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名垂千古的英雄史诗。在这支以南国儿女为主的长征队伍中，有数以千计的甘肃籍红军指战员。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红军长征开路、殿后，为长征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6年至1928年的北伐战争时期，甘肃不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力、物力支持，而且也提供了极大的人力支持，先后有12万人参加了北伐战争。他们中的一部分被编入冯玉祥部的国民党26路军，人数达5000余名。
1930年初，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所属孙连仲部被蒋介石用重金收买，被授予第26路军番号。蒋介石为消除异己，将喘息未定的第26路军调往江西参加“剿共”。但他们备受排挤，粮饷不济，水土不服，病疫流行。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第26路军广大爱国官兵厌战反蒋、要求北上抗日的情绪日益增长。
1931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派共产党人王超、袁汉澄（后改名袁血卒）、李肃等人到第26路军开展兵运工作。他们与该部的地下党员、73旅上尉参谋刘振亚接上关系，策划伺机发动起义。
袁汉澄和王铭五（高台籍）是军官学校的老同学，经袁汉澄介绍，王铭五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特别支部的宣传委员，负责起草、收发党内文件和收交党费等各项工作。由于特支卓有成效的工作，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加入共产党，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成为起义的领导者，后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爆发并取得成功，原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余名官兵集体参加红军，这其中包括甘肃籍5000余名官兵。起义部队被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授予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14军军长，黄中岳为15军军长。
宁都起义后，红五军团开赴瑞金附近集训。中央军委派肖劲光、刘伯坚、何长工、宋任穷、黄火青、左权等政治工作干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连队以上都配备了政治工作干部，迅速将旧军队改变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投入到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围剿”的战场上。
在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建黎泰、金(溪)、资(溪)、东黄陂等著名战役中，甘肃籍红军指战员为保卫中央苏区立下赫赫战功。
在广东南雄水口战役中，红五军团一举击溃广东军阀8个团，保卫了中央苏区南翼的安全。徐国珍（天水籍）回忆，“血流成河”是水口战役的真实写照。部队白天打仗，晚上就地宿营，指战员们疲劳过度，倒头便睡，次日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睡在一起。有的同志夜间摸到河沟边喝水，感到有一股血腥味，天亮时才看清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在战斗中，徐国珍指挥全连指战员击溃敌一个营的进攻；张明远（岷县籍）抱着机枪向敌扫射，身负重伤；靳虎（榆中籍）率13军21师1营机枪连担任阻击任务，当敌人蜂拥而至之时，该连机枪喷出火舌、将敌歼灭，缴获两挺机枪及步枪40余支，受到师部表扬。杨清峰（临夏东乡籍）与另一卫生员救护200多名伤员，荣立战功。许多甘肃籍战士却在战斗中英勇献身。
在保卫中央苏区期间，另有一些甘肃籍红军指战员被派到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有的还留校担任教官，大部被分配到红一、三、五军团各部队担任初级指挥员，后来逐渐成长为红军的骨干力量。
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五军团13师37团4连在江西乐安打阻击，该团参谋长王铭五在一线指挥战斗，不幸在敌机轰炸中英勇牺牲。宋任穷称赞他是一位“党性强，忠实积极，待人宽厚、工作扎实的好同志”。
在巫廖、新桥战斗中，鲁瑞林（临夏籍）因作战勇敢，受到《红星报》的表扬，并被提升为营长。陈德胜（临夏籍，曾任连长）、刘宝全（临夏籍，曾任连长）、王树亚（甘谷籍）、景印发（岷县籍）等在反“围剿”战斗中相继牺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此时，红五军团的老部队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二，但还有1000多名甘肃籍红军指战员随军参加长征。另外从国民党其他部队零星参加红军的天水人杨明海、朱海山、裴占魁等甘肃籍红军指战员，也行走在长征队伍中。
在红军长征的排头兵中，甘肃籍指战员是英勇的开路先锋。张明远在扎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徒步侦察队长，担任摸敌情、找向导、绘地图三项任务。
张明远率领的侦察兵，在云南曲靖附近的公路上，截获敌吉普车俘虏了押车的副官，缴获一捆军用地图，解决了红军缺乏地图的困难，对红军渡江北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后，要实现北渡金沙江入川的战略目标，刘伯承给张明远下达抢占绞平渡、夺取渡船的任务。张明远率领四个侦察员，化装成国民党军官，日行二百余里，活捉敌代区长，又率部连夜奔赴绞平渡夺取渡船。在当地群众协助下，占领绞平渡，搞到四只渡船，为红军巧渡金沙江，立了头功。
红一军团2师4团是红军长征的前卫团，在长征中屡立战功。在这个英雄的部队里，也有甘肃籍指战员在战斗。
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轻装整编，杨清峰报名下连队，被分配到红4团8连任副指导员。四渡赤水之后，红军佯攻贵阳，乘蒋介石急调云南部队匆忙撤回贵州保驾，造成我趁虚北进、巧渡金沙的好时机。
就在红4团直插金沙江畔时，遇到敌人把住了山口，团长王开湘命令杨清峰率8连冲上山头。杨清峰脱掉上衣，率领两个排直扑上山，机枪班长不幸牺牲，杨清峰抱起机枪边打边冲，抢占敌阵地，为4团北渡金沙江打开了通路。在战斗中，8连也伤亡了17名同志，杨清峰累得口吐鲜血。
当晚，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煮了鸡蛋挂面来8连慰问，表扬他们的拼搏精神。
在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8连担任全团前卫，在田湾被横在前面的一条大渡河支流挡住了去路。一面是高山，一面是大河，舍此再无去路，对面山头上还有敌军把守，吊桥上的木板被敌人抽光了，只剩下裸露的铁条。
军团首长命令冲过去，杨清峰和战友们手抓铁索奋力冲过了二十几米长的铁条吊桥，直扑上山歼敌一个营，仅8连就俘敌30多人。战斗结束后，2营改为前卫，8连押着俘虏改为后卫。
天将下午时，8连赶到了一个名叫摩西面的村子，刚要休息又传来前进的命令，在倾盆大雨中，杨清峰率领战士将天黑路滑、饥饿寒冷置之度外，只有一个心愿：拿下泸定桥，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光荣任务！
第二天清晨，他们和2营一起赶到泸定桥，消灭桥西守敌，占领桥西阵地并拿下离桥头不远的天主教堂，掩护2连飞越泸定桥。战斗结束后，8连还完成铺桥板和桥头警戒任务。在这奇迹般的战斗中，杨清峰立下赫赫战功。
英勇的红五军团在长征中担任后卫，先后参加了突破湘江、抢渡乌江、巧夺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战役战斗。
湘江战役中，红34师6000余人阻击桂军10万多人进攻，这其中有甘肃籍将士数百人。12月1日，双方在文塘一带发生激战。红34师向桂军发起连续冲锋，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张凯、102团团长吕官印、政委蔡中牺牲，大批将士血洒疆场。
12月5日，全师只剩下1000多人，被敌重兵包围。突围过程中，负责掩护的红100团大部分牺牲，部分分散到群众中去寻找党组织。2营营长侯世奎（兰州籍）不幸被俘，在狱中英勇不屈，“七·七”事变后被营救出狱，即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战场。
徐国珍率领的红五军团13师39团2营，从江西打到遵义，700多人的队伍只剩300多人。在翻越老山界后，这个营与敌三个师对峙了两天两夜，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红18团在掩护中央军委和机关撤离娄山关时，鲁瑞林率全营官兵担负阻击任务，身上三处中弹仍然坚持战斗，坚决执行朱总司令“要顶住”的命令，出色完成阻击任务，收到军委电令嘉奖。
在绞车渡以南石板河一带，五军团指战员掩护主力北渡。打到第5天，敌人两个纵队麋集山下，形势逼人，但中央命令红五军团必须在石板河一带坚守9天9夜。因为全军只有7条小船，渡河速度缓慢，只有守住石板河才能确保绞车渡唯一渡口的安全。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特派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从江北返回石板河慰问付出巨大牺牲的红五军团。当李富春来到红军阵地上，听到从战壕里传出的青海、临夏花儿“金沙江流水响叮当，常胜的红军来渡江，不怕水深河流急，不怕山高路又长——”时，李富春对董振堂军团长说：“我什么也不说了，五军团是打不垮的！”
在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里，甘肃籍红军指战员，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生与死的关头，他们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红五军团警卫队排长马金福（临夏籍）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衬裤撕成布条，编成鞋送给战士穿，而他自己却打赤脚走在茫茫草地上。他有一条军毯，还是从第26路军带过来的，却很少自己用。在气候多变的雪山草地里，他的毛毯不是披在战士肩上，便是盖在战士身上。
1935年9月，甘肃籍红军指战员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他们运用地形熟、语言通的有利条件，筹措粮款，建政扩红，做群众工作，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红一、三军团到迭部麻牙寺时，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罗瑞卿等召集甘肃籍指战员开会，了解甘肃地形、民俗、气候等情况。当时到会的有徐国珍、杨清峰等十几位同志。
他们畅谈了甘肃的风情，回答了军团首长关于渭河的水情是否架浮桥等问题，连如何加工小米，如何烹制玉米、洋芋都谈到了。特别谈到了回族的风俗习惯，为制定经过回民居住区的民族政策提供了依据。到哈达铺时，中央军委颁发的《回民地区守则》发挥了很大作用，这其中就有甘肃同志的一份贡献。
红一、三军团到哈达铺后，徐国珍奉命随前卫团一起行动，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将自己的房东发展为共产党员。后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此地时，这名房东因积极为红军提供方便而暴露身份，后遭国民党杀害。
徐国珍还在通渭找到一家地主，利用甘肃老乡的便利条件，借了5000银元和足够部队食用3天的粮食。
在回民区，甘肃籍指战员特别注意提醒部队注意执行民族政策，每到一地，先在清真寺门口设岗，以保护清真寺内的正常活动。言谈、用水、食宿都注意尊重回族风俗习惯，深受欢迎。
1936年8、9月间，红二、四方面走出草地，进军甘肃省南部，在这里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力量。在二方面军的广泛发动下，陇南山区掀起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潮。
江洛镇冯智清老汉亲自到扩军工作团，要求让三个儿子都当红军，经过劝说仅吸收了他第三个儿子。成县扩大了一个营的红军，台中堂（后任武都地委副书记）、梁纪、陈得济、李志选等300多名青年加入了红军的行列。扩军工作团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在徽、成、康、两当等县，共招新兵近三千名”。
红四方面军进入甘肃后，鲁瑞林被任命为红31军91师民运科长。他带领民运工作队首先在天水武山山丹区开展活动，发展马鸿九等7位共产党员和一批积极分子，建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各村寨也普遍建立农会的妇女组织，在武山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
山丹区政府成员马鸿九、马世成等冒着生命危险，配合红军攻克土豪隐藏财物的山洞，惩办作恶多端的地主恶霸刘根定等匪徒。筹粮筹款的任务完成得既快又好，仅渭河村就筹集到粮食2万多斤。
在岷县，成立由何长工任主席的甘肃省苏维埃政府。何长工提名张明远担任岷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明远率领四个骑兵，回到家乡坎不塔，利用亲戚串连，找回躲在山里的群众，还成立农会和乡苏维埃政府。在苏维埃政府的发动下，当地青年有3000多人积极报名参加红军，很快就编成了一个独立团随军北上。
同年9月，由王维舟任总指挥的甘肃抗日救国军成立后，曾在长征途中担任红5军军训科长、金川省军区司令员兼独立师师长的李彩云（临洮籍）被抽调到该军任第二路军司令员兼独立第1师师长，奉命在渭源、临洮等地开展工作。
当乡亲们得知这位干练的红军“大官”是县城李银匠的儿子后，顾虑烟消云散，父送子、妻送夫踊跃参加红军。同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北上，李彩云根据总部的指示，将部队分为两部分活动，一部分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一部分由他直接率领随主力北上，有500多名新战士随李彩云辞别故乡，编入红5军，向会宁进发。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后，红5军与9军、30军以及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00余人，从靖远虎豹口陆续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西征。在挺进河西的征途中，红5军在山丹、高台、临泽等地英勇奋战，近3000将士血洒高台，谱写了最为悲壮的一页。
另有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红9军作战科长刘培基、25师75团参谋长吕杰等甘肃籍红军指战员也血沃祁连。
张明远在解放后回到故乡，曾四处了解当年补充到红5军的家乡子弟兵消息，想不到一个团的部队，竟无一人生还！
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长征的甘肃籍老红军幸存者不多，资料确凿者仅37人，真可谓百死一生！1955年，有7人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们是：李化民（临洮籍，曾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明远（曾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侯世奎（曾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徐国珍（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甘肃省军区司令员），黄德魁（临夏籍，曾任湖北宜昌军分区司令员），鲁瑞林（曾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定西籍，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62年，靳虎（曾任海军军械部副部长）晋升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