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真正登上帝位的女子，其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助她上位的关键内因。

对于武则天来讲，则表现在她敢于突破伦常，不仅以她自己为榜样塑造了一个敢于追求政治权利的女性形象，同时打破世俗伦理登基称帝，实现了中国史上的伟大创举。

武则天的女性意识萌发离不开她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环境对她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并且其女性意识往往同她的政治举措相联系，政治目的不言而喻。

武则天女性意识的来源

武则天出生于武德七年正月二十三日，即公元624年2月17日，诞生地为长安。

其父为武士彟(577年―635年)，字信，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东)人，官拜正三品工部尚书，封应国公，先世不显。

母亲杨氏，出身名门，其父杨达是隋文帝族子，也是隋朝宗室宰相。

隋亡后，其家地位大不如前，被高祖皇帝赐婚于武士彟。

武则天的女性意识成长与初唐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也与她所接受的教育背景有关。

胡化风俗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和强盛的朝代，这与它独特的背景有关。

唐代是继魏晋南北朝大动荡之后的统一的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上升，特别是民族大融合带来的文化交流，对唐人的社会心理产生了重要作用。

当时盛行的世婚制使得汉族和少数民族贵族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彼此文化也相互影响。

上行下效，胡人风气在唐朝一代影响颇深。

从文化习俗上来看，李氏家族长期生活

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带，胡化程度很深，例如骑马蹴鞠，女子好穿男装等。

各种文化习俗相互渗透，形成了唐代特有的“闺门不肃”“礼教不兴”的社会状况。

从政权更迭中看，自五胡乱华后，北魏统一北方，掀起大规模的汉化运动，之后经过东西两魏、北周北齐，最后由北周外戚杨坚篡夺政权，统一南北，建立了隋朝，结束了纷乱局面，后隋炀帝暴政，李唐代隋。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的建立一定程度而言也是鲜卑文化的延续。

唐代女性延续了北朝女子的开放风气，“或骑或射，或著男装，或男女博戏，皆无禁防，几与今日不异。”

两性地位几无轩轾。

这种开明的社会风气对武则天的女性意识觉醒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使其走出闺门，参与政治为时人所接受。

儒学地位下降

汉朝之后，儒学地位下降，道、佛两教兴起。

隋唐时期，一方面重视以传统的礼教与德治来调整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利用宗教来化解矛盾。

隋朝统治者初步扭转了南北朝时期在统治思想上的混乱局面，确立了以儒为主调和儒道的方针。

武则天与高宗并称二圣就是受其影响。

唐朝的平阳公主李秀宁为响应父亲起义，组建“娘子军”，军功显赫，曾以七万娘子军威震关中，其死后以军礼安葬，“高祖曰:‘……公主功参佐命，非常妇人之所匹也。

何得无鼓吹!’遂特加之……”。

并且高祖还下令按谥法“明德有功曰昭”，谥公主为昭。

这种女性参政的现象对武则天的女性觉醒有着重要影响，使她认识到女性不仅仅是相夫教子维持家训，还可以在更大的政治舞台上发挥自己的魅力。

教育背景

武则天所在的武氏家族地位不显，父亲武士彟是商人出身，因有功于李唐王朝官居三品，爵封三等。

坚强、果敢的品格造就了武则天不服输的性格，但是这种性格无疑不受唐太宗的喜欢，自石子骢事件后，正史中几乎没有关于她的记载，直到太宗驾崩，武则天仍然是才人位，地位也仅仅是比高级宫女高一些。

12年的宫廷生活磨掉了少女的单纯天真，增加了少女的圆活机智。

这些都是武则天女性意识觉醒不可忽视的因素，读书开启了她的智慧，使她可以有着同男子一较高下的聪慧;游历增长她的见闻，使她不至于拘泥书本;之后的家庭变故与12年的宫廷生活锻炼了她的意志，使她滋生为自己奋斗的勇气，这些加起来共同构成她不甘于为命运所困的决心。

为自己而活，摆脱既定命运，争取自身的权益则是她开启女性意识之门的钥匙。

武则天女性意识的表现

为了摆脱削发为尼的命运，武则天在唐太宗生病期间与太子李治相恋，寄希望于这个未来皇帝能帮自己摆脱既定命运，而李治也没让她失望，不仅把她接回了宫中，还在之后把她立为皇后。

登上后位的武则天，其女性意识表现得更为明显，具体表现在亲祭先蚕、更改嫔妃名衔、参与封禅和建议父母同丧。

所谓先蚕，是指古代传说中的蚕神或育蚕之神。

先蚕礼是古代由皇后主持的最高国家祭祀。

蚕桑与农耕并称，是中国古代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最主要的生产活动。

《尚书》中称“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土”。

因此，由皇后主持的亲蚕礼同由皇帝主持的亲耕礼并重，故《洪范五行传》曰:“天子亲耕以供粢盛，后亲蚕以供祭服”。

武则天于永徽六年(655)十月登上后位，显庆元年(656)三月就开始了第一次先蚕祭祀活动。

这次祭祀与其说是履行旧制，不如说是她巩固身份的一种宣扬:以皇后之名行皇后祭祀大典，彻底为其身份正名，增加个人威望，巩固自身地位。

之后在她任皇后期间，曾高达四次亲祭。

而这种野心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都客观上造成了武则天的女性意识觉醒，她的自我认知更加明显，即她，一名女性，完全有能力同男子一样治国安邦，家国天下。

由此导致的武则天的四次亲祭先蚕则完全可以解读为她女性意识的彰显。

高宗龙朔二年(662)，宫内皇帝嫔妃的名号进行过一场变更。

当时武则天已经是皇后，尽享高宗的宠爱，后宫中也遍布眼线，后庭权利可谓极大。

这场更改嫔妃名号的运动虽然没有证据说是由她主导，但不妨大胆猜想这很有可能就是她做的。

联系到同批外廷的政府机关与职位名称的变更，这当中很有可能是武则天为了参与政治而改变女性尤其是后宫女性身份性质所做的努力。

从变更的名号上看，“赞德”，是要增进皇帝道德;“宣仪”，是要宣扬皇帝威仪;“承旨”，则是要承受皇帝的旨命。

这些名号都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为皇帝伴侣的身份，反而更突出女性本身的职责，有点类似宫官。

这种带有明显提升后宫女性地位的举措(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举措)除了武则天应该不会有其他人做了。

这是武则天为谋划政治权利所做的努力，她意识到想要让别人接受她涉入政治，就必须逐步改变人们对女性的刻板印象，那么这其中蕴含的她自身的女性意识也就不言而喻了。

封禅，封为“祭天”，禅为“祭地”，是指中国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者天降祥瑞之时的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

在传统男性家长制下，一切祭祀活动向来是由男性主持，大到国家小到家庭，女性仅扮演次要角色，地位卑微，甚至不允许参与。

而在唐高宗麟德三年泰山封禅的仪式上则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由武则天率领命妇完成亚献。

即既然禅礼是祭祀过世的高祖夫人太穆皇后和太宗夫人文德皇后，由外男献祭是不合适的，理应由自己参与献祭，以全孝道，同时垂范将来。

看似一副维护封建孝道的言论，实际上却是她为了进入政治中心的正名举措。

武则天的女性意识同她的政治事业分不开的，政治上的权力追逐越大，则越反映出武则天女性自我意识的高涨。

在近代，女性意识常表现为女性为摆脱男权社会的压迫追逐平等的政治权利。

到了武则天亚献这里则表现出，追逐与公卿同等祭祀的权利，甚至是追逐能够正当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利。

上元元年(674)，武则天曾向高宗提出12条建议，即所谓“建言十二事”。

其中第九条是“父在为母服齐丧三年”。

唐以前的礼制规定是母亲去世父亲尚在时，儿子和未嫁的女儿只需守丧一年，而母亲死时父亲已经死了或者父亲死了母亲尚在时，儿子和女儿的丧期则是三年，即所谓“父在为母齐衰期”，期即一年丧。

这条举措无疑极大地提高了妇女地位。

传统服丧制度是为了维护家无二尊的原则，而武则天对父在为母服丧一年的礼制内涵也清楚，但是她仍旧以“伤人子之志”，违背人性为由请求变更服丧，这点体现了她充分认识到女性在服丧制度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并且也清楚知晓其根源所在，能够灵活地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劝说皇帝改变服丧制度，客观上提高了女性的整体地位，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李志贤先生虽然认为武则天的这些举措“主要还是为了个人的政治目的，而非纯粹是源于她具有为天下妇女争取与男性同等权益和地位的女权思想”。

但正如前文指出，武则天可能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女权思想，但她的女性意识却同她的政治举措密切联系在了一起:为自身的政治事业出谋划策，不断提升自己的威望，以此在男权世界获得更多权力，这就是一种女性意识。

结语

武则天的女性意识带给了那个时代荣光，使大唐开明之风更上一层，为开元盛世奠定基础。

其经历表明教育和事业是其女性意识觉醒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今人应当予以借鉴，以便寻求更好地解决当今女性受尴尬境遇困扰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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