

毛泽连始终记着三哥的话，勤勤恳恳，以身作则，不给三哥脸上抹黑，直到1995年9月29日，83岁的他在韶山医院去世。

除了九弟泽连，毛主席生前最惦念的一位堂弟，还有五弟毛泽荣。

毛泽荣比毛主席小5岁，在毛家“泽”字辈排行老五，他称呼毛主席也为“三哥”。

1925年，27岁的毛泽荣跟随毛主席参加了农民协会，担任通信员的工作。

但不久之后，大革命失败，毛家亲属都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对象。

毛泽荣只得隐姓埋名，流落他乡，直到1949年湖南解放后，他才重又回到了家乡韶山。

和毛主席的所有亲友一样，听说三哥当上了国家主席，毛泽荣立即往北京寄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思念和问候。

当得知毛泽荣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穿，平时连饭也吃不饱时，毛主席二话没说，给这位20多年没见面的五弟，捎去了一件皮毛料。

后来，毛泽荣也如愿以偿的来到北京，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三哥主席”，他也免不了向主席诉苦：

“家底子穷，老伴有病，我的眼睛又不太好，身边又无儿无女，我实在有困难啊！”

每每这时，毛主席都无奈地回答说：

“泽荣，你有困难，我是知道的。我理解，也同情。但是，我是党的主席，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不能只考虑你一个人的利益。”

毛泽荣没有接话，显然他对三哥这个回答是不满意的。

毛主席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心里还是记挂这位五弟的。

像毛泽连一样，毛主席每年也会从自己的稿费里取出200元左右，寄给毛泽荣。

此后，毛泽荣一直在老家种地，他曾多次提出要进京，但都被毛主席拒绝了。

毛主席说：“你是我的亲戚，不能搞特殊化，不能高人一等，今后你来北京，要经过我的批准”，这句话像一道紧箍咒，牢牢控制住了毛泽荣的行踪。

不是他不想去看主席三哥，而是三哥不让去啊……

在所有的亲友里，最让毛主席放心不下的就是泽荣、泽连这两位生活最困难的堂弟。

1976年，毛主席预感到身体已撑不了多久，便专门把李敏、李讷两姐妹叫到跟前，交代说：

“我快不行了，有件事情只好请你们去做，家乡还有两个叔叔，生活的很艰难，连饭都吃不饱，你们要多去看望。”

这两个叔叔，一个是毛泽连，一个就是毛泽荣。

1977年7月，李敏、孔令华带着父亲的嘱托回到韶山，先后来到两位叔叔家，并从微薄的收入中拿出100元贴补叔叔们的生活。

给毛主席写信寻求帮助的亲友里，除了像毛泽连、毛泽荣这样的堂兄弟，还有文运昌、文涧泉、文润泉等这样的表兄弟，郭梓材、邹普勋这样的同窗、邻居，妻子杨开慧的哥哥、舅舅等。

他们都或多或少为革命出过力、吃过苦，也曾帮过毛主席。

文运昌曾有恩于毛主席，是他当年做通了毛主席父亲毛顺生的工作。

毛顺生才答应了儿子外出求学的要求，否则，毛主席的人生恐怕就要改写了。

1954年，文运昌给毛主席的秘书写信，要求给文家后代15个人安排工作，毛主席看后说：

“这种事，我毛泽东是不会答应的。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奋斗的。”

郭梓材是毛主席在家乡的私塾同学，后来因生活困难，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到北京工作，毛主席也回信拒绝说：

“还以就当地熟悉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同时寄款，为补日用之费”。

从1950年到1962年，毛主席前后寄给郭梓材共计1700元，都是从他自己的稿费中支付的。

杨开慧唯一的哥哥杨开智，曾冒着生命危险积极营救过杨开慧，照顾过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兄弟三个。

毛主席也曾说过：杨家于他是有大恩的。

1949年，杨开智写信给毛主席，希望能在北京找一份工作，或在湖南找到一个相当于厅长级别的工作，毛主席思虑再三，还是拒绝说：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央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

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虽然拒绝了杨开智的请求，但毛主席每个月都会从自己的稿费中固定支出一部分，寄给杨开慧的母亲向老太太，一直到1962年老人去世。

1929年，毛主席的妹妹毛泽建为了革命事业英勇就义，年仅24岁。

21年后，她的养女陈国生想请舅舅拨一笔款，把养母的墓修一下，毛主席回答说：

“全国烈士很多很多，有千百万人。

现在百废待兴，万事开头难啊，政府搞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哪有钱去修墓啊！

对牺牲的烈士，我们纪念他们，怀念他们，等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以后，我们要为他们修墓立碑，让后人都记得他们，可现在不行，国家还困难啊，我父母的墓也是一个草坟，有好多人建议重修，我不让哩！”

毛主席在家乡有很多亲朋好友，当得知亲友有困难时，他会毫不犹豫的自掏腰包接济他们，却从不出面为亲友介绍工作。

他对秘书交代说：“我的亲友里，凡是写信要求给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

按理说，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主席，帮助有困难的亲友，向组织说一两句好话，也无可厚非，毕竟他们当年都或多或少给过毛主席恩惠，或受过毛主席的牵连。

但毛主席始终坚守原则，从不任人唯亲，以公谋私。

是毛主席不关心他们吗？不！

他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亲友们的生活，他一直鼓励亲友们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改善生活，不要有“坐、等、靠”的思想。

毛主席爱亲，却从不为亲谋私利；

毛主席济亲，却从不为亲仗势撑腰。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无情却饱含深情的老人，在生命的倒计时，还无限怀念着韶山和韶山的人。

所以，他才会一遍又一遍的质问五弟、九弟：“你们怎么都不来看我呢？……你们告诉乡亲们，我毛泽东会回来的，这一次回来了，也就不走了，落叶还要归根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