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的这块浮雕残片描绘了葡萄藤，由皮特里和卡特于1891年至1892年间在阿玛纳进行考古发掘时出土，在之后的发掘成果分配时，这件文物被阿默斯特勋爵获得。

描绘有葡萄藤图案的浮雕残片

随后，该浮雕残片于1921年在伦敦苏富比（阿默斯特拍卖）上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购得，这次收购获得了来自爱德华·S·哈克尼斯的支持。

时期：古埃及新王国，阿玛纳时期

王朝：第18王朝

统治者：阿肯那顿法老

时间：约公元前1353年至前1336年

地点：中埃及的阿玛纳（阿赫塔顿）地区，阿顿大神庙遗址；圣所（由皮特里发掘）、南墙外的坑（由卡特发掘）。

材质：石灰石

尺寸（以完整部分计算）：宽度为18厘米，长度也为18厘米

收藏编号：21.9.10

展览位置：第131号展厅

在古埃及浩瀚的历史长河中，阿玛纳一直是备受瞩目的遗址之一，这里不仅留下了著名的阿肯那顿改革时期的政治与宗教印记，也为后世的考古工作者、历史学者乃至艺术收藏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与探索素材。

随着1891年至1892年间英国考古学家威廉·马修·弗林德斯·皮特里与霍华德·卡特在阿玛纳进行系统性发掘，许多精美且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物被陆续发现并带回到欧洲。

其中，一块描绘葡萄藤的浮雕残片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发现之一。

这块浮雕最初发掘出土时，被分配给了阿默斯特勋爵，其在1921年的伦敦苏富比（阿默斯特拍卖）中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收购。

本篇文章将围绕这块葡萄藤浮雕残片的背景展开，不仅介绍其发现与流转经过，也将通过介绍相关的学者与收藏者——皮特里、卡特与阿默斯特勋爵——展现他们的家庭、出身、婚姻、教育背景以及成长经历，阐述他们在考古发掘、历史研究与艺术品收藏领域的贡献。

随后，我们将深入探讨葡萄藤与葡萄在古埃及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们在文学艺术、传统文化、社会生活、政治领域、宗教崇拜和丧葬习俗中的象征寓意与具体表现。

阿玛纳遗址位于埃及尼罗河中游东岸，约在今日埃及的明亚省境内，其兴起与18王朝法老阿肯那顿的宗教改革密切相关。

阿肯那顿在位期间建立了以崇拜“阿吞神”为中心的新宗教体系，并将首都从底比斯迁往阿玛纳，亲手打造了一座全新的王都。

阿玛纳因此一度成为政治与宗教的中心，但因改革失败和政治波折而很快衰落，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

至近代，西方学者和考古学家对古埃及文明的兴趣日益浓厚，阿玛纳遗址的重要性逐渐为人所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欧洲学者来到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力图拼凑这个短暂却意义非凡的历史时期的完整面貌，威廉·马修·弗林德斯·皮特里与霍华德·卡特便是其中的核心人物。

一、家庭与早年经历

威廉·马修·弗林德斯·皮特里于1853年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土木工程师，母亲对于文学和艺术也有一定的兴趣。

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令皮特里自幼对未知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古代历史和建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皮特里年少时期便展露出惊人的观察力和测量能力，他常常在英国乡间通过测量古建筑、考察教堂遗迹来训练自己的精准度。

他虽然未曾接受过传统大学系统的教育，但他在家人的支持下进行大量自学，对测绘、地形勘探和古文物研究有着扎实的实践基础。

二、教育背景与婚姻

皮特里的正式教育或许算不上精英式的学院派风格，但他广泛的阅读与田野考察使他对于各类技术方法均有着深入了解，并与妻子希尔达·皮特里共同致力于考古研究。

希尔达本身也是一位对埃及考古和艺术表现有深刻兴趣的女性，两人婚后互相扶持，配合默契，使得皮特里能够在埃及多处古遗址开展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三、考古与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皮特里以其在埃及的精确测绘和细致发掘而闻名，奠定了现代考古学测量和分层发掘的基础。

他发明或完善了“陶器序列年代学”等关键方法，通过对陶器的风格、形制及分层进行详细分析，帮助后世学者精确地确定遗址的年代顺序。

此外，他提出了系统化记录考古现象的理念，从此之后，考古学不再仅仅是对文物的收集，而是一门研究古代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的科学。

在阿玛纳的发掘中，皮特里同样发挥了其精湛的测量技术和细致的观察能力。

他对包括房屋、宫殿、宗庙在内的遗迹进行了科学布局的探索，令当时欧洲学术界重新审视阿肯那顿时期的实际面貌。

一、家庭与早年经历

霍华德·卡特于1874年出生于伦敦。他的父亲塞缪尔·约翰·卡特是一位美术师，善于绘制动物肖像。

卡特继承了父亲的艺术天赋，自幼接触绘画，并在家中得到了艺术方面的熏陶。

相较于皮特里，卡特更偏向美术功底，尤其擅长对古遗迹与文物进行写实性临摹与图像记录。

二、教育背景与工作经历

卡特早年并未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但凭借出色的绘画才能，他在17岁左右便被推荐前往埃及，在当时的埃及考古勘探机构任职，从事壁画和文物图案的记录与复制工作。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卡特日渐熟悉古埃及艺术风格、象形文字与遗迹布局，打下了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坚实根基。

1891年至1892年，卡特与皮特里合作，参与阿玛纳的发掘工作，进一步提高了他的考古技能与对古埃及文化的理解。

之后，卡特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1922年在帝王谷与卡纳冯勋爵合作，发现了图坦卡蒙墓，轰动了全球。

然而，他在阿玛纳的早期经验与发掘也是其学术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对历史研究与艺术品保护的贡献

卡特结合自身的艺术才能与考古实地经验，为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提供了宝贵的美术记录。

他在埃及遗迹的临摹与重现方面技艺精湛，生动还原了遗址与墓葬内部的图案、色彩和细节。

卡特的一系列工作，既丰富了学术研究素材，也为后来的博物馆展陈提供了更多视觉与技术支持，他的观察力和敬业精神使其在学术研究和历史保护方面成为重要推手。

阿默斯特勋爵是英国贵族中的一员，其家族拥有相对悠久的历史与不菲的财力。

通常而言，贵族家庭注重教育，往往在青年时期就会为子嗣提供良好的私人导师或公学、大学教育。

阿默斯特勋爵同样接受过高等教育，通晓多门语言，并且对古代文明与艺术品收藏抱有浓厚的兴趣。

在婚姻上，他与一位同样拥有显赫背景与广阔社交网络的女士结成连理，这种家族联姻在当时的英国贵族圈里十分常见，为藏品的获取和国际交易也提供了诸多便利。

阿默斯特勋爵不仅在家族继承与社会活动中颇具影响力，也常常凭借他的财力与人脉购藏不同文化的珍贵文物、手稿与艺术品。

在阿玛纳遗址的发掘成果分配中，阿默斯特勋爵得以获得这块葡萄藤浮雕残片，随后将其纳入私人收藏。

由于他对古埃及艺术的喜爱与重视，这件文物得到了细心的保存与研究。

1921年，他的藏品在伦敦苏富比举办拍卖时，包括这块浮雕在内的部分文物得以再次流转到公共视野当中，最终被某博物馆收入馆藏，成为公众共享的宝贵文化遗产。

在古埃及，多样化的植物与农业景观并不仅仅是人们维系生计的途径，也与宗教、政治、社会、文化、文学和艺术等领域紧密相关。

葡萄藤与葡萄这一元素，既可以入酒、充当食物，也承载着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

下文将就其在古埃及文学艺术、传统文化、社会生活、政治领域、宗教崇拜和丧葬习俗中的重要地位作详细阐述。

一、文学艺术中的表现

在古埃及的壁画、浮雕和纸草文献中，葡萄藤常被用来装饰宫殿、陵墓及神庙的墙面，也出现在王室或贵族使用的器物、家具装饰之上。

其缠绕的枝叶和丰硕的果实，象征着繁盛、丰收与美好生活，往往伴随着描绘狩猎、音乐、舞蹈等场景，体现出对生命活力与社会娱乐的热爱。

文学作品中，葡萄也被视作浪漫与享乐的象征，尤其在某些《亡灵书》或祭祀文本里，常能见到献上美酒以取悦神灵或亡者的图景。

古埃及艺术家精于将葡萄与生活图景相融合，既传达了现实的物质富庶，又隐含了某种对来世幸福的向往。

二、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

葡萄酒在古埃及社会具有相当的受众基础，虽然与两河流域的啤酒文化相比，古埃及的啤酒似乎更被大众普及，但葡萄酒却往往是更高等级、用于特定场合或用于贵族、祭祀之用的饮品。

上层贵族在举行宴会时经常选用美酒待客，或把它当作宗教献礼及政治外交的礼物。

葡萄的种植需要相对精细的管理，灌溉与气候条件都需良好，因此在古埃及能成功种植葡萄并生产葡萄酒，必然与拥有足够的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相关。

这也让葡萄酒在社会分层与政治交往层面具有特殊的象征意涵——它不仅是一种饮食文化的体现，也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

三、政治与宗教崇拜中的角色

有研究显示，在法老时期的各种仪式或官方场合，都会出现葡萄或葡萄酒的身影。

法老本人可能会在宗教祭典上献上葡萄酒，意在向神祇表达感谢或祈求庇佑。

某些神祇（如欧西里斯或某些与丰收、生命力相关的神灵）与土地丰饶息息相关，葡萄的再生能力与果实的可酿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神祇理念相呼应。

在王室的壁画及石刻装饰中，常常能够看到葡萄藤缠绕的图案，与法老形象相辅相成。

法老被视作神与人之间的桥梁，葡萄则代表土地与丰饶，二者的结合在政治宣传与宗教仪式中都具有双重象征性：一方面彰显王权对全国资源的掌控，另一方面展现国家富庶、百姓丰衣足食的理想状态。

四、丧葬习俗与来世观念

古埃及人对来世生活极为重视，尸体的木乃伊化、陵墓的精心布置以及墓中随葬品的多样化都证明了他们对于死后仍可延续某种类似尘世生活的期待。

葡萄与葡萄酒在葬礼中或墓葬随葬品中多有出现，人们希望在冥界也能够享用生前的佳酿，以此象征对生命活力延续、精神愉悦和社交场景复制的渴望。

某些贵族和王室陵墓中，会在石棺或墓道壁画里绘制葡萄酒酿造、储藏及取用的场景，或将葡萄酒盛放于特殊的陶器、青铜器中随葬。

其用意在于为逝者在来世的“宴饮”或宗教活动中，提供所需的供奉与享用。

这种风俗也与古埃及对于“永生”的理念相契合——通过象征财富、享乐与人间好时光的葡萄与美酒，将来世与尘世连结起来。

通过对这块描绘葡萄藤的阿玛纳浮雕残片进行详尽考察，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古埃及社会在宗教、文化、艺术、政治等层面的多重面貌。

浮雕的本身不仅是古埃及艺术成就的外在体现，也是当时社会价值与信仰体系的缩影。

在其辗转流传的过程中，我们同样看到了考古学家与收藏家群体共同的探索与热情。

威廉·马修·弗林德斯·皮特里、霍华德·卡特与阿默斯特勋爵，分别代表了考古发掘、历史研究与文物收藏的多重侧面。

他们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与婚姻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从事学术和收藏工作的路径与动机。

皮特里所倡导的科学发掘方法与严谨的陶器年代学，为现代考古奠定了理论与技术基础；卡特将考古和艺术记录结合，生动重现古代遗迹的神韵与色彩。

阿默斯特勋爵的家族财富与对艺术的热爱，则为文物在私人圈层与大众视野之间构建了一条特殊的流通途径。

葡萄藤及葡萄在古埃及文化中扮演着丰富的角色。它既是营养与财富的源头，又与宗教、权力、审美和对来世的期待紧密相连。

其在文学艺术、社会生活、政治场域和丧葬仪式中的广泛存在，充分说明古埃及文明对于“生命繁盛”的浪漫想象和强烈追求。

时至今日，置身博物馆中的观众在看到这样一块仅存的浮雕残片时，也许会想起阿玛纳的沙土和尼罗河畔的古老文明，想起皮特里与卡特辛勤劳作的背影，也会想起阿默斯特勋爵华丽庄园里的珍贵收藏。

人类历史的种种片段就此交织，让我们得以窥见古埃及这个远古国度中对生命、艺术、宗教和政治的多元审美与理解。

在漫长的岁月磨砺中，葡萄藤的柔韧枝条和这块浮雕的断面一起，既见证了王朝的兴衰离合，也折射了后世对古文明不懈探索、研究与收藏的热忱。

这块浮雕从阿玛纳的考古现场走入阿默斯特勋爵的收藏，又在1921年的苏富比拍卖会上现身，进而入藏博物馆，完成了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旅程。

正是由于一代代考古学者、收藏家和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这些珍贵文物才得以免于湮没，并在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继续传递着古埃及的璀璨文明与深邃象征意义。

在未来，随着技术手段与研究视角的不断拓展，我们或许还会在这块浮雕以及相关遗物的研究中，挖掘出更为深远的历史信息，从而更加全面地解读古代埃及社会对于艺术、生命与宇宙的独特理解。

参考资料：

Hill, Marsha 2018. "The Petrie-Carter Fragments from the Sanctuary Zone of the Great Aten Temple: The Decoration of Amarna Sacred Architecture." In Les édifices du règne d'Amenhotep IV - Akhénaton — Urbanisme et Révolution: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organisé par Archéovision –Université Bordeaux 3 — ANR ATON 3D et l’équipe Égypte Nilotique et Méditerranéenne, Montpellier, 18-19 novembre 2011, CENiM 20, p. 60 (mistakenly referred to as 21.9.8), fig. 20.

Thompson, Kristin and Marsha Hill 2024. Statuary from Royal Buildings at Amarna: Its Creation and Contexts. London, p. 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