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湾改编”后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余洒度和苏先骏以向湖南省委汇报工作为名脱离部队(二人先后被捕叛变，苏先骏于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克长沙后将其抓获并处决。余叛敌后为被任为少将处长，因贩毒于1934年被老蒋在南京枪决)。秋收起义部队从原来的5000多人，到后来上井冈山时还不到800人，少部分是牺牲了，大部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跑掉了。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赖毅将军也在文章中回忆说:“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相互询向:‘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里去？’”
余洒度
因別人介绍，毛泽东同志知道了离此不远的遂川和宁冈一带的山中，有袁文才和王佐的绿林武装，毛泽东同志到三湾的当天，就派人给袁文才送了一封信，提出“上山”的请求并希望得到帮助。袁很犹豫，怕红军吞并了它的队伍。
毛泽东同志决定会会这位山大王。出发前，大家担心毛泽东同志的安全，特务连连长曾士峨提出带全连跟随，毛泽东同志风趣地说:“我们去又不是对阵的，是去交友，拉出你们1OO多条汉子，岂不让人更担心，明天只有我和宛希先同志去，我一个瘸子加一个矮子，他们就不怕喽！”(毛泽东同志在起义之后因连续行军，脚打泡后发炎，伤得严重。宛的个子不高)10月6日，毛泽东同志与袁文才在大仓村见面时，实际去了七人。据当时随袁文才来大仓的苏兰春后来回忆:“大仓会见是在寒露前两天，毛委员由砻市经茶梓冲进来，共来了七个人五匹马。有的穿大衣，有的穿长衫，毛委员披了件大衣。袁文才当时不了解毛委员的部队，心里有点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了20多个人枪，这2O多人枪始终没被毛委员发现。后来见毛委员只带了几个人，便放心地迎了上去，一直把他们带到林凤和家，毛委员和袁文才边吃瓜子花生、喝茶，边说话，从上午谈到太阳快落山。”在谈话中，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袁文才和王佐反抗豪绅的革命精神，並决定赠送他们1O0支枪(有人说是60支枪)。听到毛泽东同志决定送枪给他们，袁知道他是真心交朋友，不会象晁盖一样"火并王伦”，马上表示欢迎并亲自迎接毛泽东同志的部队上山。
袁文才
上山后，毛泽东同志在对袁、王的人马进行改造后，将队伍编为两个团，秋收起义的队伍为第一团，袁、王所部为第二团。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带着南昌起义及在湘南起义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朱毛会师后，确定将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陈毅为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兼28团团长。下辖四个团，南昌起义的部队编为28团，随朱德一起上山的湘南起义的部队编为29团，秋收起义的部队编为31团，袁、王所部编为32团。其主力是28团和31团。
王尔琢（这位年轻有为的红军将领，在追叛敌的红28团二营营长袁崇全时，英勇地牺牲了）
部队合编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1928年6月，蒋介石对井冈山进行第一次“围剿"，由赣敌杨池生为总指挥，杨如轩为前线指挥，率5个团进攻井冈山。在这次反"围剿”前召开的军民誓师大会上，毛泽东写了一幅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与其说是对联，不如说是毛泽东同志为这次反"围剿"制定的战略方针。在朱、毛的指挥下（当时，朱军长指挥战斗的指挥部，就设在《十唱红军》中所说的“望月亭”），敌人被打得狼狈逃窜，这次“围剿”被红军一举粉碎。因而当地流传两句话“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部队也来到井冈山，这时是井冈山根据地的鼎盛时期，部队达6000多人。在井冈山，毛泽东提出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及毛泽东、朱德总结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和战略战术的完善起了重要作用。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心有五大哨口，北面为黄洋界，西北面的为八面山，西南面为双马石，南面的为朱砂冲，东面为桐木岭，这五大哨口分别扼守住了山上通往山下宁冈，遂川，酃县，永新等地的五条小路。
立在井冈山哨口的放哨的老人和儿童团员的塑像
五大哨口中，黄洋界最为著名。据导游介绍，黄洋界原名黄杨界，由姓氏得名。因“杨”、“洋”同音，特别是毛主席在《西江月.井冈山》一词中写作“黄洋界”（“ 黄洋界上炮声隆”），所以人们现在统一叫作“黄洋界”。 黄洋界海拔1343米，是当地的最高峰。站在山上四顾，苍山起伏如黛，云飞雾涌似涛。此山虽陡峭险峻，但山顶是平的，地势平坦并较为开阔。现在山顶中间建有一竖一横两座碑，竖碑一面是朱德书写的"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一面是毛主席书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横碑正面是朱德写的"黄洋界”三字，背面镌着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一词的手迹。
矗立在黄洋界山顶上的"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
在山顶一边还有几间后来按原貌修复的红军营房。1928年夏天，红四军军委决定在黄洋界建营房，抽派宁冈县第四区的民工建造，建房工作由红四军后勤部门的干部李少垣负责。因当时在黄洋界放哨的是一个排，因而只建了几间房。房子建好后，毛泽东、朱德和战士们挑粮上山时，都会在这里歇下脚，然后再挑到茨坪、茅坪和大小五井。后房子毁坏了。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了“黄洋界红军哨口遗址”和“中国红军第四军黄洋界哨口营房旧址”作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1963年有关部门找到当年负责建房的李少垣同志，在他的指导下按原貌复建了这几间房子。
建在黄洋界山顶上的哨口营房（1963年复建）
1928年8月下旬，毛委员和朱军长带红四军主力到湘南去了，敌乘虚以四个团的兵力进攻黄洋界，在此防守的只有31团的两个连和部分赤卫队员。8月3O日清晨，敌人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开始进攻，红军的两个连在31团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何挺颖的指挥下，沉着应战，等敌人进入有效射程之后，猛烈开火，同时山上的滾石、擂木也向敌群倾泻，打死了大批敌人。敌人退却时，又踩到了井冈山军民事先埋下的大量竹钉。仅上午就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
当时，贺子珍、伍若兰、曾志、彭儒等一些在特委和部队机关工作的女同志也参加了战斗。她们除了救伤员，运弹药外，还在山上到处插红旗，在煤油桶里放鞭炮，制造声势，让敌人摸不清虚实。
战斗最激烈时，不知是谁想起了红28团有一门迫击炮在茨坪修械所修理，于是决定把炮抬上山。据谭希林(55年授中将)回忆，当时他和贺敏学（贺子珍的哥哥）及刘荣辉(55年授大校)到军械修理所找到迫击炮，又到大井的仓库里找到仅有的三发炮弹，于下午四时左右将其运到山上。
向敌开炮时，前两发都是哑炮，只有最后一发打响了，当时运炮上山时，因炮弹太少，又无熟练的炮兵，估计也就是想制造声势，没指望对敌有多大杀伤。谁知这发炮弹恰恰在敌群中开了花。不但炸死了不少敌人，还炸伤了敌团长陈纪良。
黄洋界保卫战用的就是这种轻便的迫击炮
因敌人也知道，在井冈山上的四个团中，只有红28团有炮，他们断定红28团回来了，感到攻山无望，只好收兵，到晚上就溜跑了。这就是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毛主席后来回忆说:“这门炮是南昌起义的部队带上井冈山的。”
茅坪当时是宁冈县管辖的一个山村。当时袁文才的人马驻在茅坪，王佐的人马驻在茨坪和山下的大井等地。1927年1O毛委员带队伍上山时，因是与袁文才接洽的，所以毛委员和部队首先来到茅坪并驻扎在此。袁把毛泽东安排在自己隔壁的一间房子里住下。现该村仍保留着“中共湘赣边界党的‘一大’会址“、“八角楼毛泽东旧居”、”红军医院”、”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等七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发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一些建筑建在茨坪，后在南昌时多次说:“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在茅坪。”其实，当时江西省和吉安地区的领导有不少井冈山时期的老人，他们也知道中心在茅坪。当年修博物馆时，定的就是建到茅坪，但当时宁冈县委书记怕占良田，说茅坪田少，茨坪对面山脚下地势平缓，又不是田，建那里更好些。所以弄得现在好像茨坪成了中心。
左边是茅坪“八角楼毛泽东同志旧居”，右边是袁文才住的房子，现作为"井冈英杰——袁文才生平陈列室"。
毛主席在茅坪的旧居“八角楼”，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楼房。因房子高大，在上面建了一层阁楼。它的得名是阁楼上开有一个较大的天窗，窗呈八角形，故名"八角楼”。当年毛主席和贺子珍就住在这里。
毛主席住的八角楼房子上面的天窗
茨坪是当时在井冈山根据地中心比较大的村子。现在己发展成有四、万人口的城镇，整条街道沿着一个现称“挹翠湖”的长形堰凼而建，楼房林立，到处都是商店、宾馆、酒楼。导游说:“红军来后，当地流传一首歌谣:‘行洲府，茨坪县，大小五井金銮殿。’这说明茨坪当时是很热闹的。”琢磨这首民谣应是说，当时行洲像州府一样繁华热闹，茨坪像县城一样热闹，大小五井是毛委员、朱军长住处，是发号施令的地方，所以称为金銮殿。
茨坪的房子90%以上都是旅游业兴起以后建的(现接待能力可达万人)，原来的民居就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斜对面的湖那边一片老房子，不足一百户，人口只有几百人。现老民居有部分辟为"革命旧址"，如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的旧居，一些机关的办公旧址等。但仍居住了不少居民。
大井是井冈山大小五井中最大的村庄，距茨坪七公里。这个村庄原是客籍人建的，有五个院落，共44间房子。毛泽东带队伍上山，这里是王佐的"营盘"之一。毛委员上山之后，为示友好，送给王佐70条枪，王很高兴，回赠了500担稻谷和一些银元给红军，并让出一些房屋给红军住。毛委员于是带着部分红军从茅坪迁到这里。
1929年1月底，井冈山第一次失守时，遂川的民团头子肖家璧叫嚣“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他们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大小五井的120户被杀绝了69户。最后大井就留下三样东西，一是半堵残墙，一是两棵树(当年朱军长和毛委员常在树下看红军操练)。一是毛委员住房前的一块大石头，因他常坐在这块石头上看书报文件，人们称之为"读书石″。目前的这些房子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作为革命遗址逐步复建的。
这就是毛主席在大井旧居前的被 人们称为“读书石”的那块大石头。我们也在上面坐一坐，以此来缅怀领袖。
这是拍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被敌人烧毁的大井村残存的墙壁。
下面这几间白房子，就是后来复建的毛主席在大井的旧居(井冈山民谣中说“大小五井金銮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金銮殿”，因毛主席在井冈山只住过三个地方——茅坪、茨坪、大井。)。复建时，把那半截没倒的墙也嵌在墙体中。“一根灯芯”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
在大井村复建的“毛泽东同志旧居”
小井村位于茅坪北六公里处，这里建有红四军医院(当时建有几个分院，这是最大的分院，院部设在大井)，当时名为"红光医院″。建医院时无经费，官兵们捐出了自己的伙食尾子作为经费。医务人员和红军战士自己动手，上山采集建筑建材料，自己建房。房子是全木质结构，分上下两层，房顶是用杉树皮盖的。
医院当时有门诊室、手术室、病房等共32个房间。能住200多伤病员。当时医院的院长姓曹，肖辉球任党代表，曾志任党支部书记。1929年井冈山第一次失守时，130多名红军伤员被敌人集中到旁边一块稻田里，全部杀害了，并把房子也烧了。现在的房子是1967年在原址按原貌修复的
那个被称为"府"的行洲村，距朱砂冲哨口五公里。很早前是一个河洲，地势开阔，又位于通往宁冈和遂川的要道，来往人多，街上店铺较多。因该村处于五大哨口之外，红军和白军经常在这里打"拉锯战″，被毛主席称为“恶狗"的肖家璧经常在这里活动(当时红军在井冈山有两股死敌，一是江西遂川的肖家璧的民团，一是湖南茶陵的罗克绍的民团。红军没少吃他们的"苦头″)。
红军为了发动群众，在这里写了许多标语。敌人来了后，人们只好用黄泥将其覆盖。敌人也针锋相对，在此写了一些污蔑共产党和红军的标语，敌人走后，人们也将其覆盖了。1973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进行文物普查时，行洲村民反映墙泥里面有不少红军标语，人们刮掉泥土后，这些标语才重见天日。在清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国民党的标语，如"苏维埃政府亡国灭种"等(作为一段历史的记录，这些标语也被保存下来了)。
其中有一条写在一栋房子上长达15米的大标语:“红军是为劳苦工农谋利益的先锋队”，从没覆盖过。因为房子的主人李焕湘头脑灵活，国民党来了，他把"红″改为"国″字，红军来了，他又把"国″改为"红″字。目前的"红″字是井冈山解放以后才改的，因而"红"字与其它字明显不同。
这是那条标语的前半部分，那时的书写习惯都是由左至右。
这是那条标语的后半部分。
到井冈山后你只要细心了解就会发现，毛主席不但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战略指挥上有雄才大略，而且在宣传鼓动方面也有极高的智慧。他针对不同的对象，根据不同的环境，采用不同的方式。突出的特点有三:一是通俗性。l928年"遂川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了《遂川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请毛委员审阅。毛委员看后认为不通俗，提笔将"废除债务″改成"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将"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讨老婆不要钱"，将"反对虐待儿童″改成"反对大人打小孩″等。这样一改，不但好懂而且好记，没文化的农民一听就明白。
二是鼓动性。1965年在井冈山，他对别人回忆自己在新城（宁冈的县城搬迁过一次，人们称旧县城为古城，新县城为新城）给红五军讲话时的情景时说:“彭德怀叫我给红五军讲话，我讲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工农兵就像兄弟三个，工人是大哥，农民是二哥，士兵是三哥，我国工农兵占总人口的85%以上，我问红五军战士，多数人打少数人，谁能打赢啊？当然是多数人打得赢。所以工农兵联合起来打遍天下。战士们高兴地笑了，彭德怀笑得很开心。”毛委员的这些话，对刚遭受挫折，士气低沉的红五军战士无疑具有较好鼓舞作用。
三是形象性。朱良才在《这座山，它革命》中说，毛委员在讲革命根据地的作用时，用比喻的方法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老走着、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再继续战斗。通过这种形象的比喻，把复扎的问题简单化，三言两语就把事情说清楚透彻了，比讲大道理管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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