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的光辉时刻。

在2024年9月13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为庆祝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向15位对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士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其中，91岁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因其在经济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而荣获“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9月29日上午，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了隆重的颁授仪式。

张卓元，男，汉族，1933年7月出生于广东梅县，是一位客家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张卓元还担任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首席专家，并曾在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及经济研究所担任所长，同时他也是核心期刊《经济研究》的主编。

从1993年起，张卓元先后参与了十几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及多次中央全会文件。

根据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在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公示中的介绍，张卓元长期从事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与规律。他在价格改革、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政府与市场关系重塑以及企业治理现代化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观点。因其卓越贡献，张卓元荣获了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重要奖项。

2013年12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举行的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仪式上，80岁的张卓元先生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手中接过了这一殊荣。与他一同获奖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教授。这个以杰出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名字命名的奖项，旨在奖励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有重大影响的学者，被视为该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颁奖词中提到，张卓元参与了中国多个重要改革阶段的理论创新：

1984年，他提出并论证了价格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作用；

1987年，他成为“稳中求进”改革和发展思路的重要倡导者之一；

1992年，为中国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持；

1993年后，他又成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理论家，并自2000年起专注于设计有效的政府职能转变路径。

长达30余年的不懈努力，使张卓元成为中国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其关于中国改革的一系列理论成果构成了转型经济学的重要部分。

张卓元的研究范围广泛，涵盖了价格改革、流通问题、国企改革、通货膨胀控制、国内外市场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机制形成、宏观调控体系设计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重塑等方面。

20世纪60年代：张卓元主张采用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经济活动的标准，并提倡以生产价格为基础进行定价。

20世纪70至90年代中期：他深入研究价格改革理论与市场问题，提出了“一调二放三挂钩”的策略和“走小步、不停步”的渐进式改革方针，强调在稳定物价的同时逐步理顺价格关系。这些理念为中国“渐进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他还与刘国光等人共同提出了“稳中求进”的发展思路。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张卓元将注意力转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加快中央企业改革步伐及通过引入民间资本和外资来改善产权结构等建议。

自1993年起，他参与了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的起草工作，并在此后的多次党代会报告及中央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持续发挥作用，促进了理论向政策的有效转化。

张厉之争

1986年底至1987年底期间，张卓元与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就先改革价格还是先改革所有制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986年11月3日，厉以宁发表文章认为所有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根本，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政治与文化改革。而张卓元则在1987年第2期《商业研究》上发文反驳，他认为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都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两条主线，两者应当并重。他还指出，在规划“七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时，价格改革仍需处于核心位置。随后，张卓元又通过多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如1987年4月1日在《经济日报》上的“八年价格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以及同年5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的“价格改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尽管双方意见存在分歧，但这场争论反映了当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道路选择的不同思考，也为后续的改革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张卓元笔耕不辍，发表了超过500篇论文，并出版了至少27部著作，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价格、成本和利润》《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论中国价格改革与物价问题》《论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张卓元改革论集》《张卓元经济文选》《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中国经济学60年》《新中国经济学史纲》《张卓元选集》《张卓元文集》《新中国经济学史纲》《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四十年》等重要作品。这些著作不仅记录了他丰富的学术思想，也见证了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成就。

1933年7月，张卓元在广东梅县出生。5岁他就开始上小学了。1944年9月，11岁的他进入了广东梅县的梅州中学就读。之后又陆续在中山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院校求学。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张卓元的中学时光是在梅州中学度过的。解放前后的梅州中学是岭东地区最著名的学校之一，其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都堪称国内一流。

据不完全统计，梅州中学目前已为中国培养出了40多位将军、8位院士、240多位教授级专家学者以及40多位厅级以上官员。其中，梅州中学培养出的8位院士，不仅在梅州绝无仅有，甚至在全国教育史中也极为罕见。他们分别是桥梁专家李国豪、藻类专家黎尚豪、化学专家黄本立、电信专家吴佑寿、建筑设计专家江欢成、水利工程专家张楚汉、历史语言研究专家陈槃以及医学专家廖万清。

另外，梅州当年的学校密集程度在全球都是罕见的。曾在嘉应州传教二十余年的法国天主教神父赖里查斯曾赞叹道：“在嘉应州，这个不到三、四十万人的地方……随处都是学校，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中，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学生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城内居民的一半……因为客家人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祠堂，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也就有六、七百个学校，这真是令人震惊的事实。”应该说，梅州中学曾是粤东北地区少有的优等学校，一度成为闽南、赣南、本省潮汕、惠阳、嘉属八县区优秀学子会集求学之所。各地的学子纷纷到此求学，梅中学子遍布四海五洲。

教育经历

应该说，张卓元是经济学界的老法师了。他在家乡读高三时，就已经被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所吸引。

1950年夏天，17岁的张卓元正在备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高考，每天学习超过12个小时，但依然抽出时间阅读课外书籍。他无意中读到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尽管对书中基本原理一知半解，但书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入分析让他着迷，从而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列昂节夫描绘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如经济危机时把大量牛奶倒入河中、工人经常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以及出现像摩根和福特这样的大富豪等，都让他大开眼界，对他了解千奇百怪的社会经济现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华西里·列昂惕夫（1906-1999）是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创始人，并于1973年因此获得第五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列昂惕夫也曾任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与约瑟夫·熊彼特同事，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默顿·索洛是他的学生。投入产出分析为系统分析经济内部各产业之间的复杂交易提供了一种实用的经济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各国的经济分析中。他还提出了美国经济著名的“列昂惕夫之谜”。

张卓元的恩师孙冶方在1927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东方大学（中国班）担任列昂惕夫讲堂的翻译。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1950年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张卓元一心想着的就是考进经济系学习。当时他分别报了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和广东省立法商学院，第一志愿都是经济系，结果三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但由于未达到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分数线，他只能选择第二志愿社会学系，最终张卓元选择了中山大学经济系。对于来自一个闭塞小山城的贫家子弟来说，这样的结果他已经非常满意了。

1953年大三时，张卓元就读的中山大学经济系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被并入地处武汉的中南财经学院（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他被分到政治经济学专业班（又叫“理论班”）学习。正当他担忧课程衔接时，遇到了张寄涛先生。张寄涛比张卓元大6岁，是张卓元“经济学知识最重要的启蒙者”。在理论班，造诣深厚的张寄涛给他们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张卓元被张寄涛老师的课程深深吸引，每次上课都坐在第一排。张寄涛以其独到的见解和清晰的思路对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概念进行鞭辟入里的解析，让张卓元开始萌生一些学术想法。

在张寄涛教授的鼓励下，他开始探索当时一个棘手的经济学难题——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独特的规律吗？这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不仅是学术问题，还可能是政治问题。但张卓元依然坚持尝试写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一文，经过几次修改，1954年大学毕业前夕，论文发表在《中南财经学院学报》。至今他依然记得很清楚，文章发表后给了6元稿费，他拿着6元稿费请同班十几个同学到附近饭店喝牛肉汤，三角一碗。

工作经历

1954年大学毕业后，21岁的张卓元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组工作，这里汇聚了众多国内顶尖的经济学家，由此开启他长达70年的经济研究生涯。

位于北京阜成门外的月坛北小街 2 号院，是一座由三栋四层苏式建筑构成的院落。它在中国经济理论和改革政策研究领域占据着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这里的 2 号楼曾云集了社科院经济四所，即经济所、工经所、农经所、财贸所，以及《经济研究》《财贸经济》等多个经济类学术杂志编辑部；对面的 3 号楼有国家物价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大门口的 1 号楼是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等单位。自 1972 年，年仅 29 岁的张卓元搬入月坛北小街 2 号院工作，直至今日。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可谓是星光熠熠，聚集了于光远、骆耕漠、薛暮桥等一众声名卓著的经济学家。彼时国家刚刚起步，百废待兴，而他们引领了经济学界热烈的讨论热潮。那是真正意义上全新的理论探索征程，毕竟当时可供借鉴的经验少之又少。

1954 年，张卓元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在这个精英汇聚的地方，作为后辈的他，在浓郁的学术氛围中如海绵吸水般汲取养分，不断茁壮成长，其学术观点也日渐成熟。

1955 年，《经济研究》创刊，张卓元担任编辑一职。他每日忙碌于组稿、校对工作，与作者反复进行探讨交流。作为经济学理论领域的第一刊物编辑，每天面对那些学识渊博的作者以及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经济学思想，他沉浸于组稿、校对以及与作者的切磋过程中，乐此不疲。张卓元曾满怀欣喜地说：“在编辑部，能够第一时间阅读各位名家的文章，我每天都充满期待！”大量阅读名家稿件的过程中，他的学术灵感也被源源不断地激发出来。于是，他与吴敬琏、陈吉元等青年研究人员一道，开始尝试撰写学术文章，其中有多篇发表在《经济研究》上，他们采用了一个集体笔名——郑经青，这是“政治经济学组青年研究人员”的谐音简称。（《经济研究》在科学院 25 周年成果大展的经济学理论类中占据头号位置。）

名师出高徒

在 1957 年，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出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担任孙冶方的助手，这一经历对张卓元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颇有意思的是，张卓元曾先后担任孙冶方、于光远、骆耕漠三位大家的学术助手，而这三位恰好是中国商品价值论上三派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孙冶方大胆启用年轻人，当时 24 岁的张卓元、27 岁的孙尚清、28 岁的周叔莲等都被委以重任。

1957 年，反右斗争拉开帷幕，孙冶方调任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后，他将精力着重放在队伍和学科建设上，大胆启用年轻人才，张卓元、孙尚清、周叔莲等人被赋予重要任务，组织大家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以任务为导向带动学科发展，致力于建立中国经济学体系。

孙冶方先生（1908 年 10 月 24 日 - 1983 年 2 月 22 日），他既是张卓元的所长、总编，更是他的恩师。孙冶方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过列昂惕夫讲堂的翻译，并且系统深入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在解放初期，他曾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务院统计局副局长等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职务。在 1956 年，他撰写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从“总产值”谈起》等知名论文。在 1957 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后，孙冶方深入钻研《资本论》等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真知灼见的观点。他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还着重强调“要理直气壮地抓利润”。

在 1959 年，我国价值规律理论的杰出代表人物、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组织大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工作，张卓元积极参与其中。彼时孙冶方目标明确，以任务为驱动着力带动学科发展，以期构建中国的经济学体系。这些举措让所里的年轻人如同吃下了定心丸，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也为张卓元等后起之秀提供了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

但是后来，孙冶方因“利润挂帅问题”以及支持生产价格论而被批判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遭受停职反省，在“文革”期间又身陷囹圄。在狱中，孙冶方始终未曾放弃对《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构思。在粉碎“四人帮”后，孙冶方平反出狱，但却被查出已是肝癌晚期。

孙冶方出狱后，为了挽救孙冶方的学术思想，经济所专门成立了小组，张卓元受命担任小组负责人之一。他每日在病床前录制孙冶方的口述内容，并进行整理，历经一年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20 余章初稿的写作工作。

尽管这些工作占据了张卓元大量的时间，但他从未感到惋惜。在他心中，能够将恩师的经济思想准确无误地展示给学界和国家，是自己莫大的荣耀。张卓元被喻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棵“常青树”，长期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

应该说，张卓元在价格改革方面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改革开放前所做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的研究。在 1957 年底，由于在反右派斗争中，经济所领导被戴上反党帽子，上级派遣孙冶方到经济所担任代理所长，不久后又调骆耕漠担任《经济研究》主编。“孙冶方和骆耕漠的到来对我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国内经济学界正围绕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展开激烈讨论，孙冶方是价值和价值规律“宽派”的代表人物，而骆耕漠是商品货币“窄派”的代表，作为他们的下属和助手，张卓元收获颇丰，并在他们的启发下开始撰写争鸣文章。

孙冶方尤其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为此他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中遭到批斗，被污蔑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但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客观存在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孙冶方的观点对我启发很大，孙冶方赞同恩格斯关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论述，我也认识到这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并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 1962 年 11 月 26 日，张卓元在《光明日报》经济学专刊发表了《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初步探讨》，论证了商品社会使用价值，即效用，是商品价值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在 1964 年，基于孙冶方提出的生产价格论，他与何建章在《经济研究》1964 年第 5 期联名（当时使用笔名“张玲”）发表《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一文，从理论层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价格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实行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那时，涉世未深的张卓元常常思考，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是否存在生产价格问题？倘若存在，自然就要承认利润，就要重新考虑商品定价原则。这篇文章阐述了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及以生产价格为基础进行定价的主张。

这篇对反对生产价格论的批评进行反批评的文章，在当时引发了一场更为广泛且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张卓元和孙冶方、杨坚白、何建章等人成为主张生产价格论的代表人物。

未曾想到，这篇出自经济所的争鸣文章在“文革”中被污蔑成了“大毒草”。有一次，在《红旗》杂志社举行的批判会上，看到杨坚白、张卓元等人的文章遭到批判，孙冶方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说：“不要再批判他们了。他们的文章阐述的是我的观点，干脆你们就冲我来吧！”于是，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孙冶方，并且不断升级恶化，酿成了新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冤案。不久之后，孙冶方就因为“利润挂帅问题”以及支持“生产价格论”，被批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进而停职反省。在 1968 年 4 月 5 日，康生下令将孙冶方正式逮捕入狱，他在狱中被关押了长达七年零五天。

在狱中，孙冶方始终坚守对《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构思，在没有笔和纸的艰难情况下就打腹稿，在七年的时间里，反复背诵，多达 85 遍。他坚定地说：“死不足惜，声誉毁了也不要紧，我长期从事经济研究所形成的观点决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要在死前把它留下来，让人民去作公正的判决。”面对巨大的压力，张卓元并没有屈服，而是勇敢地据理力争。“我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受我的老师孙冶方先生的影响，他是那种只要认定正确就一定会坚持到底的人。我深受他的教诲，坚信坚持真理是学者的本分和操守。”

然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尊重价值规律”，无疑是惊世骇俗之举。因此，孙冶方先生等一众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为了使中国经济回归符合客观规律发展的轨道，与各种跃进和冒进等脱离规律的思维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张卓元的学术水平，就在目睹恩师孙冶方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为真理战斗的非凡胆识和魄力的过程中，得到了锤炼。

在 1976 年底至 1978 年底，张卓元被临时借调至《红旗》杂志经济组工作。在 1979 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 1982 年 9 月，孙冶方病情恶化，但他仍想撰写一篇文章，探讨实现 20 世纪战略目标问题，并批评“基数大、速度低”的消极论调。张卓元依据孙冶方的谈话内容，反复进行修改、整理，并广泛征询意见，最终代笔完成文章《二十年翻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这是孙冶方的最后一篇文章，发表在 1982 年 11 月 19 日的《人民日报》上，并且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肯定。在孙冶方逝世后，张卓元花费三年时间，系统地整理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说。

1983 年，张卓元获评为研究员；同年 7 月，他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担任所长与研究员一职，自此投身于流通经济、价格改革研究领域，这一钻研便又是十年之久。

在 1987 年秋，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进程受阻，踟蹰不前，社会各界对于改革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当年 10 月，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李铁映组织召开中国经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研讨会。刘国光、张卓元领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稳健改革派”由此应运而生。

“稳中求进”不仅是张卓元的学术思想内核，更是他学术人生的生动写照。他始终践行着孙冶方“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的治学准则。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界陷入了理论上的徘徊困境，市场化的改革思路遭受了部分人的批评，甚至有人将其视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持有市场化观点的学者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张卓元毅然公开为市场化和市场经济进行辩护：他坚定地认为，市场化、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必然走向，走回头路是绝无出路的。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改革之路困难重重。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应当如何阐述经济体制改革，怎样界定改革目标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亟待探讨。中央在 1991 年秋冬时节召开专家座谈会，张卓元列席参会。会议依次深入讨论了三个重要题目，分别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苏东演变及其教训，以及如何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市场经济的诞生历程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东发生剧变，中国站在了何去何从的历史十字路口。如今，市场经济已成为众人皆知的常识，但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道路，充满了艰难险阻，过程惊心动魄，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难以体会其中的艰辛。

在 1982 年，党的十二大明确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方针。到了 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 年十三大又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就在这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江泽民在 1991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间主持了 11 次专家座谈会（每次时长为半天），这些座谈会为市场经济的诞生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催生作用。张卓元明确指出：

这 11 次座谈会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它们为中央下定决心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智力支撑，促使党的十四大清晰明确地界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并且使得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观点。我们如今从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看到并一直沿用至今的改革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经典内涵，可以说直接源自于 1991 年的这 11 次专家座谈会。

在 1991 年初，江泽民同志邀请了一批对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有深入研究的同志（例如吴敬琏、周小川等）进行谈话，请他们做好准备工作，主要探讨了三个重要题目：为什么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苏东演变的原因及其教训、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参与这 11 次座谈会的专家大多数是经济学家，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蒋一苇、李琮、陈东琪、张卓元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王慧炯、林毅夫等，国家体改委的杨启先、傅丰祥、江春泽等，来自中国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还有外交部、安全部、中联部的相关专家，总人数不到 20 人。

每次座谈会均由江泽民亲自主持。江泽民在会议开始时便明确说明，此次座谈会属于内部研讨性质，主要目的是听取大家对于所讨论的三个问题的见解，暂不做结论。他在每次会议进程中都会有简短的发言或者插话，多次引用参会人员的观点，并针对一些问题提出初步的想法。会议氛围自由活跃，没有设置桌签，与会专家进入会议室后可自由选择座位，发言顺序并非预先安排，均是临时主动发言，还能够随时进行补充。大多数人并非照本宣科地念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敞开胸怀着重阐述自己的真实想法，也有不少人进行即席发言。

张卓元回忆称：座谈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初步酝酿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具有倾向性的提法，并且同时对这一重要提法给出了两点清晰的解释：其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其二，市场并非是毫无约束、放任自流的，而是有国家宏观调控的。这就为江泽民在 1992 年 6 月 9 日于中央党校的讲话以及 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自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借鉴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计划经济的经验来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重视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通过改善工人福利来缓和阶级矛盾，同时大力推动科技进步等。这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依然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在与实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国家的竞争中占据优势。鉴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若要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稳固立足，并且在经济和技术层面追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做法。

与会专家们达成了一致共识：既然“市场取向”的改革能够有力地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促使市场繁荣，能够持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质量，那么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绝不能倒退回到计划经济体制，而应当继续勇往直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 年 12 月，因工作需求，张卓元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并担任博士生导师。工作单位的变更使得他的研究领域也做出了相应的适当调整，此后他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国有企业改革方面。

公平与效率

公平与效率的权衡，这一难题在世界范围内都备受关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二者的权衡重点各有差异。张卓元回忆道：“我首次正式参与中央文件起草工作是在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此次全会旨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起‘四梁八柱’，也就是确立一个基本框架。在所有制方面，提出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且具有四个特征。我们所在的市场体系组提出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一提法在此次全会中得以确定。

从目前来看，这些基本提法大多经住了时间的考验，不过有一处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在分配方面‘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在 2004 年之后，这一提法不再被提及，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日益凸显。在参与 2004 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起草时，最初文件中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内容，但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些已经退休的老同志以及众多地方领导，都建议不再使用这一提法，而应改为效率和公平并重，并且在再分配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公平问题，因为当时社会上因收入差距过大而产生的反响极为强烈。”

如何理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自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基本经济制度中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部分理论界人士指出，在 2017 年非公经济对 GDP 的贡献达到了 60%，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比重超 60%，非公企业对全社会新增就业占比贡献达 90%。由此他们认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被突破，并主张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观点二：一些人觉得，当下中国经济已发展成以民营经济为主体，若继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他们建议将基本经济制度修改为：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对此，张卓元在 2018 年明确指出：“在 1997 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且对公有制的含义作出了极为清晰明确的规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据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到主导作用。从 1978 年到 2017 年的 39 年间，中国 GDP 实现了高速增长，国有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不同所有制经济均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公有制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依旧保持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等这些关键方面，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国企改革是最为艰难的领域

国企改革始终是改革的重点内容，同时也是最为艰难和敏感的环节之一。自 90 年代中期以后，张卓元专注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研究，他提出了诸如加快中央企业改革步伐、积极引入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以改善产权结构等主张。

张卓元回忆：“在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最为困难的部分当属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四个基本特征。因为在此之前，国有企业改革长期在放权让利的圈子里徘徊，还包括后来实行的承包制。尽管当时已经有学者提出要以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现代公司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但实际上一直到 1992 年主要还是在搞承包制。

当要以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时，现代企业制度究竟是什么、具有哪几个特征，成为了起草文件时的难点。我记得当时好像刘国光也参与进来了，还到当时的国家经委邀请相关人员，国家经委来了两三位负责同志，其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陈清泰，他在当时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主管国企改革工作。大家经过多次开会研讨，最后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条确定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在确定之前，对于像‘管理科学’要不要纳入其中，也经过了一番深入的讨论。从现在的视角来看，这四个特征是较为准确合理的，至少到目前为止依旧站得住脚，它们凝聚了各方面的智慧结晶。”

“在 1999 年我参与了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该文件主要围绕国有企业改革。那次文件起草组的组长是吴邦国副总理，他负责主管工业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此次文件起草过程相对比较顺利。这次国有企业改革文件起草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 1997 年十五大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内容，包括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对国有企业进行改组，以及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等进行了具体化阐述。

十五大报告由于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党的建设等众多方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阐述得过于详尽。十五大报告在理论上提出公有制形式多样化，在政策上提出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模式，这为国有企业进入市场、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扫除了制度障碍。倘若没有这一次具有开创性的理论突破，就不可能有中国国有企业的浴火重生，也不会有中国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

“十五大报告已经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庞大的国有企业进行改组，并提出了‘抓大放小’，要求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并非要把每个国有企业都搞好。而具体如何落实这一战略，是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作出决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其中有几个方面我认为值得重点提及：

其一，在十五大提出‘抓大放小’的基础上，到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在抓大的同时，要‘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相当于形成了‘抓大放中小’的格局；

其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十五大报告起草的时候，提到了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等内容，但由于法人治理结构这一概念源自国外，在征求意见阶段，有些同志认为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法人治理结构是什么，所以不赞成将其写进报告并予以删除。

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在四中全会上，法人治理结构被视为公司制的核心，并且对法人治理结构中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职代会、党委会之间的关系阐述得较为清晰。后来我曾说过，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之快以及人们认识程度提高之迅速。这是四中全会决定相较于十五大报告的一个重大进展。尽管文件内容十分出色，但在落实过程中却不尽如人意。”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央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意义，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是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张卓元也参与了会议决定的起草工作。他回忆称：“如今回顾起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几个极为突出的亮点。首先，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

在此之前，就我所阅读过的理论文章而言，从未出现过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表述，而且这个提法在当时并非由起草组自下而上提出的。我记得在一次会议中，领导在工作班子上提到，起草组领导有一个设想，即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否能够再向前推进一步。大家经过讨论认为，之前已经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来形容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相关词汇已经用尽，若要继续推进，‘基础性作用’就需要作出改变。随后让一些单位，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几个单位提出方案，后来提出了几个‘往前走’的方案，经过综合考量，最终大家一致认为用‘决定性作用’代替‘基础性作用’最为合适，于是便采纳了这一方案。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感觉到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过多，干预经济活动的现象较为频繁。这无疑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亮点。”

“其次，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我记得当有人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一观点后，大家都认为这一想法很好，这也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背景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公有制经济资本与非公有制经济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还有居民储蓄都变得十分雄厚，为了能够让国内资本充分发挥作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设想。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能够为自然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开辟一条通道。”

“此次全会还提出国资委要以管资本为主，实现从管企业为主到管资本为主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中，部分主管部门领导起初不太能够接受，经过了一番协调沟通。如果说其他各方面的改革推进情况相对较为顺利的话，那么国企改革无疑是最为艰难的。”

张卓元与价格改革说

应当说，张卓元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声名鹊起，根源在于他早年参与价格改革时所提出的一系列极具价值的理论主张与独特观点。在党的十三大开幕前夕写就并出版的《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恰是这些理论和主张的汇聚呈现。历经 36 年的时光流转，时至今日，这本书被纳入商务印书馆的“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该系列承接“中华现代学术著作辑要”，主要收录中国大陆学者以及港澳台地区与海外华人学者的人文社科类原创名著。经过岁月的沉淀与淬炼，此书已然成为中国当代经济学领域熠熠生辉的原创经典。

而《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的创作契机源于二十多年后的一场意义非凡的大讨论。张卓元在该书的“再版前言”中有所回忆：彼时正值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摸索进程中，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对于如何推进改革这一问题，持有不同见解且争论不休。这些问题涵盖了是否应坚持市场导向改革、是以渐进方式推进还是快速实现转轨，以及价格改革在经济改革中占据何种地位、发挥怎样的作用等。

在 1987 年 10 月至 1988 年 6 月这段时间里，国家体改委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中共中央党校课题组、北京大学课题组、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等八个单位，召集了上百名当时才华出众、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针对我国中期（1988—1995 年）改革规划纲要分别撰写报告，对后续市场化改革如何推进提出了各异的方案。

在报告撰写过程中，还专门举行了研讨会，让各方交流各自的主张，并展开了热烈非凡的讨论。在当时的讨论中，关于改革主线存在多种不同的声音：有的主张中期改革应以企业改革作为主线；有的则力主以价格改革作为主线；还有的提出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应双线并行推进。在改革推进速度方面，有的提倡快速（大约五年左右）实现基本转轨；有的则倡导稳中求进等不同思路。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负责人之一，张卓元积极投身于这场讨论之中。在诸多不同的意见派别里，张卓元所在的社科院课题组属于主张双线推进的第三种观点，即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双线推进。“我们之所以将价格改革视作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之一，是针对厉以宁教授（北京大学课题组）在此之前撰写的一篇文章《先改价格还是先改所有制选择哪个思路》（《世界经济导报》1986 年 11 月 3 日第 3 版）。

厉以宁认为价格改革属于‘层次很低’的改革，无法成为经济改革的关键所在。厉以宁力主所有制改革才是改革的根本思路，经济改革的成功首要取决于所有制的变革，所有制改革在经济改革中起着关键作用。厉以宁还认为价格改革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充其量只是为市场营造环境，相较于所有制改革，价格改革存在十大弊端。当时我们财贸所价格室的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认同这样的观点。”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确切地说是从 1984 年初起始，张卓元与其带领的价格研究团队（成员有杨圣明、王振之、温桂芳、李晓西、边勇壮、石小抗等）撰写了几十篇论文以及几本专著。他们主张中国价格改革的目标应当是构建市场价格体制，并与那些主张以完善计划价格体制、实行浮动价格体制、采用决策价格体系等作为价格改革目标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商榷。他们坚信不疑地认为，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关键主线，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绝不能只着重所有制改革而轻视价格改革。

在 1987 年 4 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卓元的专著《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对中国价格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明确指出必须从根本上变革传统的行政定价体制，朝着市场价格体制转型。其中第六章《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将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归结为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并清晰明确地主张价格形成机制在一般情形下实行自由价格或市场价格，或者以其作为主要形式。

历史的实践充分证实，中国价格改革是经济市场化改革中一个极为成功的范例。而在这一成功的背后，离不开以张卓元为代表的众多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与卓越贡献。正是他们主张并坚守市场价格体制，对价格改革实践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社会影响。回首这一历程，张卓元觉得，除了前面提到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价格学会（在 2000 年更名为中国价格协会）活动频繁且活跃，每年都会召开会议，而讨论的议题主要聚焦于价格改革问题。当时推行价格改革的主管部门国家物价局的局长刘卓甫、成致平、马凯等，均是当时中国价格学会的会长或负责人，张卓元本人则长期担任副会长一职，负责具体工作的学会秘书长是中国社科院财贸所价格研究室主任王振之。

“所以，我们有关价格改革的主张和观点，常常能够反馈到国家物价局负责人那里，他们也较为重视学界的声音，特别是中国价格学会年会上学者们提出的意见，这或许也是中国价格改革在那个时期能够在各项改革中名列前茅的一个缘由。”

中国经济学界的“稳健派”、“玉泉山人”及“两条主线论”

1993 年，张卓元参与了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如同开启了一扇通往市场经济的大门。此后，他还陆续参与了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中央文件的起草。他的老友吴敬琏赠予他“玉泉山人”这一雅号。在北京玉泉山，于经济学界而言，张卓元有着两个鲜明的标签：

中国经济学界的“稳健派”：他始终如一地强调经济发展与改革需秉持稳中求进的理念，以改革助力经济稳定，引领经济步入良性循环。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他提出了价格改革的“一调二放三挂钩”以及“走小步、不停步”的改革方略，这些理念成为支撑中国“渐进市场化改革”的坚实理论基石。

在 1987 年，由刘国光、张卓元领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自此“稳健改革派”应运而生。张卓元每次提及此事，都会反复强调：“稳中求进的思想是刘国光、戴园晨、沈立人、陈东琪和我等众人集体探讨的智慧结晶，而‘稳中求进’这四个字是陈东琪率先概括提出的。”

“两条主线论”的代表人物：在 1987 年至 1988 年期间，经济学界曾展开一场激烈的争论，焦点在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究竟为何。当时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主张：其一，以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课题组为代表的企业改革中心论，也可称为所有制改革中心论；其二，主张在中期改革里以价格改革作为主线，认为所有制与价格如同两个关键齿轮，以此推动经济运行机制的顺利转轨；其三，便是张卓元所在的社科院课题组所秉持的观点，他们力主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应当双线推进，也就是所谓的“两条主线”。

在 1995 年，张卓元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以及博士生导师。自此开始接触国有企业改革相关问题，他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基础理论层面，涵盖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

自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之后，市场经济发展势头迅猛。然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却遭遇困境，如同“搁浅”之船，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究竟能否相互兼容？中央决定在党的十五大期间着力破解这一难题。

在 1996 年 10 月 16 日，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成立，张卓元位列其中。起草小组认真依据中央和地方 135 个单位所提出的意见，逐字逐句地深入研究，经过多次修改稿件，具体的修改之处达几百处之多。张卓元深知十五大报告意义非凡，它对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给出了极具创造性的解释。在理论层面提出公有制形式多样化，在政策方面提出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模式，这些举措为国有企业迈入市场、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清除了制度层面的障碍。倘若没有这一次意义重大的理论突破，中国国有企业便难以实现浴火重生，中国民营企业也不可能获得蓬勃发展。

在 1998 年 10 月，张卓元卸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一职。到了 2006 年，他成功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在 2010 年，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为主要贡献者的“整体改革理论”高票当选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整体改革理论”积极倡导推进配套改革，在搞活企业、构建并完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实现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转变等方面相互协同配合，为构建市场经济的基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在 1990 年至 1993 年期间，主张整体改革论的一批杰出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张卓元、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刘吉瑞、吴晓灵、谢平、钱颖一等组成了“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精心提出了近中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方案，涵盖国有经济、财政、金融、外汇管理、社会保障、政府职能等多个方面的改革设想。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1991年秋冬在中南海召开的一系列高级别专家座谈会，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坐标之一。这些座谈会不仅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也为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这一改革目标奠定了基础。与吴敬琏、林毅夫等知名经济学家一样，张卓元也参与了这些座谈会，并就建立合理的价格结构和处理好改革与发展关系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意见。

张卓元曾回忆说，在座谈会上，大多数专家学者都支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大家畅所欲言、深入探讨，最终一致认为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主要依据是整个经济运行好坏的关键在于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市场配置资源比计划配置更为高效。

自 1993 年 6 月参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起草工作起，他便踏上了一段漫长且意义非凡的征程。此后，他陆续历经了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以及多次中央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在这期间，他不断地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经验，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积极推动理论逐步向政策转化，直到 2013 年冬天，始终在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等工作不懈努力。

2013 年 4 月 21 日，张卓元收到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的通知。在 4 月 25 日，他入住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他的老朋友吴敬琏因此赠予他“玉泉山人”的雅号。张卓元在一篇自述文章中提到，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对他这样的理论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能够接触实际、了解中国国情以及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发展大局。许多研究成果和论著都是在这20年间产生的。

截至目前，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4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并不断完善。其中，价格改革进展顺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尤为突出，走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列。然而，张卓元指出，价格改革并未完全完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问题不断涌现。目前，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调节，但在能源、医疗、交通运输等领域仍有不小的改革空间。特别是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任务依然艰巨，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加快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价格改革。贷款利率双轨制尚未完全打破，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外币，劳动力受户籍制度束缚影响自由流动，土地价格双轨制问题突出，技术、数据等价格机制也需进一步完善。这些都是未来市场化价格改革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在 2015 年，张卓元正式告别了他长期奋斗的工作岗位，开启了退休生活。然而，他过往的贡献如同璀璨星辰，在我国经济学领域的天空中熠熠生辉，他的研究成果以及参与制定政策等方面所积累的经验，持续为后来者提供着宝贵的借鉴与启示。即使退休，他曾经的付出以及所留下的丰富知识财富，依旧影响深远，令人敬仰。

张卓元出生于一个客籍小商人家庭。在客家文化中，重视教育是传统美德之一，因此张卓元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他5岁开始上小学，11岁时进入广东省梅县梅州中学就读，17岁高中毕业后考入大学，成为班里年纪最小的大学生。张卓元的哥哥是一位退休教师，妹妹则是一名退休工人。

张卓元与妻子李秀珍都毕业于梅州中学。1950年高考后，李秀珍被广州市法商学院（现广东财经大学）金融专业录取，而张卓元则进入了中山大学经济系。由于广东高校院系调整，两人在中山大学重逢，并于1953年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中一同转入中南财经学院。1954年，张卓元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而李秀珍则任职于京西矿务局。1957年，张卓元与已调至天津工作的李秀珍结为连理。次年，李秀珍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现了小家庭的团聚。他们育有两个儿子，其中次子张平后来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夫妻俩在工作和生活中相得益彰。李秀珍先后在资料室和《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工作，她的会计实务经验使她对微观经济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在张卓元的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张卓元曾使用过几个笔名，其中“元真”取自二人名字中的“卓元”和“秀珍”，“作胥”则是“卓”和“秀”的谐音。张卓元家教严格，两个儿子都秉承了勤奋自立和严谨好学的客家家风。次子张平于1985年同时考入社科院攻读硕士学位，在经济学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家里，张卓元负责做饭，而李秀珍则主要负责照顾孩子。两人都性格温和，生活规律，每天早睡早起。张卓元自幼生长在足球之乡梅县，对足球情有独钟，世界杯和欧洲杯是他不容错过的赛事。对于错过的一些精彩比赛，这位老经济学家还会找视频回看。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铁杆球迷，而是一个“足球爱好者”。

尽管离开家乡已有七十年之久，但张卓元的梅县客家话乡音犹存。作为客家人的后代，他的足迹从广东梅州北上湖北武汉，最终回到北京，这条轨迹与祖先的迁徙方向相反，但他始终将国家、社科院和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张卓元有着典型的客家人的家国情怀，无论身处何方，他从未忘记远方的故土，时刻惦记着老家的兄弟姐妹。

“只要有一张书桌，只要能报效国家，在哪里生活都是一样的。”这句话道出了张卓元的心声。自195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学研究以来，他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常常凌晨四五点就开始看书写作。

尽管离开家乡已有数十年之久，张卓元谈吐间乡音犹存，对家乡的发展也始终关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广东的改革开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未来广东应继续在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发挥带头作用，不断创造先进经验和做法，当好“排头兵”、“先行地”和“实验区”。

张卓元的经历，就是一部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生动史书。他一生致力于经济学研究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所经历的一次次讨论、一场场辩论，以及一篇篇著作和参与起草的一份份重要文件，都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

他的学术思想和实践成果不仅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持。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常青树”“稳健派”以及“两条主线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里程碑上。

参考资料：

1.百度百科—张卓元;

2.陈菁霞《致敬“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 | 张卓元——推动中国价格改革的经济学人》;

3.南方杂志《广东籍经济学家张卓元被授予国家荣誉称号》;

4.刘胜军《经济学界的“稳健派”张卓元荣获“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5.胡家勇、陈健：《张卓元学部委员访谈录》，原载《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9期；

6.胡东林：家国往事：张卓元的1991，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