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8月15日，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沈阳军区的一群战士来说，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他们失去了一位可敬的战友——雷锋。在雷锋遭遇意外后，从院长到战友，每个人都在与时间赛跑。院长不顾劳累亲笔写信求援，副连长为了救援车辆通行甚至在公路上开枪示警，所有人都在拼尽全力想要挽救这个年轻的生命。但最终，这位年仅22岁的青年，还是永远地离开了。这个结局，让所有人都难以接受。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故，让一个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

1962年8月14日傍晚，沈阳军区运输连的雷锋和乔安山接到一项紧急任务。二营因连日暴雨导致道路受阻，粮食运输中断，所剩粮食仅够维持一天。团长吴海山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遣驾驶技术最为娴熟的雷锋执行这次运输任务。

当晚八点，雷锋和乔安山驾驶卡车从连队出发。当时的道路状况极为恶劣，泥泞不堪，路面坑洼不平。两人在漆黑的夜色中，凭借车灯照明，小心翼翼地前行。为了确保安全，雷锋走走停停，时常下车查看路况，用铁锹填平大坑，铺上枯枝。这一路走走停停，整整用了八个小时。

次日凌晨四点，他们终于将粮食安全送达二营。二营的战士们看到满身泥浆的两人，连忙让他们休息，但雷锋考虑到连队还有其他任务，婉拒了战友们的好意。

返程时雨势渐小，但道路依然湿滑。两人轮流驾驶，只在路边短暂停车啃了几个冷馒头。上午七点，他们安全返回连队。按照常规，此时应该休息，但雷锋注意到车辆已到保养期限，且浑身布满泥浆，如不及时处理可能影响零部件。

当时营区内设有专门的洗车点，但需要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这条通道左侧有几根用于晾衣服的木杆，右侧是营房。雷锋让乔安山练习倒车，自己在旁指挥。就在车辆即将通过时，后轮碾压到其中一根木杆。由于木杆顶端连着铁丝，受到巨大拉力，断裂的木杆猛地弹回。

这根约4米长、重达30斤的木杆，以极快的速度击中了正在专注指挥的雷锋右侧太阳穴。雷锋当即倒地，鼻孔和嘴角开始流血。时间是1962年8月15日上午7点40分，整个事故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乔安山立即冲到雷锋身边，发现他已经失去知觉。附近正在菜园劳动的战士听到呼救声跑来帮忙。几分钟后，连长虞仁昌接到报告赶到现场，看到雷锋伤势严重，立即组织人员将其送往最近的医院。

雷锋被木杆击中后，连队立即组织了一支紧急救援小组。乔安山和另外两名战士用担架将雷锋抬上了卡车，副连长亲自驾驶，以最快速度赶往最近的部队医院。

抵达医院时，雷锋已经完全处于昏迷状态。值班医生立即进行了初步检查，发现雷锋右侧颞部有明显外伤，伴有脑脊液溢出，初步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医院立即启动了紧急救治预案，抢救室内的医护人员紧急展开各项救治工作。

院长接到报告后，立即从家中赶到医院。作为一名从军多年的军医，他深知颅脑损伤的严重性。经过详细检查，院长发现雷锋的伤情比预想的更为严重：右侧颞骨骨折，颅内出血，脑组织受到严重挤压。普通的止血、消肿等治疗方法已经不足以挽救雷锋的生命。

医院立即组织了一次紧急会诊。会诊结果显示，雷锋需要立即进行开颅手术，但当时这家医院既缺乏开颅手术的必要设备，也没有足够经验的脑外科专家。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院长当即决定向沈阳陆军总医院求援。

为了争取更多的救援时间，医院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医护人员不断为雷锋输血、补液，使用脱水剂降低颅内压，同时持续监测生命体征。一位护士专门负责记录雷锋的各项指标变化，每隔十五分钟测量一次血压和瞳孔反应。

院长亲笔写了一封内容详尽的求援信，详细描述了雷锋的伤情和目前采取的救治措施。信中特别强调了伤情的紧急程度，请求陆军总医院立即派出脑外科专家组。这封信由一名军医带着雷锋的诊断资料，乘坐军用吉普车火速赶往沈阳。

与此同时，医院还向上级汇报了雷锋的伤情。沈阳军区获悉消息后，立即指示驻地各部队为抢救雷锋提供一切必要支援。附近几个部队的军医也陆续赶到医院，参与救治工作。

在等待专家组到来的过程中，雷锋的伤情持续恶化。颅内压不断升高，瞳孔开始出现不等大。医护人员轮流值守，随时准备应对各种紧急情况。院长始终守在抢救室外，不时进去查看雷锋的情况，并根据症状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当地医院的各个科室都投入到抢救工作中。输血科紧急调配血源，药剂科加班准备各类急救药品，手术室也做好了随时开展手术的准备。整个医院形成了一个紧密配合的救援网络，所有人都在为挽救这个年轻战士的生命而努力。

从雷锋所在的医院到沈阳陆军总医院，正常行车需要两个半小时。然而这天是雨后，道路泥泞，部分路段还在修复。驾驶军用吉普车的军医带着院长的求援信，开足马力向沈阳驶去。

沈阳陆军总医院接到求援信后，立即组织了一个由三名脑外科专家组成的医疗队。专家组带上了开颅手术所需的关键设备，乘坐军用救护车出发。为了争分夺秒，军区指挥部协调了沿途各个路段的交通管制。

与此同时，雷锋所在连队的副连长带领几名战士驱车在公路上巡查。当时正值农忙季节，不少农用车辆在路上行驶。为了确保救护车能够顺利通过，副连长在关键路段组织人员疏导交通。在一处特别拥堵的弯道处，副连长不得不对天鸣枪示警，以此疏散堵塞道路的车辆。

当地的民用卡车队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参与到救援行动中。二十多辆卡车分别在几个关键路口待命，用车身为救护车让出通道。一些卡车司机还自发地在路况较差的路段洒水，防止扬尘影响救护车视线。

这时，驻扎在附近的空军部队获悉雷锋的伤情后，立即请示上级派出直升机支援。一架军用直升机随即起飞，在公路上空盘旋，为地面救援车辆指明最佳路线，同时通过无线电向地面通报路况。

沿途的地方政府也迅速行动起来。县交警大队调派警力，在各个路口维持秩序。地方交通部门紧急修补了几处损坏的路面，并在泥泞路段铺设砂石，方便车辆通行。一些地方干部骑着自行车在路上来回奔走，向过往车辆通报情况。

然而，天公不作美。午后突然下起了大雨，本就泥泞的道路更加难行。救护车不得不减速行驶，有几处路段甚至需要战士们下车推车。空军直升机也因为雨势太大，一度无法在低空飞行。

在一处特别危险的山路转弯处，几名当地农民主动站出来，打着雨伞举着火把为救护车指路。他们扛着木板，在湿滑的路面上铺设简易的＂车道＂。当救护车安全通过后，这些农民又立即清理路面，为返程的车辆做准备。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专家组终于抵达了雷锋所在的医院。与此同时，通过空军直升机、地方政府和医院的通力合作，一批急需的医疗设备也陆续送达。整个求援过程展现了军民一心、通力协作的感人场面。然而，专家们查看雷锋的伤情后，却发现情况比预想的更加严峻。

专家组到达医院后，立即展开了全面检查。三位脑外科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雷锋的伤情进行评估。通过详细检查，他们发现雷锋的颅内压已经达到危险水平，右侧瞳孔放大，对光反射消失，这些都是极度危险的征兆。

专家组在医院会议室召开了紧急会诊。会诊期间，他们仔细研究了雷锋的全部病历资料，分析了从受伤到现在各项生命体征的变化曲线。经过反复讨论，专家组发现雷锋的伤势已经超出了当时医疗条件所能处理的范围。

尽管如此，专家组仍决定尽最后的努力。他们将抢救方案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控制颅内压，其次准备手术，最后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开颅手术。第一阶段立即开始，专家组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降颅压方案，包括使用甘露醇、地塞米松等药物。

手术室迅速被改造成最适合开颅手术的环境。医院调来了所有可用的无影灯，专门安装了备用发电机，以防手术期间停电。消毒室的工作人员连续工作，准备了大量的无菌器械和敷料。输血科在周边医院和部队紧急调集了充足的血源。

专家组组长亲自带领一队医护人员守在雷锋床边，密切监测各项指标。每隔五分钟测量一次血压，每十分钟记录一次生命体征。护士们轮流值守，详细记录所有用药情况和身体反应。

同时，专家们还采取了一系列辅助治疗措施。他们让雷锋保持头部抬高30度的体位，以利于脑脊液引流；在病房内保持安静，避免任何可能刺激病人的声响；严格控制输液速度，防止水肿加重。

然而，雷锋的情况仍在持续恶化。到下午三点，左侧瞳孔也开始放大，这表明脑干已经受到严重压迫。专家组立即调整了治疗方案，加大了脱水剂的使用剂量，同时准备了气管插管的器材，以防呼吸功能衰竭。

专家们分成三组轮流值守，随时准备进行紧急手术。手术器械被排列在手术室的器械台上，按照使用顺序整齐摆放。手术室的护士反复清点器械，确保万无一失。麻醉师也做好了准备，配置了各种可能用到的麻醉药品。

到了下午四点，雷锋的血压开始急剧下降，脉搏变得微弱且急促。专家组当即决定放弃开颅手术的方案，转而全力维持生命体征。他们开始使用强心剂，增加输液速度，并准备了心脏除颤器。

整个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在全力以赴。药剂科的工作人员随时待命，准备配制各种急救药品；检验科反复进行血液检查，及时反馈各项指标；就连医院的司机也始终守在车库，准备随时转送病人或取送药品。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颅脑损伤，即便是最顶尖的专家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也难以改变最终的结局。

1962年8月15日下午5时10分，在经过长达七个小时的抢救后，雷锋的生命体征开始急剧恶化。血压持续下降，心跳越来越微弱，脉搏已经几乎难以触及。专家组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静脉推注强心针、使用心脏除颤器，但收效甚微。

医护人员在这最后的时刻仍在坚持不懈地工作。一位护士继续为雷锋擦拭身体，另一位护士仔细记录着每一项生命体征的变化。输液室的工作人员随时准备更换新的药液，药剂科的人员则在不断配制急救药品。

随着雷锋的情况持续恶化，专家组组长下令启动最后的抢救预案。他们在病房内架设了更多的医疗设备，包括心电监护仪和呼吸机。每位专家都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密切关注着仪器显示的各项指标。

下午5时23分，雷锋的心电图开始出现严重的异常。专家组立即展开心肺复苏，一位专家负责胸外按压，一位护士进行人工呼吸，另一位医生则准备注射肾上腺素。整个抢救室内充满了紧张而有序的忙碌。

医院大院内，雷锋所在连队的战友们正在焦急地等待。副连长带领几名战士守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随时准备接受医生的指示。医院的工作人员为他们搬来了长椅，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坐下。

下午5时28分，雷锋的心电图呈现直线。专家组继续进行抢救，医护人员轮流进行胸外按压。药品推注、电击除颤，所有可能的抢救手段都在使用。然而，所有的努力都未能改变这个年轻战士的命运。

5时35分，主治专家看了看手表，正式宣布停止抢救。整个病房陷入了短暂的寂静，只有仪器发出的单调声响。护士关闭了输液器，收起了各种监测设备。一位年长的医生仔细记录下了最后的医疗过程。

医院立即向上级机关报告了这一消息。院长亲自整理了详细的病历资料和抢救记录，记录了从雷锋入院到去世期间的全过程。这些文件后来成为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雷锋所在连队的战友们接到消息后，立即组织人员准备后事。他们联系了军区后勤部门，安排了运送遗体的车辆。几名战士主动承担起了守灵的任务，医院也专门腾出了一间安静的房间。

当晚，沈阳军区派来的工作组抵达医院，开始处理相关事宜。他们详细了解了雷锋受伤和抢救的全过程，走访了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收集了所有相关的医疗文件。所有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都写下了详细的工作报告，记录下这场艰苦卓绝的抢救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