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数十万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保甲连坐”等手段，企图将留守苏区的红军全部围歼。

为有效地牵制敌军，掩护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率领3万多留守红军与数十倍于己之敌展开殊死搏战。短短两个多月，在激烈战斗中红军仅剩下5000余人，中央分局除了能与赣南省直接联系外，同其他根据地大都失了联系。

面对严峻形势，项英发电请示中央，陈毅提议突围。遵义会议后，中央分局按照党中央的电报指示，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变大部队的集团行动为小部队的分散活动，将部队化整为零，分九路突围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3月上旬，项英在向党中央电告部队突围情况后，埋掉电台，与陈毅等率领的坚守在于都南部地区的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分路向南突围。经过浴血奋战，冲破了敌人设下的重重封锁线，到达赣粤边境的油山地区，与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赣粤边特委和当地红军游击队会合。在突围战斗中，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委阮啸仙英勇牺牲，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受伤被俘，不久被敌人杀害。何叔衡、瞿秋白等重要领导人先后牺牲。

各路红军部队突围以后，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克服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在深山密林中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当时江西边界有6块游击区：赣粤边游击区、湘赣边游击区、闽赣边游击区、汀瑞游击区、湘鄂赣边游击区和皖浙赣边游击区。这6块游击区的斗争，是南方八省游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长征。它保存了一批革命的骨干力量，成为党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共两党在江西进行了合作谈判。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组建。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办公。江西各红军游击队与南方其他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纷纷下山，集中整训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抗日前线，成为抗击日军的劲旅。

战争背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中共中央决定留下红军第24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坚持斗争。成立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项英任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斗争。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红24师和地方武装先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后在瑞金、会昌、雩都、宁都四县之间地区进行的阵地防御作战中，因寡不敌众，遭受很大损失，苏区的全部县城和广大乡村被敌占领。1935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分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改变斗争方式，将红24师及地方武装分散到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转入游击战争。部队在分散突围过程中，大部损失，何叔衡、贺昌、阮啸仙、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等在战斗中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捕后英勇就义。项英、陈毅以及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赣南少共省委书记陈丕显率300余人先后转移到赣粤边，同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部队会合，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和邓子恢、谭震林率100余人转移到闽西地区，同张鼎丞领导的部队会合。在此前后，留在其他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还有：湘赣苏区地方武装5个独立团；鄂豫皖苏区红军第28军；闽浙赣苏区的红军第30师及地方武装1000余人；红10军团转至浙南的余部组成的挺进师；湘鄂赣苏区红军第16师和游击队等。[1]

战争过程

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就地开展斗争，在国民党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围剿”“清剿”下，处于被包围被分割的状态，与中共中央、中央分局失去了联系，后来即分别活动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八省范围内，逐步形成15支独立作战的红军和游击队。即：项英、陈毅和李乐天等领导，依托油山山区，活动在大庾、南雄、龙南等地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活动在龙岩、上杭、南靖等地的闽西红军第8、第9团和游击队；钟得胜、彭胜标等领导，依托大柏地山区，活动在瑞金、长汀、会昌等地的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关英、唐在刚等领导，依托鄣公山区，活动在德兴、婺源、浮梁等地的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粟裕、刘英等领导，活动在江山、衢州、温州等地的浙南红军挺进师；黄道等领导，依托武夷山区，活动在崇安、建瓯、政和等地的闽北红军独立师和游击队；叶飞等领导，依托太佬山区，活动在古田、福安、庆元等地的闽东红军独立师；谭余保等领导，依托武功山区，活动在永新、萍乡、茶陵等地的湘赣边红军独立团；彭林昌、蔡会文、周里等领导，活动在桂东、宜章、安仁等地的湘南红军游击队；高敬亭等领导，依托大别山区，活动在潜山、黄安、商城等地的鄂豫皖边红军第28军；张星江、王国华、周骏鸣等领导，依托天目山区，活动在确山、信阳、桐柏等地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傅秋涛、严图阁等领导，依托幕阜山区，活动在崇阳、修水、通城等地的湘鄂赣边红军第16师；黄会聪等领导，活动在云霄、漳浦、诏安等的闽粤边红军独立第3团和游击队；王于洁、刘突军等领导，活动在福清、莆田、仙游等地的闽中红军和游击队。以及冯白驹等领导，依托母瑞山区，活动在海南岛琼山、澄迈、崖县等地的琼崖红军游击队。

第一部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造就了一批英勇善战的干部，保存了一支经过严峻考验的骨干队伍，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高度评价说：“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1]

战区介绍

赣粤边游击区

1935年3月，项英、陈毅和蔡会文等率领共300余人，先后转到油山山区，同先期到达该地区活动的李乐天部会合，共1000余人。之后，红军游击队依托油山山区，分散活动于大余、信丰、南雄、全南、龙南等县境内，同国民党军的反复“清剿”进行了艰苦的游击战争，蔡会文、李乐天在战斗中牺牲。

闽赣边游击区

1935年1月，中共瑞金特别委员会书记赖昌祚领导3个红军独立营及游击队共1000人，在瑞金附近坚持斗争。至5月，部队在国民党军反复“清剿”下大部损失，赖昌祚牺牲，余部30余人编为瑞金游击队，由钟得胜率领，转到大柏地山区坚持游击活动。此时，还有两支游击队在瑞金、长汀县境内坚持活动。1937年春，这3支游击队合编为汀瑞游击队， 就地坚持斗争。

闽西游击区

1935年春，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率领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 100余人到达永定地区与在闽西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独立第8、第9团等部会合，共约1500人。之后，红军在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组成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分散在永定、上杭、 连城、漳平、 南靖、平和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反复“清剿”。

闽粤边游击区

1934年秋，中共闽粤边特别委员会书记黄会聪领导红军独立第3团，在南靖、平和、漳浦地区坚持斗争。1935年5月，靖和浦游击区被国民党军占领，红3团分散在漳浦、 云霄边界和云霄、平和、诏安边界的山区坚持游击活动，至年底，重建了（南）靖（平）和（漳）浦游击区。1936年9月，游击区打破了国民党军的“清剿”；同年底，部队发展到1300余人，游击区扩大到东到海岸，西与闽西游击区相接，南至广东省潮南、澄海、饶平，北迄福建省漳州城郊地区。

皖浙赣边游击区

1934年11月，红军第10军团离开闽浙赣苏区向皖浙边挺进后，红军第30师及游击队共1000余人，和在彭泽、 湖口、 鄱阳（今波阳）、祁门的皖赣独立师与鄣公山的皖南独立团，继续在当地坚持斗争。1935年春，在国民党军“清剿”下，红30师受到严重损失，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唐在刚牺牲，余部在中共赣东北特别委员会书记余金德率领下，分散在皖赣边坚持游击活动。1935年底至1936年4月，分别活动于皖赣边、皖南、皖浙赣边的红军和游击队，相继在皖浙赣3省交界的鄣公山会合，编为皖浙赣红军独立团，共800余人。之后，红军在以关英为书记的中共皖浙赣省委领导下，依托鄣公山，向开化、婺源等县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取得开化城、昌化城、沱川月岭等战斗的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多次“清剿”。

浙南游击区

1935年2月，由浙皖赣边突围回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第10军团一部，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共500余人。接着，挺进师由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出发，于3月下旬进到闽浙边地区的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今属遂昌）等县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至9月，开辟了浙西南游击区，挺进师发展到近1000人。9月中旬，国民党军向浙西南游击区进攻，挺进师以一部兵力在原地坚持斗争，主力转至闽浙边地区打击国民党军。1936年6月，挺进师乘国民党军他调之机，广泛进击。至年底，活动区域扩展到浙南之衢州、处州（今丽水）、温州、台州（今临海）等30余县。

闽北游击区

1935年1月，闽北革命根据地大部被国民党军占领。2月，以黄道为首的中共闽北特别委员会将转移到崇安北部的武夷山山区的红军第58团、西南独立团、闽北独立团等部共约2000人，合编为红军闽北独立师，黄立贵任师长，卢文卿任政治委员。3月，红军独立师一部进到闽东北的松溪、政和、迪口、古田一带活动，开辟了以迪口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主力以武夷山为依托，在崇安、建阳、邵武、光泽、资阳、广丰等县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取得甘溪、界首镇等战斗的胜利，至1936年底，游击区扩大到十余县，部队发展到3000余人。1937年春、夏，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红军独立师受到较大损失，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师长黄立贵牺牲。

闽东游击区

1935年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闽东革命根据地，闽东红军独立师转移到宁德、屏南、周墩、政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5月，重新组建了以叶飞为书记的中共闽东特别委员会闽东军政委员会，领导闽东地区的斗争。之后，红军独立师在闽浙边开展游击战争中，先后取得了沙埕、桃坑等战斗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的“清剿”，恢复和重建了宁（德）屏（南）古（田）、福（安）寿（宁）、霞（浦）（福）鼎、（福）鼎平（阳）4块游击区。

湘鄂赣边游击区

1934年11月，红军第16师1100余人，由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等指挥，在崇阳、修水、平江等县境内坚持游击战争，陈寿昌不幸牺牲。至1935年5月，先后取得大源、高枧、虹桥、三界尖等战斗的胜利，红16师发展到5000余人，之后，红16师在国民党军反复进攻下，受到很大损失，徐彦刚牺牲，余部1000余人由继任省委书记傅秋涛等率领，继续在湘鄂赣边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先后攻克汨罗、文家市、宜春等城镇，保存了黄金洞等几块游击根据地。

湘赣边游击区

1934年8月，红军第6军团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共5000余人，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受到严重损失，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牺牲，余部分散在罗霄山脉之武功山、九陇山山区活动。1935年7月，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将失散的部队收集起来，编成游击支队，并成立了以谭余保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和以曾开福为司令、谭余保兼政治委员的游击司令部。此后，红军游击队分别在湖南省的酃县、茶陵、攸县、醴陵和江西省的萍乡、宜春、安福、永新、宁冈、莲花等县境内及吉安县之官田附近坚持游击战争，先后取得攻克安福、油田、官田等战斗的胜利。

湘南游击区

1934年11月，在湘南坚持斗争的红军独立第4团和游击队，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下，受到极其严重损失，中国共产党湘南特别委员会书记彭林昌牺牲。不久，又组织了湘南红军独立大队，在宜章的骑田岭一带山区坚持游击活动。与此同时，有一支红军游击队在耒阳、安仁县境内坚持活动。

鄂豫皖边游击区

1934年11月红军第25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征后，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红军第218团、鄂东北独立团，于1935年 2月合编为红军第28军，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任军政治委员，共1300余人。此后，红28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其游击活动范围最大时扩展到东至合肥、庐江，西至光化、钟祥，南至孝感、黄陂、黄冈、宿松、广济、望江，北至唐河、确山、潢川、固始、霍丘近50个县境，先后取得了桃岭、桃花山、王园、花凉亭等多次战斗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反复“清剿”，歼灭和击溃其17个营。红82师师长罗成云、政治委员方永乐在战斗中牺牲。

鄂豫边游击区

1936年1月，中共鄂豫边省委组建了一支红军游击队，在信阳、确山县境活动。同年春省委书记张星江牺牲后，游击队分散活动于信阳、唐河、驻马店地区。9月，王国华继任省委书记，领导游击队在确山、 信阳、桐柏、 唐河、泌阳等县境内开展游击活动。

琼崖游击区

1932年冬，琼崖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占领，红军独立师受到严重损失。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书记冯白驹率领20余人在母瑞山坚持斗争。1933年夏，红军游击队从母瑞山突围后，即分散在农村进行活动。1936年后，相继恢复了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琼山、文昌、琼东、澄迈、临高等县苏维埃政府。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8省许多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同当地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复杂的谈判斗争，迫使国民党军陆续停止了对南方各游击区的进攻，红军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结束。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钳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作战，为土地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南方8省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后来成为华中、华南地区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骨干力量。

红军主力长征后，蒋介石仍认为中央苏区留下的武装和群众是心腹之患，仍加紧“搜剿”。在这样的局势下,长征后留守在苏区的红军结局是怎样的呢?留守人员是如何坚持斗争的呢?

接受坚守苏区任务，迟迟未实现战略转变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向西长征时，在瑞金梅坑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五人组成，政治局委员项英为书记，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办事处”。此时留下的部队编为中央军区，直接指挥主力红军第二十四师，以及地方各军区的一些独立团、营，总共1.6万人，连同机关和伤病员共3万人。这些人中老弱病残多，1万多伤病员还需要别人照顾。敌军50万“围剿”军中,除了10万人追击长征的红军，其余仍在围攻只剩七个县的中央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突围前交给项英的任务是，坚持瑞金、会昌、于都、宁都这四县之间的“三角地区”，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成果。他们希望中央红军在湘西站稳脚后，留守部队再配合红军主力反攻，恢复原有的中央苏区。根据这一任务，留下的那些枪支不全、战斗人员严重不足的部队，仍然要打正规战坚守阵地。

当时因右胯骨被子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的陈毅正躺在床上，面对留下的烂摊子焦急万分。看到老战友项英的部署，陈毅马上认为不符合实际，并说主力红军尚且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现在怎么可能坚守住阵地呢?他建议:将留下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分散到各县，穿上便衣，背起快枪，打游击去，让敌人找不到目标。但此时项英还在执行临时中央行前的部署，没有接受陈毅的建议。广大指战员和苏区的群众也大都以为主力很快会打回来，因此还在坚守原有阵地而没有分散行动。

中央红军突围后，蒋介石因情报手段拙劣，一个月内尚摸不清共产党军队的主力是西行还是留在根据地，不敢大胆深入中央苏区。11月中旬，国民党军攻占了瑞金、于都，终于知道红军大部队已离开，马上电令从北、东两路向剩余地区进行“清剿”。1935年初，上万的留守红军和机关人员被敌压缩包围在赣南仁风山的狭小区城,毛泽覃等指挥员也在战斗中牺牲。面对危局，项英日夜守在电台旁，一再向中央请示对策。2月5日和13日，经过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的中央终于连来两电，要求“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采取分散的游击战。于是，项英、陈毅下令砸碎电台，分路突围。

中央苏区最后失陷，项英、陈毅率部向油山突围

项英、陈毅突围时，敌军已经冲进仁风山，到处是“捉拿”的喊叫声。他们便转入山林与敌周旋，幸而得到一个陈毅熟悉的曾受过冤屈的县委书记带路，才绕出敌军的搜剿圈进入油山。300余名突围成功的指战员，也汇聚到了油山。此时，陈毅得知贺昌和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在突围时牺牲，不禁热泪长流。

油山地处赣粤两省边界，千峰转不尽，到处是高插入云的峰峦，漫山是青翠竹林和齐腰深的茅草，适于开展游击战争。在此进行“清剿”的主要是广东军阀部队，他们虽与蒋系中央军有矛盾，同共产党也曾达成了秘密停战的协议，然而看到中央苏区失败又卖力地对游击队展开围攻。项英、陈毅领导油山斗争，就此成为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

从中央苏区向其他地区突围的红军，途中也都经历了残酷战斗。向闽西突围的部队遭敌一再拦截，瞿秋白和项英的妻子张亮等被俘，何叔衡牺牲，陈潭秋在激战中负伤，损缺了半只耳朵才冲杀出来。邓子恢、谭震林等人率100余人突围到达闽西的永定县，同原先在这里坚持的张鼎丞所率的部队会合，建立了广大的游击根据地，成为南方游击战的另一个支点。

向湘南突围的部队在蔡会文等人率领下经历了血战，在八面山区也建立了游击区。然而在这支队伍中的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经不起斗争考验，用手枪打死一个阻止他变节的团政委后，向粤军投降。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成为中国革命战争最艰苦的三次斗争之一

从1935年4月起，油山游击队开始住棚子而与房子告别，过起了天当房、地当床、草当粮的“野人生活”。项英后来回忆说:“几乎有两年时间我夜里从不脱衣服，而且总是穿着鞋子睡觉。我们多数士兵都是这样。那时我老穿着一套棉布制服,后来这套衣服褪了色,破破烂烂地尽是补丁。”在深山里，大家开始还搭竹棚、茅草棚居住。结果在敌人大搜山时棚子成了搜索目标，游击队只好拆掉棚子，几个人在大树下背靠背睡，下雨天撑把伞或在树上支起一块布以避风雨。到了深秋和冬天，淫雨绵绵，寒风刺骨，游击队员衣裳单薄，且无被盖，夜晚只好烧起火来，将烤热的芭蕉叶当被盖，以御寒冷。皖浙赣边游击区的一支游击队在1937年早春被敌人围困在深山，天寒缺衣，在又冷又湿的灌木丛中受冻挨饿，怕暴露目标又不能生火取暖，一夜就冻死20 余名游击队员。

在如此困苦的环境中，陈毅仍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写了许多诗作。“风击悬冰碎万瓶，野营人对雪光横”，“恶风暴雨住无家，日日野营转战车”--这样豪迈的诗句表现了对困难的藐视。尤其是一次面对敌军日搜夜剿“满山抄”，又燃起大火，陈毅带伤病伏于草丛中二十余日，自虑不得脱，毅然在衣底写下了《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表达了到“阎罗”处也要怒斩敌人的气概。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饥饿经常折磨着每一个红军游击队员，正如陈毅诗中所说: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除了项英、陈毅率部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之外，还有湘赣苏区谭余保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大别山上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闽东苏区叶飞领导的游击队……他们都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意志不衰，保持了红旗不倒。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红军长征、东北抗联在深山雪原中的奋战一起，并列为中国革命战争中最艰苦的三次斗争，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全面抗战开始后，南方红军游击队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同时坚持不能放弃枪杆子和自卫的原则，最后达成了停战和合作抗日的协定,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摈弃前嫌，共赴国难的博大胸怀。经过三年残酷的游击战争的考验，南方红军游击队仍保存下近万人，在抗战期间改编为新四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重要武装，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留在根据地的部队有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6万余人。

在项英和陈毅的率领下，留在根据地的部队在策应、掩护了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进行分散突围，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率领约300人，先后到达赣粤边地区，同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会合，以油山为中心，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与此同时，在闽北、闽东、闽中、闽粤边、皖浙赣、浙南、湘南、湘鄂赣、湘赣、鄂豫皖边、鄂豫边以及琼崖等地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都紧紧依靠群众，开展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面对着国民党当局频繁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同敌人周旋。

1935年2月，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军民也全面转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游击战争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皖浙赣边、闽北（闽赣边）和闽浙边三大游击根据地。各游击根据地的党组织继续坚持斗争，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分别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并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停战和谈，随后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为新四军，胜利结束了三年游击战争。

皖浙赣边的游击战争，前期由中共闽浙赣省委领导，后期由中共皖浙赣省委领导。游击区域包括赣东北、浙西、皖南、皖赣等三省边区的40多个县。皖南是皖浙赣边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

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干部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气节。

第二部分，皖西北三年游击战争纪述:

红二十八军坚持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贡献与特点，兼谈大别山精神的形成与时代价值。

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率领留在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在与党中央和鄂豫皖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和红军游击队在大别山区，从实际出发，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挫败国民党军的多次“清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独立自主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使大别山红旗不倒。

红二十八军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坚持的三年游击战争,是大别山革命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和战略支点，扩大了党在大别山的政治影响，为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大别山开展革命战争奠定了基础。它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成为大别山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永远激励大别山儿女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一、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历史地位和贡献

中共鄂豫皖党组织和高敬亭领导红二十八军和红军游击队，在鄂豫皖边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鄂豫皖边游击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十五块游击区中较大的一块游击区。主要包括河南的固始、商城、潢川、经扶（今新县）、罗山、信阳；湖北的黄梅、广济、蕲春、浠水、黄冈、英山、罗田、麻城、黄安（今红安）、黄陂、孝感、礼山（今大悟）；安徽的霍邱、六安、立煌（今金寨）、霍山、舒城、岳西、潜山、太湖、宿松等近30个县。其活动区域曾扩大到45个县。

鄂豫皖边游击区东接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南临长江，北连淮河，大别山脉雄峙中央，地势险要，扼水陆交通要道，可北镇国民党河南省南大门信阳；南遏国民党湖北省府武汉；东迫国民党安徽省府安庆。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游击区是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主要的游击区之一，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由于鄂豫皖边游击区主要领导人高敬亭被错杀，对于鄂豫皖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未能给予正确评价。

随着高敬亭的平反和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恢复，对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客观的评价。笔者感到，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功绩和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它在大别山地区牵制和吸引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等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并给进犯大别山区的国民党军以打击，挫败其多次重兵“清剿”。

第二，它在大别山区极其艰苦的斗争中，保存了红二十八军和一些红军游击队等骨干力量，锻炼出党领导下的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

第三，在鄂、豫、皖三省保存了革命的战略支点，在大别山地区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为尔后在大别山地区开展革命斗争，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

第四，全国抗战爆发后，坚持大别山斗争的红二十八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之一部，成为驰骋长江以北抗战的重要力量，为坚持华中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积累了宝贵的游击战争经验，丰富和发展了人民军队的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1934年11月至1937年7月，是皖西北军民密切协同红28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阶段。红25军长征后，国民党军以10余万兵力继续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清剿”，大别山的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以高敬亭为书记的皖西北道委重建红28军，组建多路游击师、战斗营和便衣队，以不足3000多人的武装力量，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红28军以皖西北地区为活动基地，转战鄂豫皖边区45个县，地方武装和便衣队就地开展斗争，牵制敌正规军最多时达68个团约17万人，先后粉碎了敌人的4次“清剿”，使革命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上。大别山区的游击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配合了南方各省红军的斗争，锻炼了一支打不散、拖不垮的革命武装部队。鄂豫皖游击根据地也成为了南方8省15块游击区中面积最大、唯一保持有军级建制红军队伍的根据地。

鄂豫皖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后，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主力红军离开苏区后，留在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及伤病员不足3000人，被分割在几块零散的地区。12月初，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将没有参加长征的红军整编为红二一八团。

1935年2月，高敬亭得到鄂豫皖省委长征后留给他的指示信，让他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革命工作。2月3日，高敬亭在太湖县凉亭坳召开干部会议，决定重建新的游击根据地，并将红二一八团与鄂东独立团合并，第三次组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边区党政军工作。红二十八军下辖八十二师和手枪团。

2月16日，高敬亭在潜山县驼岭白果树召开会议，决定在舒城、霍山、潜山、太湖4县交界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为红军建造一个半依托的后方基地。会议决定成立皖西特委，徐成基为特委书记，任务是开辟游击根据地。同时从红二十八军抽调200名指战员，组成红二四六团，隶属皖西特委指挥，作为游击根据地的基本武装力量。

3月，舒霍潜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各地党组织逐渐恢复和发展。不久，舒霍潜边区委、宿松县委、岳西县委、宿黄(梅)边区委等党组织相继建立起来。皖西特委的主力武装红二四六团也发展到500余人，还另外组建了第四、五、六路游击师和皖潜独立营等武装，总兵力近千人。

7月2日，高敬亭在太湖县店前河（今岳西县店前镇）召开皖西特委和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总结半年来游击战争的经验，确定新形势下的作战指导原则。为了更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会议提出游击战的“四不打”原则：一是敌情不明不打、二是地形不利不打、三是伤亡过大不打、四是缴获不多不打。在“四不打”作战原则指导下，红二十八军以游击战为主，辅以必要的伏击战，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短期内消灭敌人，打完仗就走，打一仗换一个地方，让敌人找不着追不上。同时敢于到根据地外敌人后方去袭击敌军，扰乱敌军后方，充分发挥小部队灵活机动的特点。店前河会议之后，红二十八军在新的军事斗争原则指导下，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店前河会议的第二项决定是大力发展红军便衣队。就是由几个或十几个红军指战员组成一个作战行动小分队，脱下军装，深入游击区或敌占区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同时开展统战工作，争取能为我服务的联保主任、保长、甲长、地主和民团，建立同情区，造成“两面政权”。由于便衣队的组织形式符合客观斗争形势的需要，在皖西特委的领导下，开辟了舒城、霍山、潜山、太湖、岳西、宿松等地若干小块游击根据地，并把便衣队发展到皖鄂边区的黄梅、广济、蕲春。星罗棋布的便衣队，有力地配合红二十八军和边区政权，粉碎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清剿”，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红二十八军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不断发展壮大。1936年春季之后，部队多以营为战斗单位活动，在鄂皖边区、山区平原，神出鬼没，活动自如。

1937年春，在鄂豫皖边区任“剿共”总指挥的卫立煌奉蒋介石之命，组织实施了春季“清剿”行动。之后，又于4月末布置了3个月“清剿”计划，企图完全肃清边区的红军和便衣队。

这次秘密“清剿”使红军和根据地遭受很大损失。为避免同敌军正面遭遇，保存有生力量，6月12日，红二四四团一营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豫南桐柏山地区活动。6月下旬，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一部向皖西转战。在皖西的便衣队和二四六团，以及其他零散的革命武装分散应敌，各自为战，力争避免大的损失。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抵御和打击敌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坚持革命到底，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高敬亭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与国民党鄂豫皖督办公署进行谈判，达成停战协议。此后，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赴抗日战场。

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历史特点

研究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特点，一是要站在整个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高度来研究，才能看出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的特点；二是要与其他游击区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提炼出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的特点。通过总体研究和比较研究，我感到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有以下显著特点：

特点一，鄂豫皖边游击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唯一保留下来军级建制红军部队的游击区。

红25军长征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根据鄂豫皖省委的指示，重建了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军政治委员（未设军长）。红二十八军下辖红八十二师和手枪团。红二十八军以灵活的战略战术，依托大别山区，与“清剿”鄂豫皖边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作战。红二十八军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一直至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其他游击区，有的是独立师、独立团，还有不少是游击队。只有鄂豫皖边游击区的部队是军级建制的红军部队，并且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始终。

特点二，鄂豫皖游击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游击区域最广阔的游击区。鄂豫皖游击区，以大别山为中心，跨鄂、豫、皖三省近30个县，其游击区曾一度扩大到45个县境的辽阔地域，是三年游击战争游击区域最广阔的。其它游击区最多的十几个县，有的游击区只有几个县，还有游击区仅一二个县。所以说，鄂豫皖游击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游击区域最广阔的游击区。

特点三，鄂豫皖游击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牵制敌人最多的游击区。鄂豫皖游击区先后挫败了国民党军四次大的“清剿”，牵制国民党正规军最多时达68个团，约17万人，歼敌18个营零15个连和大量反动民团武装，有力地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和其他游击区的斗争。与其他游击区相比，鄂豫皖边游击区是牵制国民党军最多的游击区。

特点四，鄂豫皖游击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存力量最多的游击区。在国民党军的重兵“清剿”下，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鄂豫皖游击区造就了一批忠于党和人民、英勇善战的军政干部，锻炼出了一支打不散、拖不垮的红军部队。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结束时，鄂豫皖游击区保存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1800余人，后编入新四军四支队，扩建到3000多人（包括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八团）。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存力量最多的游击区。

红二十八军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成为大别山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红二十八军和红军游击队在大别山区坚持鄂豫皖边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精神和大别山精神的组成部分。

如何总结和概括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精神，这些年来，一些专家学者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有的认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精神主要表现在：坚定的革命信念，百折不挠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有的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精神概括为：独立自主，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精神；永远忠于党，理想与信念无比坚定的精神；不怕艰难困苦，永葆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始终高举革命旗帜，斗争永不停止的精神。还有的专家学者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精神概括为24个字：坚定信念，艰苦奋斗，依靠群众，团结和谐，浴血拼搏，百折不挠。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精神是：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勇于战胜任何艰难困苦，视人民为“重生亲父母”，前赴后继勇于牺牲。这些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精神。

笔者认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精神和大别山精神的研究和概括，首先要论从史出，要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大别山斗争的历史中来总结和提炼其精神；其次要突出个性，提炼和总结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大别山精神要突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大别山斗争的特点，有其个性，要有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精神有不同之处；第三要体现当时的时代特点和语言特点，要有其鲜明的时代个性和语言个性，不能用具有今天新产生的语言进行概括，如改革、创新等具有鲜明现代个性的语言。

根据笔者对鄂豫皖边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历史的理解，鄂豫皖游击区红军和游击队在大别山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应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一是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在国民党军队的重兵“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在极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在鄂豫皖党组织领导下，鄂豫皖边红二十八军和游击队指战员忠诚于党，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所以，不管形势如何险恶，斗争多么残酷，生活多么艰苦，他们始终如一地在大别山坚持斗争，使大别山红旗不倒。

二是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在三年游击战争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鄂豫皖边红二十八军和和游击队被围困在大别山的深山密林里，昼伏夜行，风餐露宿，饥寒交迫，但他们不畏艰难困苦，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进行斗争。他们在大别山区浴血坚持，英勇奋战，表现了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三是独立坚持、百折不挠的意志。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留在鄂豫皖边的红军和游击队，与党中央、省委和主力红军失去了联系，被国民党重兵包围、分割、封锁，他们独立坚持，自主作战。在国民党军队的反复“清剿”下，红二十八军和游击队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们以百折不挠的意志在大别山顽强地坚持斗争。

四是依靠群众，善于斗争的精神。鄂豫皖边三年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红军和游击队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游击战争就不能坚持。鄂豫皖边红二十八军和游击队，在极端残酷的反“清剿”斗争中，依靠人民群众，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打破国民党军的清剿。在国民党军的严密经济封锁下，红军和游击队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种种巧妙的办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人民群众舍生忘死支援、接济红军和游击队，使红二十八军和游击队在大别山艰苦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红二十八军和游击队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不仅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丰富了大别山精神，成为大别山精神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初步形成的大别山精神的延续，而且为大别山精神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关于大别山精神的形成历史，如果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处于酝酿阶段的话，那么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精神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步形成阶段。从1927年11月黄麻起义到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时七年。主要是创建工农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进行反“围剿”作战；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先后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第二阶段，丰富发展阶段。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到1937年10月经过国共谈判达成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协议。历时近三年。期间，重建红二十八军，反击国民党军的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

第三阶段，进一步发展完善阶段。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历时8年。我党在创建了鄂豫抗日挺进纵队等抗日武装，后来发展为新四军五师，坚持在大别山区抗战，建立了中原抗日根据地。

第四阶段，完全形成阶段。从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到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时四年。其中最突出的重大的历史事件是1946年的中原突围和1947年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经过上述几个历史阶段，大别山精神在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历史中逐步形成。

大别山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已成为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精神财富。它对于我们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弘扬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锻炼，激励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大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参考资料

[1]

红色记忆:南方八省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中国政府网(引用日期 2022-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