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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同的地理风貌和历史典故，中国很多省份都和数字有关，例如山西称为三晋、陕西称为三秦、山东称为三齐，而浙江被钱塘江分割为两浙。钱塘江以南的绍兴、宁波、金华、台州、温州、丽水、衢州、建德的地势高昂，自古就是浙江的“上八府”，钱塘江以北的杭州、湖州、嘉兴的地势平坦，属于浙江的“下三府。”上八府即浙东，下三府即浙西。
浙东的上八府里，绍兴最为重要。绍兴毗邻钱塘江，沿着钱塘江西进，可以抵达安徽黄山、江西景德镇，进而成为长江—赣江—大庾岭贸易线的组成部分。自绍兴到杭州，可以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进入中原核心区。从绍兴北部的杭州湾出海，万里海岸线更是自由驰骋，可以直达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
即便从军事地理层面来看，绍兴位于浙东上八府的最北部，紧邻杭州，那么绍兴便是杭州的门户。绍兴破，则杭州不保，杭州要压制浙东上八府，也要通过绍兴来完成。正因为有这样的优越条件，历史上的绍兴，便成为浙东首府，浙江省内的地位仅次于杭州。早在唐朝时，绍兴就名震天下。
在军事地理方面，唐朝设立的浙东观察使，治所就在绍兴（越州），用来镇守浙东。孙逖在《送裴参军充大税使序》里写道：“越会稽郡者，海之西镇，国之东门，都会蕃育，膏肆兼倍”，把绍兴视为唐朝的东部门户。在经济方面，杜牧历任淮南节度使掌书记、黄州刺史、池州刺史、睦州（建德）刺史，非常清楚东南的世事民情，所以在《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里说，绍兴是“西界浙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的繁华盛地。
此后千年，历经唐、宋、元、明、清等王朝，绍兴始终保持着浙东首府、浙江经济重镇的重要地位。不过，世人说起绍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绍兴的重要地位，而是出自绍兴的一个群体——绍兴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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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师爷的崛起，和绍兴的重要地位是分不开的。一方面，绍兴的经济富庶，导致人口暴涨。北宋时期，全国人口超过20万的州，北方只有11个，南方有44个，而南方的人口大州里，江浙独占23个。可见在那个时候，南北方的人口规模就有巨大的差异。到了明朝中后期，纳入黄册统计的人口共有1160余万户，其中北方人口340万户，南方人口820万户，浙江又独占150万户。也就是说，浙江的人口相当于北方人口的一半左右。这仅仅是统计出来的人口，为了免除人丁税而隐藏的人口其实更多，数量大致是官方统计的三到五倍。人口是无限增长的，土地却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人口多的地方，必然有一大部分人没有自己的土地。此外，和平的时间太长，必然产生激烈的土地兼并，那么拥有土地的人，占总人口比例是极低的。
明朝文人徐文长是绍兴山阴人，他考察会稽县的社会情况以后，在编撰《会稽县志》时写道：“今按籍口六万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悉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仅四十余万亩，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筹其类而分之，止需数千家而尽有四十余万之田矣。合计依田而食与他业别产而食者，仅可令十万人不饥耳，此外则不沾寸土者，尚十余万人。”
这些不沾寸土、衣食无着的人，是他们不努力吗？肯定不是，是社会矛盾没有给他们努力的方向。会稽县是这种情况，可想而知，整个绍兴也是差不多的。所以“人多地少”的社会环境，导致绍兴的无业游民数量庞大，非常需要工作机会来养家糊口。
另一方面，绍兴的经济富庶，直接催生了兴盛的文化，以至于读书科举的文人，占绍兴总人口的比例非常大。明朝考中举人的绍兴文人有2215人，占浙江举人的20%，考中进士的绍兴文人有950人，占浙江进士的25%。清朝立国的前一百年，绍兴考中举人的依然有656人，考中进士的217人。
这些枯燥的数据，固然是绍兴文教鼎盛的证明，但那么庞大的总人口、那么低的录取率，意味着绝大部分绍兴文人，无法通过科举、入仕、做官实现人生价值或谋取生计。既然正路走不通，那些没有土地、科举落第的绍兴文人，便只能走偏门。
而在“士农工商”构建的中国古代社会，落第文人依然是士，不可能脱下长衫去做工务农，商的社会地位又太低贱，那么落第的绍兴文人要走偏门，还是要在“士”的范围内挑选——要么回归乡里，教授子弟读书，收一些微薄的学费。要么通过关系进入官场，以政府官员私人幕僚的身份，挣一份丰厚的薪水，间接实现人生价值。
选来选去，这两个偏门里，还是做政府官员的私人幕僚，性价比更高一些。反正是出来卖的，为什么不卖个好价钱呢？而政府官员的私人幕僚，俗称就是——师爷。
落第文人需要政府官员谋生路，政府官员同样需要落第文人做师爷。政府官员通过科举考试入仕，而科举考试的题目大多出自四书五经。这种选拔人才方式的好处在于，能构建统一的意识形态，从朝廷到基层、从江浙到陕甘，历任皇帝和所有官员都能同频对话，没有任何沟通障碍。但弊端就是，常年累月钻研四书五经的文人，缺乏水利、财务、法律、土木等专业知识。
出任政府官员以后，他们要履行职责，就必须依靠负责具体事务的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官和吏的区别并不明显。官被贬了可以做吏，吏有政绩可以做官，所以在那个时候，官和吏之间没有根本性矛盾，反而是互相配合完成工作，对双方都有好处。但自从明成祖朱棣颁布“自今御史勿复用吏”的诏令以后，吏，逐渐失去了光明的前途。
不论吏的政绩如何出彩，他都不能晋升为官、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受人尊重。可以说，自从成为吏的那一天起，他的政治前途就被堵死了。正因如此，那些学业有成或者稍有背景的文人，都不愿意做吏。于是呢，政府里的吏，便演变为父子相传、世代相承的职业。
既然吏是世袭的，那么吏就是盘根错节的地头蛇，科举出身的官是流动的，任职以后，如果不能满足吏的利益，吏就可以不配合官，甚至在暗地里做手脚，毁了官的前途。为了不被吏绑架，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政府官员就有了聘请师爷的习俗。
这样一来，把需要做的工作交给师爷，官就能完成工作并做出政绩。而因为有了师爷，吏就有了竞争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好处，甚至仅仅为了不被收拾，吏都要配合官的工作。换句话说，师爷是官员引入政府的鲶鱼，同时充当了官和吏做斗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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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皆有源头。绍兴文人做师爷，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全天下的落第文人那么多，为什么绍兴师爷能垄断行业？其实在明朝立国的时候，绍兴师爷就萌芽了。朱元璋渡过长江攻破南京以后，四处网罗文人，组建新政府班子。但安徽、湖广的文人都投奔了陈友谅，江苏苏州、浙江杭州的文人归附了张士诚，朱元璋能招揽的，便只有浙东文人。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刘基、宋濂、叶琛、章溢为代表的浙东文人，纷纷进入朱元璋的幕府，给朱元璋平定天下出谋划策，立下赫赫功劳。
在常年累月的战争中，刘基、宋濂等浙东文人，又向朱元璋举荐了大量的门生、弟子、亲朋、故旧，以至于明朝立国以后，浙东文人成为仅次于淮西勋贵的政治势力，盘踞在六部和行省的重要部门。因为绍兴是浙东首府，所以这些浙东文人里，绍兴文人的占比非常大。
到了朱元璋晚年，浙东文人尤其是绍兴文人，便成为朝廷六部的主要人群，和科举入仕的文人泾渭分明——“六曹之吏，江浙籍多，浙江尤甚”，这里说的浙江，其实就是绍兴。再过两百年，明朝进入万历年间，绍兴文人的势力不仅延续下来，而且稳步壮大，号称“一入衙门，前后左右皆绍兴人。”
朝廷六部以绍兴文人为主，布政使司、府、州等地方政府，要想和六部沟通感情，甚至是顺利审批提案、调拨款项，最佳办法便是招募一些绍兴文人，让他们利用乡党关系，打通六部的关节。绍兴文人，就这样搞出明清版的“跑部钱进。”既然政府官员需要师爷做鲶鱼，制衡世袭的吏，又需要绍兴文人来“跑部钱进”，那还不如直接招募绍兴文人做师爷，用一份工钱办两件事。
于是呢，朝廷六部的吏和政府官员的师爷，充斥着绍兴文人，绍兴文人就此形成一个同气连枝的阶层。理学家陈龙正的朋友到绍兴做知县，陈龙正就写了一封信，专门叮嘱他，要在绍兴推行教化，绍兴人的道德和素质提高了，可以影响朝廷六部的吏和政府官员的师爷，有利于天下。
信件的最后，陈龙正写了一句：“天下治乱之根本，皆在绍兴。”在这样的背景下，绍兴文人便有了广阔的职业前景。通过科举做官的绍兴文人，凭借遍布天下的人脉关系，到哪都能如鱼得水。
例如绍兴府余姚县的王阳明，考中进士以后，历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得罪权倾朝野的宦官刘瑾，都能逃出生天，跑到贵州龙场悟道。复职之后，王阳明做了南赣巡抚、平定叛乱，最终以文人的身份封为新建伯，青史留名。王阳明的毕生功业，固然有惊才绝艳的个人能力，但和绍兴文人的支持、配合，大概率也是有关系的。
考不上科举的绍兴文人，就接受政府官员的招募，进入幕府做师爷。例如绍兴府山阴县的徐文长，十岁就有“指掌之间万言可就”的文学水平，偏偏八次落第，无法入仕做官。人到中年以后，徐文长走投无路，进入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幕府，协助胡宗宪拟定抗倭计划，还给胡宗宪代笔，写一些吹捧内阁首辅严嵩的贺表、进献给嘉靖的青词。
胡宗宪死后，徐文长游历塞外，还接受辽东总兵李成梁的礼聘，教授李如松、李如柏兵法，相当于给李成梁做了一段时间的师爷。时间进入清朝，虽然皇帝换成爱新觉罗氏，但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基本政府班底，绍兴人的政治势力也延续下来。绍兴出生的邬思道，很多年都没考中功名，便在康熙、雍正年间做了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师爷，全权负责田文镜的一切奏折，以至于雍正对田文镜的恩宠日隆，有次还在田文镜的奏折上批了一句：“朕安，邬先生安否？”
师爷做到这个份上，属实是成功的。不过，大部分绍兴师爷，并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的师爷生涯，主要目的是挣俸禄、谋生活。那些普通的绍兴师爷，要想胜任工作，必须接受一段时间的培训，往往是父传子、兄传弟、师传生。而要想获得丰厚的俸禄，必须熟悉两项业务——刑名，即法律。钱粮，即财经。
这两项业务是政府官员最需要的，所以开出的俸禄也是最丰厚的，按清朝乾隆年间的惯例，刑名师爷的年俸是260两，钱粮师爷的年俸是220两。和现代相比，刑名师爷和钱粮师爷的收入，不次于年薪百万的公司高管。但除了这两项业务以外，其他师爷的收入就断崖式下跌。清朝乾隆年间的汪辉祖，师爷生涯的起点，是给知县做书记，年俸只有区区24两。后来专门修习了刑名业务，年俸才涨起来。
可见，法律和财经知识，在任何时代都是硬通货啊。周总理家族，做的就是这种师爷。周总理祖父辈的五个兄弟，都因为做师爷，从浙江绍兴搬迁到江苏淮安，其中四人通过数十年的努力，积攒了大量财富和人脉，逐步做到知县。
到了周总理的父辈，仍然有人做师爷。他的父亲年轻时，就回到绍兴拜师，学习师爷的基本业务，但学习能力不行，没有谋到好差事。而他的二伯从师爷起步，做到江苏巡抚的总文案，六伯甚至成了袁世凯的秘书，亲眼见证民国初年的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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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师爷活跃在明清时期，进入民国，绍兴师爷就开始势微了，只有陈布雷这种幕僚，还能承担一些师爷的职责。新中国成立以后，绍兴师爷做为一个阶层，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原因么，大致是三条。其一，近代革命涤荡了一切旧势力，绍兴师爷们互相声援、跑部钱进的土壤不存在了。这就断绝了绍兴师爷的政治功能。其二，随着生产力和管理技术进步，党组织改革了政府机构和用人机制，消弭官吏的区别，并在党管一切的原则下，收回用人的权力。如果谁私自任用未经组织部考察、党支部批准的师爷，就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做为补充，党组织配备了秘书长、财政、公安、法院等职能部门，协助官员处理具体业务。其三，工业化和市场经济，释放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不论是否学业有成，知识分子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从此以后，中国只有利用权力寻租获利的政商掮客，而不存在一个围绕在党政官员周围的师爷阶层。归根到底是社会进步摧毁了师爷阶层，现代中国摧毁了明朝以来的绍兴师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