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61年4月的“猪湾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丑闻之一，这场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失败军事行动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论。

在处理古巴问题的过程中，美军高层曾提出了个被称为“诺斯伍兹”的行动方案，其核心便是牺牲一部分美国民众的生命，制造祸端并嫁祸给敌对国家，从而找到发动战争的合理借口。正因为这一方案太过残忍，良心未泯的肯尼迪选择了否决，此时令他同军方分道扬镳，这也成了他处境恶化的导火索。

更深层的是，肯尼迪时代，美国政坛的一部分势力已不再听命于国家首脑，而是转为幕后利益集团*（例如传说中的共济会）的“私军”。肯尼迪的做法显然触怒了幕后大佬，因此遭来了杀身之祸，而古巴问题则是一个开端。

这一阴谋论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它为何不断被人们提起呢？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1961年1月20日，美国首都华盛顿迎来了不太平常的一天：国会大厦附近出现了大量坦克装甲车和美军士兵，这倒不是因为华盛顿发生了什么紧急状况，他们的到来只是为了迎接一个人——即将宣誓就任第35届美国总统的约翰·菲茨杰尔德·肯尼迪。

如今有不少人认为，肯尼迪之死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遗憾。身为美国总统，他相对年轻而雄心勃勃，看似很有才干，或许就是能够打破利益集团对美国权力和利益垄断的那个“天命之子”，却也因此丢了性命。

然而，倘若您读过肯尼迪的为政举措和效果，就会发现他或许并没有传言中那么优秀。就拿他为应对1961年美国经济低迷而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来说，各种努力做了不少，政府也掏了大把银子，美国的状况却没有多少实质性改善。多的不说，单单一个失业率就让肯尼迪束手无策，此外的种种举措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治标不治本。

笔者认为，某种程度而言，肯尼迪可以用“志大才疏”来形容，以至于他野心大到想要借助美联储国有化来撬动大财团的利益根基，然而他却不具备驾驭这种体量斗争的能力。

另一方面，俗话说“多个朋友好办事”，身为总统的肯尼迪却显得异常“清高”：他不愿跟美国军方、右翼政客拉帮结伙，反而高举“公平施政”大旗，搞得里外不是人，没能建立稳固的权力根基。

不过，肯尼迪上任之初，局势却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们常说，美国总统是背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肯尼迪家族是美国数得着的世家大族，代表着传统的利益阶层，论出身，约翰·肯尼迪根红苗正，因此在一开始，美国各大势力也拿出了颇为积极的姿态，试图与新总统建立合作。

上任伊始，年轻得志的肯尼迪踌躇满志，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此时美国政坛的局势究竟有多危险。

军人总统艾森豪威尔卸任后，留下了一大批声望极高且权位稳固的军方大佬。这些人经历了世界大战的洗礼，在主张上无比强硬，纵使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社会中的极端反苏思潮已接近消亡，但以他们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依旧坚挺。

这些死硬的鹰派人物私下里构建小圈子小团体，自诩“爱国者”，为谋取国家利益甘愿不择手段。

此时，相比于大洋彼岸苏联的威胁，“后院起火”的麻烦更让当局感到头疼——红色古巴的强硬令美国人始料未及，政治手段已无法解决问题，军方高层便试图以武力消除隐患。

时任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莱曼·兰尼兹尔上将认为，只有动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彻底摧毁古巴；然而公然进犯他国会给世人留下话柄，令美国在国际舆论中陷入不利位置。为此，他与同僚们提出了这样一套解决措施：在美国本土策划针对平民的军事项目，将其伪装成境外势力炮制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蒙受损失”后，美国政府立马将祸端转移给目标国家，以此激起民愤，绑架民意，从而顺理成章地发动侵略战争，做到“师出有名”。

这一手段有前例可循：早在19世纪末期的美西战争前夕，停靠在古巴哈瓦那港的美国海军“缅因”号重巡突然发生爆炸，毫无准备的官兵顿时陷入火海，最终无一人幸免。

美军旋即一口咬定凶手是西班牙人，并以此发起了战争，最后获益匪浅。后来的“北部湾事件”，被认为是该方案的一次成功实践。

而阴谋论者认为，美军将这种手段形成体系，恰恰是在艾森豪威尔时代。1961年1月19日，也就是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最后几个小时里，他秘密批准了一份名为“诺斯伍兹行动”的提案，其核心是发动战争解决古巴问题，方式便是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活动并嫁祸给古巴。

1961年1月25日，肯尼迪第一次与美国军方就古巴问题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中唱主角的是CIA，后者拿出了他们的惯用“三板斧”：派间谍渗透，在古巴扶持傀儡政权，帮助建立反对武装最终推翻古巴政府。

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时任CIA局长的杜勒斯向肯尼迪保证，只要计划付诸行动，卡斯罗特将束手就擒。兰尼兹尔也积极帮腔，大肆鼓吹CIA行动方案的可行性。但有趣的是，若干年后，学者从兰尼兹尔亲手写下的一份报告中发现，当年他一早就预见了CIA的失败：“（CIA计划）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值得怀疑”。

“猪湾行动”遭遇惨败，看来并不完全是意外。有观点认为，这样的结果正中美国军方下怀：军方高层希望以“赶鸭子上架”的手段促成CIA的失败好取而代之，同时逼迫肯尼迪采纳军方的建议。

果不其然，“猪湾事件”发生半年后，在肯尼迪的授意下，古巴行动的领导权正式由CIA移交到国防部。后者也紧锣密鼓地制定计划，他们提出了诸多方案，例如在古巴关塔那摩的美军基地中制造骚乱、在美国本土搞炸弹袭击、在古巴上空击落美国客机等等。

然而，正当美军高层试图将行动更进一步时，他们却意外遭遇了来自总统本人的压力。

1962年2月底，由总统亲自指派的行动顾问、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借口“进展迟缓”，要求美军放弃计划，转而专心收集古巴情报。此举令美军高层无比恐慌，他们认为，命令的背后正是肯尼迪总统对古巴态度由“坚决”向“缓和”的转变。为此，他们立马向总统发起了攻势。

超乎预料的是，肯尼迪似乎也提前做好了准备，他软硬不吃，还频频驳回军方的建议，甚至在3月正式否决了“诺斯伍兹”方案。不仅如此，计划的核心人物兰尼兹尔还被解除了职务。至此，肯尼迪彻底失去了军方的信任与支持，彼此之间出现嫌隙。

此前被夺去主导权，CIA一度十分记恨国防部。然而当再次找到共同利益时，两大阵营立马又结为盟友。至此，肯尼迪的处境已十分危险。

可以说，新上任的肯尼迪想做一位“政治强人”，力图摆脱其他势力的干预，走一条“独立自主”的施政路线，他在古巴问题上态度的转变，可以视为面向其他势力的一次摊牌；我们也可以认为，良心未泯的肯尼迪慑于“诺斯伍兹行动”的残暴，不愿将美国国家利益建立在平民百姓的流血牺牲上。但总而言之，他屡次的“不合作”的态度引起了包括军方、CIA在内的其他势力的敌视，最终为其悲剧埋下伏笔。

所谓“诺斯伍兹”行动，它在历史上的存在并不确凿，因此常被视为“阴谋论”；有人进而提出，它真正的策划者并非CIA或是美国军方，而是“共济会”等幕后集团，原因是肯尼迪动了他们的利益。诸如此类的阴谋论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其前因后果都有合理的逻辑和线索支撑——一些情况下，即便是谣言，当看起来足够真实，有足够多的人乐于去接受，它也能假借“真相”之名写进史册。

此外，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结果的并非一个或是几个政策的“失误”，而是彼时美国的政治环境所注定的。

肯尼迪上台之初，看似平静的美国政坛实则暗流汹涌，局势异常微妙。CIA正处于疯狂膨胀期，其权势已超出了美国首脑的控制范围，成为幕后集团的“私军”；在整个社会对极右翼势力排挤的背景下，美军高层也在极力稳固他们在政坛的影响力，努力寻找改变处境的突破口。其他势力莫不如此，倘若领导者不够精明，无论是谁，最终恐怕都难以保全。

在这种处境下，或许只有吉米·卡特那样的“老好人”，才能免遭肯尼迪那样的下场。至于肯尼迪，他则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这个位置上，成了“撞枪口”的倒霉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