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名传贤，字季陶，国国民党元老，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一。他早年留学日本，又在日本旅居多年，是名副其实的“日本通”。

在担任孙中山秘书兼日语翻译期间，曾多次陪同出访日本，同日本各阶层，都有过广泛深入的接触。

说他深谙日本文化，丝毫不能为过。

中国古代人说起美的对象，总是举出日月星辰、碧霞苍穹来，什么一天星斗焕文章，也是用来形容美术的惯语。大平原的国民，审美的特性，当然如此。

至若山川美的丰富，在这样一个大陆的国家，更非岛国可比。日本人标榜为美的极致，不过一个富士山，它所谓的伟大崇高，自然和遍布名山的中国，气魄和眼界，不在一个层次。

所以直到如今，我们一谈起日本，骨子里还是会抱有蔑视的心态，这甚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无关。

当我们又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中日之间，相比日本人天生对中国的复杂心态，因而总是充满强烈的好奇心，研究得事无巨细。

我们对日本的了解，即使在戴笠，那个我们甲午战败后，蜂拥去日本留学的年代，也是相对不够的。

在戴笠的印象中，当时他常去的日本书店，关于中国的书籍，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

日本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

有感于此，他的《日本论》，虽没有系统的逻辑体系，但凭借自己对日本的透彻了解，直取日本文化的核心。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只依靠二手资料，进行研究的本尼迪克特，无法相比的。

很多人认为，戴季陶的《日本论》深刻程度，远在《菊与刀》之上，因为它不仅介绍了日本社会、文化的现象，更揭开了隐藏在现象下的深层原因。

而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的恩怨不断，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日本人向来也有一个迷信，以为他们的国体，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来的，是神造的。皇帝就是神的直系子孙，所以能够“万世一系，天壤无穷”。

就表面上看来，日本本最兴盛的宗教，是佛教，其实日本治者阶级的宗教，却是神教。

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说是幼稚。然而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耻辱。并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曾经蓬蓬勃勃，富有进取精神发展余地的地方，由于其先天的禀赋，几乎不可能一直，甚至较长时间的压制中国。

这就使其一直保持这警惕者和赶超者心态，简单来说，就是时刻想着“后发制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的进取，加剧了东亚的内卷。

明治维新之前，除了皇帝、公卿、藩主、武士等阶级外，日本其余的人，都不具有完全的人格。此外还有一种最底层的人，叫“秽多”、“非人”，是完全驱逐到人类生活以外的。武士要试新刀的利钝时，可以随便去找了一个“非人”来杀。等级之间的鸿沟，甚至强于印度。

此种残酷的社会组织，和统治阶级的残酷习惯，足可证明日本的文化年代之浅，与程度之低。

如果用中国哲学思想来解释，他们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呢?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如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朱子学派的藤原惺窝、中村惕斋，都是努力鼓吹“仁爱”的。

他们举国所赞美的，武士道的精华，依事实来说，就是两件事，一件是“仇讨”，一件是“切腹”。“仇讨”是杀人，“切腹”，就是自杀。

所以最贪者莫过于自杀，最弱者莫过于自杀，最无自信者莫过于自杀。在人道的意义上，最残忍的更莫过于自杀，在精神的生活上，最矛盾最纷乱而不能统驭的心理，无过于自杀。

佛家说，“一切罪恶以自杀为最大，杀人尚有成佛之因，而自杀决无成佛之果。”

武士道听起来，似乎是很高大上的主义，但最初的事实，只不过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

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武士道内容的书，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走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王道。

在这种制度下的男女关系，女子对于男子，绝对服从的对面，是男子对于女子的绝对保护，在日本社会里面，很少看见有女子对男子的河东狮吼，更少看见有男子对女子的虐待。

爱护弱者这一种武士的道德，尤其在男女间是看得很亲切的。虽然也有置外妾的事，但一夫一妻的制度，比较确实地维持着，妻妾同室的事是绝对没有的。

日本封建时代的政权、兵权、土地所有权，是藩主和武士阶级专有的。学问也是武士阶级及专有的。教育的机关，除了藩学而外，私立的学塾，也是为武士而设。

商人、工人、农夫，不但是在社会阶级上，被武士压服，连智识上，也是被武士阶级压服了的。这也导致倒幕运动发生时，作为主力的浪人，差不多像是中国义和团的一类人物，只不过，在日本，他们成功了。

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至于日本推翻幕府，恢复王室之原因，大约可以下列几件事，概括一切。

(一) 德川幕府本身的腐败。

(二) 幕府和各藩的财政难，幕府武士的生活难。

(三) 外国势力压迫渐烈，于是引起国民“攘夷倒幕”的感情。

(四) 有力的雄藩，如长萨等，向来不满于幕府，久存待时而动的念头，又兼地理上和海外及京都的交通接近，所以成了“尊王攘夷”的重心。

德川执政以后，古学派的神权王权思想普及，和汉学发达的影响。

说完了尊王，至于“攘夷”，又是如何与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

戴季陶先生，解释得很清楚:“一面尽管说‘攘夷’，事实上哪里攘得来，于是在积极图强的必要上，当然更一面欢迎欧洲的学问。当时所谓“英学”、“佛学”，英吉利、法兰西的学问的价值，渐渐地为一般人所认识。所以幕府一倒，‘尊王攘夷’四个字的目标，就变成了‘开国进取’。攘夷和开国，是两个矛盾的倾向，而这两个矛盾的倾向，都是造成了日本今日绝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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