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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之战后，法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北宁。决战在即，深知敌我实力相差悬殊的黄桂兰、赵沃感到信心不足。

他们在十一月廿一日(12月20日)向负责援越事宜的广西巡抚徐延旭禀报防务时，虽然仍是信誓旦旦，但字里行间，使人觉得胜算不足。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十一月廿八日（27日)，徐延旭上奏清政府，承认对于未来的战事没有把握。

因而要求清政府指示“广东、云南、福建三省给予援助：

“饬下广东督抚派拨一军，速乘海阳空虚，由东径行攻入，以闽师严扼海口，以滇师直出山西，臣再督率所部，会合楚军进规河内，使彼首尾不能相顾，必可计日成功，大纾积愤。”

后来，在十二月十六日（1月23日)的奏折里，他又重申了这些要求。

清政府怎样处理徐延旭的这些要求呢？虽然在审阅徐延旭的奏折后，清政府十分不满，曾在十二月廿三日（1月20日)批复：

“该抚迭次奏报，语甚铺张，乃自到谅山后，日久耽延，现在事机棘手，该抚应如何力求实际，以维大局，何得株守待援，致有贻误。”

但是，对于徐延旭的要求，除非实在做不到的，还是尽量给予满足。

关于请派海军严拒越南海口的念头，徐延旭可能采自幕僚张秉铨的建议。徐延旭曾派张秉铨于十一月前往北宁视察军情，事毕后，他有长篇报告向徐延旭禀报北宁防务，认为并不可恃，提出八条补救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请派海军严扼越南海口；宜再备公牍催令广东省多派轮船往塞海防之虎门山也（如广东省轮船不合用，即奏请闽省派拨轮船亦妙)。出奇制胜，夺隘收功，实不出此一策。海防一塞，接济路绝，彼族心胆必寒，击之可破也。

根据这个建议，早在十一月初九日(12月8日)的奏折里，徐延旭便已向清政府提出：

“仍应请旨饬南北洋大臣暨福建船政大臣并兵部尚书彭玉麟、两广督臣张树声会商，酌派得力大轮船十数艘，配足枪炮，驰赴越南海防、顺安各海口扼要分泊。

法人如果自知进退，便可按兵不动，否则即以截其归路，并焚击其海防洋楼洋兵而痛惩之，庶足断其援军，制其死命，并可兼顾越都，而河内各省亦不难克期规复矣。惟广东轮船稍小，恐于大洋难期得力。可否饬调闽省轮船及彭玉麟旧部以备战守，伏候命下饬遵。”

看来，徐延旭是深受光绪七年八月曾纪泽致总理衙门函的影响，仍做着出动中国海军即可慑服侵越法军的美梦，而不知道中国的海军落后，即使是当时实力最强的福建水师也没有可与法国海军抗衡的舰船，自保尚且不足，又怎能远渡重洋去封锁越南海口？

更何况清政府自始至终采取守势，以待敌攻，不肯衅自我开，根本不会事先派出军舰深入越南海口去胁迫法军后路。

由此可见，徐延旭的想法是如何脱离实际。

因此，奏上后，清政府便于十二月廿三日的朝旨中予以驳回：“闽省并无大号兵轮，何从征调？”

关于滇军出扎山西一事，早在山西之役前，岑毓英便在十月初九日(11月8日)上奏，请求准许他挑带滇军20营出扎山西，就近筹办防务。廿九日(28日)，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要求，并多次指示岑毓英出关后要与广西防军联系。十二月廿三日，清政府又根据徐延旭的请求，明确指示岑毓英“督饬各营与粤军联络声势，援应北宁”。

孰料滇军行动迟缓，未及出关而山西已失，后来迤逦出关，却又迟至光绪十年（1884年）正月始到兴化。开始，岑毓英还装模作样地致函徐延旭商讨滇桂两军联合作战事宜，到正月三十日，他接到徐延旭的告急求援信，得知法军将大举进攻北宁，援越桂军诚恐不支的情况后，反而按兵不动，只派唐景崧协助刘永福率黑旗军新编12营前去援救。

可见徐延旭希望滇军出关会有助于北宁防务也是不现实的。

关于要求东出兵进攻海阳一事。清政府早在接到徐延旭的请示前，就已考虑到要由广东出兵援助北宁桂军，于十一月甘五日（12月24日)有旨：

“著两广总督张树声选派得力将领，统带劲旅驰赴镇南关以实后路。”

接旨后，张树声原打算派在十月新授广西右江镇总兵、当时主持钦廉防务的淮军骁将王孝祺率军前往。但由于法军扬言将犯广东琼州，十二月初四日(1月1日)，清政府有旨：“刻下东省防务紧要，王孝祺一军即毋庸调派赴关。”

十九日(16日)又有旨催问此事。张树声等复奏：

当查广东营务处道员方长华向在皖省统军，饬令选带得力淮将数员，于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22日)，由东省起程。驰赴梧浔一带，仿照广西营制挑筹精壮勇丁五营，刻日出关，听候广西抚臣徐延旭节制调遣，营哨各官均由东军派拨，复从各营抽回毛瑟、马梯呢、云嗜土得并坚利前门等洋枪一千数百杆，凑拨车轮、开花各炮15尊，一律配足药弹交方长华带往。

按广西营制一营为400人，5营共2000人。后来方长华于光绪十年正月行抵南宁，复因伤各营官绕赴北路分途招募，至二月初四五等日始陆续齐备，初十后均可齐集成军出关，但已赶不及北宁战役了。

在奏报清政府之前，徐廷旭曾多次有函给张树声，请求广东出兵进攻海阳，张树声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光绪十年正月十八日(2月14日)，因为有旨命张树声考虑徐延旭提出的由东军攻打海阳的建议：

“方长华一军可否由钦灵一带前进，著彭玉麟、张树声勘察地势，催令迅速到防，勿得迟延等因。”

张树声在复奏时，从地势、兵力、时机等诸方而，极力陈述困难，指出徐延旭的建议是不可取的。奏上后，清政府便不再提要求广东出兵攻袭海阳一事了。

十二月十六日(1月13日)，徐延旭有奏提出：广西所存军火已全部解送前敌，要求清政府指示湖南提供抬枪一二千杆，湖北代购各项洋枪二三千杆。关于拨济援越桂军军火一事，早已在清政府的考虑之中。

十一月间，张佩纶就和李鸿章商量此事。

二十八日(12月27日)，李鸿章将商量结果向清政府奏称：现拟由臣军匀拨两磅后膛过山炮10尊，子弹3000颗，林明敦后膛枪1000枝，子弹160万颗，土乃得后膛枪3000枝，子弹90万颗。

吴大澄军匀拨云者土得后膛枪500枝，子药20万颗，由津沪陆续运至粤东，递至关外供用。

清政府阅奏后，于十二月初一日(29日)有旨，指示左宗棠、张树声也要接济援越桂军枪械。初七日(1月4日)，左宗棠奏称已从拨给王德榜的军火中匀出一半桂军。广东则已拨出人械驰援北宁，就没有另外再拨给。

现在，看到徐延旭十二月十六日奏折后，清政府于光绪十年正月十三日(2月9日)有旨：

“著潘鼎新查明湖南省局现存抬枪，即先提借一二千杆，多配子药，如有合用枪炮逼码等件，一并迅速委员解赴广西，并派熟习员弁帮同广西委员设局打造，伸资接济。并著卞宝第、彭祖贤由湖北汉口采购各项洋枪二三千杆，多备逼码子药，赴紧运解，毋稍延误。”

但是，迟至这时再谈“赶紧运解”已是来不及了。如李鸿章十一月匀拨的枪炮，迟至北宁战后才运抵广东，赶不及战事了。

十二月廿六日(1月23日)，徐延旭还上奏请求清政府筹拨军费，而据统计，当时广东欠拨16万两，四川欠拨6万两，共计22万两，占全部拨款65万两的三分之一，问题是很严重的。

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二日(2月9日)，清政府有旨批复：

“上年饬派广东、四川筹解之款，据奏尚未解齐，著张树声、丁宝祯、倪文蔚督饬藩司将未解之数迅速筹解，勿稍迟延。至所请再为豫筹拨款之处，著户部速议具奏。”

迟至这时再来筹拨军费，也已来不及了。

总之，在决战前夕，徐延旭曾多次上奏，要求援军、济械、筹款，清政府也尽量设法予以满足，但终因时间己逼，远水不救近火，全然没有实效，进行这场战役，只得全靠广西自己了。

与此同时，黄桂兰、赵沃也尽力部署北宁防务。

关于北宁防务的设想，十一月间，黄桂兰、赵沃曾联名向徐延旭提出一个主动攻敌的方案：

桂兰、职道等通筹大局，兵勇炮械既足，滇军、刘团仍应先塞屯鹤以上之河（此处滩险木多易塞)，进兵于山西之后，不能克复，亦足以牵制之。再进一支于青藏县、常信府，或会同我军填塞兴安录江、业江之河，此滇、刘两军之布置也。至如粤军、楚军，北宁现已布置颇稠，先饬数营由金英剿抚人教各村，以通滇、刘之气。一俟乙山之河填塞工竣，登即派六营分江守之，联络该处义民阮文袍、安老县大黄、范忠直等，示之以惠，应其炮药，一可窥同海防，虽不望其成功，亦可牵制以分其势，仍可扼守河道，以截其船，而助我守乙山之营。乙山一路既妥，则分兵至海阳(仍扎顺城府锦江县、束格县等处)。先派兴安义民阮仲良、阮文思与唐豪县阮善、范贵益等潜至兴安，派员多带银两，以备买料伐树，填塞录江、业江之河。

大树一经下河，则该匪船不能往来。我顺城、锦江、束格之营，星夜前至录江、业江，靠堤筑垒，挖坑架炮，轰截其船，再加竹舟泥石填塞完善；即以该各营坚守（阮善有大炮可用，如防水涨，先择地添筑高墩阜，多备柴米子药，坚心守之)，务保无虞。又即派营进扎嘉林、文江等处，靠围基筑营，于基内挖坑架木于基，基内筑低墙，外木高内木低，木上盖泥二尺，人在木内土坑，以避其炮。即耶于坑内穿围基架大炮，多备子药，轮班轰击河内：并进兵锦江、顺城，以顾我军嘉林、乙山之后。迩时或派营并募本地人民帮同谢现直落南定，由下游击之，添筑其下游之河，则大局可挽。

可能由于这个方案牵涉到滇军和黑旗军的行动，超越了广西当局的权限，加以对未来的战事过于乐观，完全脱离了实际，所以呈上徐延旭后，就没有了下文。

但是，这个方案却暴露了援越桂军军事思想的一个弱点：只畏惧法国的军舰，却忽视了防御法国的陆军，重于防水而轻于防陆，实际上是不了解敌我强弱的对比。

当然，这种只畏惧外国的军舰而轻视其陆军的思想并非援越桂军的独有，而是相当时期来清军军事思想的一个误区，其中尤以淮军为甚。

同治元年，刚刚组建的淮军奉命进驻上海，不久就看到上海的英法军队被太平军打得丢盔弃甲，靠着淮军的救援才狼狈脱围出困的窘态。后来，在与先后由华尔、戈登率领的常胜军一起作战时，淮军将士又常常耳闻目睹其损兵折将的惨况。这就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外国陆军不过尔尔，无甚高明过人之处，只是惊讶于外国海军的船坚炮利，从而认为在陆上交锋，中国军队并不弱于外国陆军，惟一值得忧虑的是外国军舰的威力。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北宁战前。

北宁战前，越南军队曾和法军作战，黑旗军更是屡败法军，斩酋擎旗，威震一时，也使许多人产生错觉，以为法国陆军并不可怕，只是海军威胁较大。

徐延旭、黄桂兰、赵沃也这样来看待法军。如光绪八年四月，黄桂兰有函谈法军攻占南定之役：

法军发炮八百余响，仅伤越兵数十余，“向传法人火器无虚发者，以今观之，技亦平庸”。

他们认为：只要水路防御得力，陆路敌人就不难击退乃至消灭。如敌来犯，“业经激励各营，奋勉图功，严持以待，必诱该夷上岸，然后齐出合力，面面截击，务要大挫其锋，振我军威，免为外人轻视”。

因此，在实际布防时，他们主要注意如何遏制对方的军舰，而忽视了陆上的防御和配合。

北宁防务粗略可分为防水和防陆方面，而究其实，陆上主要是在各处河口设防，归根到底也是防水。真正意义的陆上设防，如在北宁城周围特别是北宁城内的设防则完全被忽视了，这是守将战略思想失误的恶果。

关于北宁防务，战前不断有黄桂兰、赵沃的报告，战后亦有岑毓英、张树声、潘鼎新等人的报告，但大多数都不够全面。

现在、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可知布防情况大概如下：

派防六头江、三江口者，为副将党敏宜、游击谢洲、田福志、于总李应光、军功李福良、李润、高岳嵩、陈天宋等大小八营；驻防扶良一带有总兵陈得贵、副将李极光、参将覃东义、军功覃志成、陈世华、黄福茂等大小六营：派防涌球的为提督陈朝纲、副将周炳林、党英华、参将叶逢春等四营；派防新河一带的为总兵陈德朝、王正明、副将黄忠立、守备梁云种、义勇赵福星、黄云光等大小六营；派防谅江的为参将于德富、守备甘乃斌、都司李定胜、义勇李全忠及提督王洪顺的新募绥南四营共八营；连结北宁和山西之间的交通要口金英县派有游击李应章和副将刘仁贵两营；派驻城南榄山为副将李石秀、黄才贵两营；驻守北宁城内的为参将将大彰一营、千总黄效贤两哨；驻守北宁城外的为黄桂兰率领总兵韦和礼、参将黄玉贤、都司李逢桢、尚国端、参将黄云高、守备贾文贵六营及刘永福所率黑旗军12营，是为全军的总预备队。

此外，徐延旭自己率部分军队驻扎谅山。

在各处防地，除了一般的筑炮台、埋地雷外，徐延旭还要求各营挖地营以藏兵，除夕那天，徐延旭给北宁各将寄上从滇军处抄来的图样，要求各将按图施工。

但是，一方面由于挖造地营有一定的困难：“滇军所挖地营，在兴化土厚岸高则可，若山西、北宁皆土薄，掘下三尺即水，断难为此”；另一方面也由于桂军将士思想麻痹，嫌费工费力，“即使照办，似亦难避彼族开花大炮”。

于是偷工减料，只修筑赵沃设计的简易地营：各营于路口之旁与营前左右，均挖地牢三尺深。而上仅六七尺宽，下牢一丈，牢口筑泥一尺（陆路即在一尺之中开炮眼)，再以大竹篾织一大哨箕如牢口大，覆之上面，盖薄草皮，水田即在哨箕边开炮眼，人持抢在其中。如敌来攻，即将勇丁各四五人均预伏地牢中，以少入引之。彼见我入少，渐战渐进，俟其深进，先出大兵从后旁抄，暗号一发，沿途放枪击之，后抄截杀，使其无一人归巢。

这种地牢与前述地营相较，效用相差悬殊，在实战中不能起到杀敌防身的作用。

后来徐延旭曾有函痛斥黄桂兰、赵沃：

“洋轮直至扶朗，如入无人之境，盖因以前所修营垒濠沟等项，不独不能如前寄呈滇师图样，以至人心不固，未战先逃，大属不成事体！”

在筑垒布防的同时，桂军统领又分饬各营，各就本营挑选二等奋勇各100名，以备随时冲锋援应。

此外，十一月间，北宁一带的越南义民曾向援越桂军请求助战，黄桂兰、赵沃经请示徐延旭批准后，于光绪十年正月招募各义民就地乡导，计有2000名，每名月给5钱。四月十六日，徐延旭曾向清政府奏报：发给河内、北宁、海阳各乡练口粮银4980两。

为了防备法军军舰由水路来袭，北宁援越桂军也采取了一些水路防御措施：

一是塞河。

如塞乙山之河，这是因为北宁河路总口，以海阳省东潮县、荆门府山防之界乙山为最。此处两河分流，上下合而为一。一河两边皆石壁，一河无石，而均狭窄，河面仅两丈余，惟水深四丈，如能堵塞，则法舰难以溯流而达北宁，“塞乙山之河，则北宁松劲”。

光绪九年十二月，北宁援越桂军派员与东潮县义民阮文班等联络，认为可以堵塞，维工程浩大，请先发银1000两作塞河费用。

北宁援越桂军遂发银1000两交阮文班领去，并派差弁马步洲、刘俊清等前往协助，准备先密备大舟石块，订于明年正月初间乘夜堵塞。援越桂军在接到填塞完善确报，再行派营迅往，就近觅就大炮架置堵御，以保无境。但因越南义民提出必须我军到境，始能堵塞。而到时援越桂军无法派营前往，这项塞河工程看来并未实行。类似情况还发生在派营前赴兴安督同该处义绅阮伸良、阮文思、阮善等继塞录江之河，则河纳、山西等匪可以不战而困之的计划上，也是由于未能派营前往而塞河不成。

真正塞河成功的有三处。

一是涌球。饬守将陈朝纲遵照指示梅花式样，速结竹排，多载零石为之，如筑塞口一道，并于河边扼要筑垒防守。二是扶良。在涌球下游，亦命守将照式择地赶办，三是谅江。拨银1000两交由当地义民，拖大树十余根塞于春盎社之上，又沉载石竹舟二十余只于春盎社。

二是造船。

为了与法舰在水上鏖战。北宁桂军还计划拨银20万余两，制造被称为“长龙”的舢舨200只，每艘约需银一百两，大概准备用来在水上逼近法舰，掷火肉搏之用；又造价约银二百两的炮船10艘，大概可以装载小炮发射。但因工料不备，日期已逼，结果只制成少量。并于战后报销“支过塞河造船工料银二千二百零七两”。

北宁援越桂军这些防御措施，一度起法军的畏忌。孤拔曾报告海军殖民部，认为桂军的工事相当坚固，只有用军舰上的大炮和地雷才能摧毁。

毕乐所撰《山西、北宁、兴化诸役》一文写道：

北宁的“中国人利用我们不能不停顿的时间，在该地的四周围增加防御工程。在赴河内的道上，防卫尤为坚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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