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主张“杀盗非杀人”，看似伸张正义，但背后隐藏的逻辑却让人心惊胆战。

能体现“杀盗非杀人”逻辑的说法还有“惩恶即是扬善”，本身似乎无懈可击，但前提并不一定正确无误。善与恶的判断标准由谁来定？倘若由统治阶级来制定，那么皇帝和官员就是善的，农民起义军就是恶的；倘若由农民起义军来制定，那么结果正好相反。谁制定善与恶的标准，谁就拥有超级话语权，可以利用标准排斥异己，孤立打击对立面，甚至会打着正义的旗号屠杀对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经常干这样的勾当，就是窃取话语权，然后利用话语权定义善与恶，把对手定义为恶，而自己变成善的代表，要惩恶扬善，本身似乎没什么不对，也会蒙骗很多人，甚至很多人都会跟着统治者打击对立面，镇压农民起义，却从来不会问定义善与恶标准的是谁，有没有偏见，有没有私心。由此引申开去，墨子的“杀盗非杀人”本身就存在着逻辑问题，关键不是看杀盗的结果，而是要看谁来定义盗的概念。倘若统治者来定义，就一定会把民间的反对者定义为盗匪，有着很大的偏见。而他们自己却不劳而获，不用参加田间劳动，却可以从民间源源不断地搜刮财富，当然就会成为大盗，却不会被定义为大盗，而是根正苗红的皇帝和官员，可以堂而皇之地占有天下的优质资源，分配优质资源，不会让老百姓占有。

倘若老百姓生活不好，很可能在官府的催逼下家破人亡，就可能走上反叛的道路，被统治者定义为盗匪。他们会打家劫舍，会劫富济贫，当然会获得劳动人民的喜爱，只是背负的罪名不好听，却给人们带来了实惠。这个时候，强盗成了给人们造福官员，而官员反而成了拼命搜刮的强盗。当官员打着“杀盗非杀人”的旗号清剿强盗的时候，就形成了事实上的坏人清除好人的态势，也很容易愚弄视听，被人们视为正当的。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无权书写历史，只能被胜利者视为盗匪，被污名化处理，被写进史书，成了历史的罪人。胜利者成了历史上的明君贤臣，成了被人仰慕的对象。由此来看历史上的人物，是非功过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记录历史的人是否忠实记录，是否受了当时定义对错观念的影响。历史人物的对错是由后人评价的，当时的人不一定有评价，而且很多人似乎都受到了史官的思想影响，以为史官的记录就是真实可靠的，史官的评价也是真实可靠的。于是，很多人似乎都被所谓的历史影响了，以为自己看到了真实的历史，其实不过被史官欺骗了，被拥有超级话语权的统治者玩弄了。

“杀盗非杀人”的逻辑似乎有着侠义的意思，但很容易被后代人理解为除恶即是行善，要对坏人实施打击，而且除恶务尽。其实，世界上十足的坏人并不多见，大多表现为某一方面的坏，却不会十足地坏。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就是说老虎也有好的一面。甚至老虎没有善恶的观念，只是人们赋予了老虎善恶的观念，用善恶的观念来评价老虎，当然不得门径。但人们都认为评价得对，而且还会以此类推，评价世间的一切事物。倘若人人都带有这种观念，就会形成可怕的逻辑。王得厚在《“杀盗非杀人”》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国人一旦认为某人不是好人，就都一概认为‘不是人’，辱骂、侮辱、虐待、殴打、杀戮、千刀万剐都成了活该，都无所不可。”他列举报上刊登的艾滋病感染者、人工流产、刑讯逼供，直到上溯“文革”的滥打滥杀种种，总结说，“杀盗非杀人”归根结底是“不把人当人”。把人当人最重要的是珍爱生命，以人为本。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写到李逵，说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他劫法场，不论青红皂白，一路砍过去，杀出一条血胡同，有着嗜杀的本性。虽然杀的大多是看客，但杀人是违背道德的行为，尤其是不论贤愚，大杀四方，就更具备流氓嘴脸了。

在流氓的意识里，老百姓就是无关紧要的人，可以随便杀戮，而老百姓大多是农民，耐受度很高，即便被杀，也不会获得什么话语权。定义强盗的权力不在老百姓手中，而在统治者手中。只要统治者定义老百姓中的一群为盗匪，就可以轻易打杀，而且要斩草除根。那么，杀害老百姓的行为也是正当的吗？“杀盗非杀人”的逻辑还是那么理直气壮吗？起码不能够实现逻辑自洽。墨子的逻辑是侠客的逻辑，很容易被统治者借用，也很容易成为统治者杀人的工具。即便是侠客借用了这种逻辑，也很容易出现杀害无辜的行为。就像梁山好汉一样，说是杀富济贫，却从来只是杀富，却不济贫。像李逵那样的所谓起义者，杀害无辜的不在少数，就更别提宋江、吴用等人了，都是劫富不济贫，也都会出现很大的偏差。

看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被斩杀的事实，再看看文革期间被批斗的那些“地富反坏右”，就知道“杀盗非杀人”逻辑的问题所在了，简直让人不寒而栗，又无法对遵从这样逻辑的所谓正义者说明白。还是尽量摆脱这样的逻辑，从定义善恶标准来看待这个问题吧。不然，只会陷入偏颇的境地，甚至做出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