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双胞胎儿子受到审判，父亲熊应堂沉思许久：谁都不许求情

1979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杭州市郊法院外聚集了数千名群众。人群中议论纷纷，有人愤怒，有人叹息，更有人在默默流泪。这一天，一对双胞胎兄弟将接受审判。他们的父亲，是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开国少将熊应堂。当年，这对双胞胎出生时，熊应堂曾满怀期待地为他们取名北平、紫平，寄予厚望。然而27年后，这对兄弟却站在了被告席上。面对儿子们的罪行，这位战功赫赫的将军会如何抉择？为何一向疼爱儿子的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却选择了沉默？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令人唏嘘的故事？

一、从红安走出的革命将领

1911年，在湖北红安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中，熊应堂出生了。那时的红安，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土地多数掌握在地主手中，佃农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熊应堂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短工，靠着给地主家干活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生活的重担在熊应堂9岁时突然压在了他的肩上。那一年，他的母亲被拐卖，父亲因病去世，留下他和年幼的妹妹相依为命。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把妹妹送到富户人家做童养媳，自己则在一家理发店当起了学徒。

在理发店的日子里，熊应堂经常能听到来理发的客人谈论时局。有一天，一位穿着朴素的客人在理发时给他讲述了共产党的革命理想。这位客人是一名在江浙一带活动的共产党员，他向熊应堂描述了红军战士与百姓的鱼水之情，这让年轻的熊应堂心中燃起了革命的火种。

1928年春天，17岁的熊应堂得知工农红军在杭州地区招兵的消息，立即报名参军。初到红军时，他被分配在后勤部队，主要负责给战士们理发和打杂。虽然工作琐碎，但他从不抱怨，反而把每一项任务都做得认真细致。

转机出现在一次剿匪行动中。在大山寨战斗中，熊应堂表现出色，不仅缴获了一支步枪，还协助突击队成功占领了匪徒的一处据点。这次战斗后，他被调到了作战部队，开始了真正的军旅生涯。

1933年，熊应堂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红一军团中连续参加了多次重要战役。在一次与国民党军队的遭遇战中，他带领一个排的战士成功阻击了敌军一个连的进攻，为主力部队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这次战斗让他从一名普通战士晋升为排长。

长征途中，熊应堂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过人的胆识。在强渡大渡河时，他主动请缨，带领一支突击队在夜色掩护下渡河，为大部队抢占了重要滩头阵地。过草地时，他背着重伤的指导员走了三天三夜，终于追上了大部队。

到达陕北后，组织上派他去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和革命思想，为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熊应堂被派往新四军一支队任团长。在江南水网地区，他创造性地运用游击战术，带领部队多次打击日军，并建立了多个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双胞胎的成长轨迹

1952年，在上海市的一所军队医院里，熊应堂的双胞胎儿子出生了。作为开国少将的孩子，这对双胞胎从出生起就享受着优厚的待遇。他们住在军区大院的高干家属楼里，有专门的警卫员看护，还配备了专职保姆负责日常起居。

在大院里，这对双胞胎从小就显露出与其他孩子不同的特点。当其他孩子放学后在院子里玩耍时，他们总是坐在专车里，由司机送去各种特长班。母亲认为，将军的儿子就该与众不同，于是不惜重金请来钢琴老师、英语教师给他们补课。

1959年，双胞胎兄弟进入了上海市最好的小学就读。校方得知他们是熊将军的儿子后，特意安排他们坐在教室的第一排。每当他们迟到或没完成作业时，老师们也往往网开一面。这种特殊待遇让他们逐渐养成了目中无人的性格。

一次，班上一个普通工人的孩子不小心碰倒了他们的书包，他们不但没有接受对方的道歉，反而叫来了大院的警卫员，把那个同学吓得好几天不敢来上学。这件事在学校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但最终在军区领导的协调下不了了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并未受到冲击。母亲利用各种关系，把他们送进了军区子弟学校。在那里，他们组建了自己的小团体，经常带头到校外＂串联＂。有一次，他们甚至带领一群学生闯入市图书馆，声称要＂破除四旧＂，造成了大量珍贵书籍的损毁。

1970年，在父亲的安排下，双胞胎被送入军队。本该是锻炼的好机会，但他们凭借父亲的影响力，在部队里依然我行我素。他们不参加早操，不做内务，甚至私自离营外出。每当连队领导想要处分他们时，总会接到上级的＂关照＂电话。

到了1973年，他们先后调离部队，进入了地方单位工作。有了工作分配权后，他们开始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弟弟在一家国营企业当科长，利用职务之便倒卖紧俏物资；哥哥在街道办工作，经常勒索辖区内的小商贩。

1975年，他们开始出入高档饭店和舞厅，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母亲不但没有制止，反而认为这是＂将军之子应有的派头＂。每当有人向熊应堂反映他们的问题时，母亲总会把事情压下来，说是＂年轻人爱玩一点很正常＂。

就这样，在特权和溺爱中，这对双胞胎渐渐脱离了正常的轨道。他们不再把自己当作普通公民，而是认为可以凭借父亲的地位为所欲为。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最终将他们推向了犯罪的深渊。

三、权力滥用与道德沦丧

1976年初，这对双胞胎已经完全沉浸在权力带来的特权中。在杭州市区，他们租下了一栋私人宅院，经常组织＂高级俱乐部＂聚会。参与者大多是一些靠攀附权贵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这些人通过各种方式为双胞胎兄弟提供便利，换取特殊照顾。

在街道办工作的哥哥开始利用职务便利，强迫辖区内的个体户向他缴纳＂保护费＂。一位开小饭馆的师傅因为生意困难，一个月没有按时交钱，结果第二天就被卫生部门查封了门店。几个月后，这位师傅的饭馆被一个与双胞胎关系密切的人接手。

弟弟在国营企业里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他控制着企业的物资调配权，把大量紧缺物资转移到黑市。1977年春节前，全市紧缺的化肥突然出现在黑市，价格翻了好几倍。经查，这批化肥正是从弟弟经手的企业仓库流出。

两兄弟还串通车辆管理部门的关系户，倒卖汽车指标和零配件。当时，私人购车需要指标审批，一般群众根本买不到车。他们利用这一漏洞，用各种方式套取指标，高价卖给有钱人。短短半年时间，经他们手中倒卖的汽车指标就超过了20个。

1978年初，事态开始恶化。在一次醉酒后，他们带着几个狐朋狗友闯入了一家国营舞厅。当一名女售票员劝阻他们不要在舞厅内吸烟时，竟遭到了殴打。事后，派出所民警到场调查，却被他们出示的军区通行证吓退。

同年夏天，他们开始出入一些见不得人的场所。在这些地方，他们认识了一些社会闲散人员。这些人经常为他们充当打手，骚扰那些不肯就范的商户。一位在市场经营布匹生意的女商贩，因为拒绝他们的无理要求，不仅被抢走了货物，还遭到了残忍对待。

到了1979年初，他们的犯罪行为已经完全失控。利用军区的特殊身份，他们甚至私自配备了枪支。在一次深夜的聚会上，他们强行带走了两名舞女。当这些女孩反抗时，他们竟然使用暴力进行威胁。这些女孩被关在私宅里遭受凌辱，直到几天后才得以逃脱。

案发前的最后一个月，他们的行为愈发猖狂。不仅在公共场所公然收取保护费，还多次对不听话的群众实施暴力。一位目击者回忆，他们经常带着随从在街上横行霸道，看见漂亮姑娘就上前调戏，谁敢说个＂不＂字就遭到毒打。

事态终于在一位受害女孩的举报信被递交到中央后引起重视。这封信详细记录了双胞胎兄弟的累累罪行，包括强奸、敲诈勒索、非法持有枪支等严重违法行为。随后，专案组介入调查，通过大量走访取证，最终掌握了他们犯罪的确凿证据。

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79年7月15日，专案组正式对熊氏双胞胎采取强制措施。当天凌晨，数十名武警官兵同时对他们的住所进行突击搜查。在搜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了大量赃物，包括非法持有的手枪、子弹，以及来源不明的现金和贵重物品。

案件侦查期间，专案组共走访调查了200多名群众，收集证人证言85份，搜集物证30余件。通过深入调查，专案组查明了这对双胞胎自1975年以来的犯罪事实：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强奸、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多项严重罪行。

8月1日，检察机关正式对双胞胎提起公诉。起诉书显示，他们利用父亲的军队背景，在杭州市区为非作歹，共同或分别实施犯罪20余起。其中包括：强迫12名女性与其发生关系；敲诈勒索商户50余家，非法获利达10万元；私藏手枪2支，子弹数十发；纠集社会闲散人员殴打无辜群众15起。

案件审理期间，一些与双胞胎有利益关系的人试图通过各种渠道说情。有人找到军区领导，希望能够从轻处理；也有人托关系去找中央首长，想为他们开脱罪责。然而，这些行为都未能得逞。

9月2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公开审理。法庭上，检察官出示了大量证据，包括受害者的证言、现场照片、医疗记录等。面对铁证如山的犯罪事实，两被告人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在庭审过程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旁听群众的注意。当法官问及他们是否认罪时，哥哥突然说道：＂我爸是开国将军，立过战功的。＂法官立即打断了他的话，严肃地说：＂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你们的身份不能成为逃避法律制裁的挡箭牌。＂

10月15日，法院对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考虑到双胞胎的犯罪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性，法院依法判处哥哥有期徒刑15年，弟弟有期徒刑12年，同时追缴全部赃款赃物。

宣判后，他们的母亲曾多次到法院闹访，要求为儿子减刑。但熊应堂始终保持沉默，他只说了一句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例外。＂

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群众自发来到法院旁听审判。有的受害者在庭审结束后当场落泪，说道：＂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法律给了我们一个公道。＂

判决生效后，双胞胎被押送到浙江省某监狱服刑。在服刑期间，他们必须像普通犯人一样参加劳动改造。监狱没有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而给予任何优待，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五、特权犯罪的警示意义

熊氏双胞胎案件的审判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1979年11月，《人民日报》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题，对此案进行了详细报道。文章刊发后，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干部群众学习讨论，掀起了一场关于反对特权的社会思潮。

案发后，杭州市立即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清特权思想运动。市委组织部门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其子女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全面排查。通过排查，发现了多起类似案件。1980年初，又有3名干部子女因违法犯罪被依法逮捕。

浙江省军区也在此案的影响下，对军队特权现象进行了专项整治。军区取消了部分不合理的特殊待遇，如领导子女专车接送、配备专职警卫等。同时，军区还制定了《军人及其家属行为规范》，明确规定军人家属不得利用军人身份谋取私利。

1980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熊氏双胞胎案列为全国检察机关打击特权犯罪的典型案例。各地检察机关相继成立专门机构，重点打击利用职务特权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当年，全国共查处特权犯罪案件526起。

司法部门也从这起案件中吸取教训。1980年下半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严肃查处干部子女违法犯罪案件的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必须做到＂不徇私情、不畏权势、不讲情面＂。

案件的影响甚至波及到了教育领域。1981年，教育部门开始在各类院校推行＂特权教育整治工作＂。一些学校取消了干部子女特殊班，废除了考试加分等优待政策。北京市某重点中学专门成立了纪律督查组，严查各类特权现象。

这起案件也促使政府部门加强了对权力运行的监督。1981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严禁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规定》，明确要求各级干部及其家属不得利用职务之便插手经济活动、干预司法公正。

在社会层面，熊氏双胞胎案成为了反对特权的典型教材。全国各地的政法干校、党校都将此案编入教材，用于警示教育。许多单位还组织干部职工观看以该案改编的警示片，以此强化法制观念。

1982年初，中央政法部门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总结。通过分析案件始末，揭示了特权思想对社会的危害性。这份总结报告后来被收入《中国重大刑事案件实录》，成为了研究特权犯罪的重要参考资料。

此后，这起案件被多次用于政法干部培训。培训中除了讲解案情，还重点剖析了特权思想的根源。通过案例教学，使政法干部深刻认识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性。

在熊氏双胞胎案的影响下，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对特权的法制建设高潮。各地纷纷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构建起了打击特权犯罪的长效机制。这些措施为后来的反腐倡廉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