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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儿子和父母的矛盾激烈，互送对方进精神病院！

02、一家三口都被诊断“精神病”，大夫是不是乱来？

03、精神医学的“症状学诊断”有很大的局限性

04、这场闹剧的另一根源，是家庭系统出了问题

父母把孩子送进了精神病院，这种事情不算新鲜。但孩子出院之后，把父母也送进了精神病院，这实属罕见！

而且，后来北京安定医院的专家对这一家三口进行诊查，都显示没有“精神病”，孩子甚至是一切正常。

最近，“一家三口均被诊断精神疾病”的新闻冲上热搜。很多网友对此非常不解，甚至觉得细思极恐：

到底是这一家三口确实有病，还是精神疾病的诊断就是那么随意和混乱？

这是某个大夫和医院的问题，还是国内精神科的水平太落后？

很多网友还担心：

如果我也被亲属送进精神病院了，大夫就说我有病，我怎么才能证明自己没病？尽快出院？

实话说，我作为一名临床精神心理医生，从事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诊疗20年了，我看完这则新闻后心情很复杂。

事件中把一家三口诊断为“精神病”的大夫们确实有不足，但整体上来看，这不是某个大夫或某所医院的问题，也不是国内精神科水平的问题。这是整个精神医学的问题，国内外都一样，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有这样的“闹剧”。

以下从精准精神心理学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帮助网友们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啼笑皆非的事，并理解这背后的精神医学，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01、儿子和父母的矛盾激烈，互送对方进精神病院！

这件看起来很魔幻的事情是这样的。

莫楠是山东淄博的一个小伙子。高三那年他住在学校里，每天从早上6点学到晚上11点，3个星期才能回家一天。莫楠觉得压力实在太大了，心身疲惫，于是跟母亲提出请假一天。

但母亲不同意，说又没生病，请什么假？莫楠为了能休息，恳请心理科医生给他开点药，“我都要吃药了就说明我生病了，生病了肯定就能休息”。没想到，他母亲让他吃了药之后，还是把他送去了学校。

莫楠苦苦熬过了高三，终于考到了一所一本院校，他在学校表现很好，拿了奖学金，还成为了班主任助理。但他父母仍然不停叮嘱他吃药，莫楠说自己“顺从变成了习惯”，即使离开了家，还是会按照父母的要求吃药。

而莫楠每次放假回到家中时，很容易与父母吵架。他不想搭理父母，把房门关起来，父母也认为这不正常。“无论是我跟他们吵，还是选择不理他们，他们都说我又犯病了”，父母要求莫楠去北京看病，他被诊断为抑郁状态，诉说自己曾有自杀念头。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莫楠与父母只能长时间待在家里，他们的争吵更加频繁、激烈。莫楠喜欢打游戏，作息有点黑白颠倒，这都被父母视为异常行为。

而且，莫楠父母之间也吵得很厉害，一度扬言要离婚。莫楠说，当时他父亲说，如果离婚了，就不再支付儿子的学费，母亲的收入又低，所以莫楠决定先休学，保留学籍。他父母也同意了。

莫楠休学后，他母亲更加频繁地带他看病。有一次，淄博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大夫说他没病，而是建议父母给他足够的空间，但莫楠的父亲一听就生气，转身走了，母亲也跟着走了。

今年2月，莫楠和母亲前往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图片来源于网络

2020年底，一家三口再次频繁爆发矛盾，莫楠父母把儿子哄骗去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就医，该院大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和“偏执分裂”。莫楠说，他反复跟大夫解释自己目前的不开心可能都是父母造成的，但医生却在病历单上写“总认为对方、外在不好，缺乏自我反思”。

到了2021年7月，莫楠说自己被父母骗到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没做任何检查就被强制住院了，他被带子捆绑住，有人给他打针，还有人电击他的头部，使他头痛欲裂。3个月后，莫楠才被批准出院，又因肥胖被父母送进了减肥训练营。

从训练营出来后，莫楠担心再次被父母送进精神病院，便一边收集资料，打算告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一边劝说父母去看精神科。

“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如果我父母都是精神病患者了，那我被精神病患者强送进精神病院，这算什么？”而且，莫楠一直觉得父母很善变，可能精神也有问题。

于是，莫楠多次跟母亲哭诉住院期间的痛苦遭遇，母亲听着心疼，决定接受孩子的建议，“以身试病”。结果，他父母还真的被诊断有精神障碍。

莫楠的母亲对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大夫说自己心烦、失眠，最后被诊断“抑郁症”，并入院治疗。她在医院住了3天，觉得不对劲，整个人的气色更差了。她想赶紧回家，但医生不允许。最后是她的好友多次跟大夫申请，住院第15天时才出院。

而莫楠的父亲前往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就诊，医生给出的诊断为“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莫楠的母亲也去了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同样诊断为“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这个时候，莫楠父母已经意识到不对劲了，怎么连自己也被诊断“精神病”了呢？他们又到北京两所权威大医院就诊。

其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莫楠父母的诊断都是“焦虑状态”。在北京安定医院，莫楠母亲的诊断为“失眠”和“焦虑状态”，莫楠父亲的诊断为“情绪冲动”、“焦虑状态”、“酒精的有害使用”、“酒精依赖综合征”和“高血压”。而莫楠的诊断是一切正常。

从这以后，莫楠父亲开始支持儿子的维权。他认为孩子遇到的部分医生诊治过于随意，想怎么诊断就怎么诊断，丝毫不负责任。

莫楠父亲认为自己也没有病，“我能赚钱、能养家，能和朋友友好相处，没有社会危害，他们（医生）说我有病，简直胡说八道！”事实上，莫楠父亲说得有道理，虽然他性格暴躁、固执偏执，有一定的精神心理问题，但他的社会功能良好，不能诊断为“精神病”。

现在的莫楠已经大学毕业了，他一边工作，一边维权。他向淄博市卫健委投诉，但该市卫健委答复称，经过调查，发现该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诊疗流程符合规范。

莫楠不满意，决定把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告上法庭。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委托天津市医学会进行医疗鉴定，最后结果是“医方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

而莫楠因为以前的“精神病”诊断而不能考公务员，还被社区列为重性精神病人并重点管控。

02、一家三口都被诊断“精神病”，大夫是不是乱来？

这件事情被曝光后，很多网友的聚焦点在于：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跟北京安定医院的诊断相差那么大，把莫楠一家三口诊断为“精神病”，大夫到底是不是乱下诊断？

从精准精神心理学的角度，对于这个问题，我并不认同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大夫的诊断。但其实，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这又很难评定为“误诊”。

因为现行精神医学中的大部分诊断，包括莫楠一家三口被诊断的那些，都是“症状学诊断”，国内外都一样。也就是说，主流精神科大夫只需要看外在症状和行为就能下诊断，不需要了解就诊者的心理活动过程。

从新闻报道来看，莫楠高三时确实出现了一定的精神心理问题，学习压力大，内心压抑，父母也不理解他。这时候，父母更加科学的处理方式是帮助孩子减压，给孩子适当请假休息。

可惜，莫楠的父母完全没有意识，一味只看重孩子的学习，忽视了他的内心感受，甚至以为孩子真的得精神疾病了，逼迫孩子乖乖吃药。

而莫楠第一次被诊断为“重性精神病”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本来他和父母的亲子关系就很恶劣，一家人被封控在同一屋檐下，他们的冲突更加激烈，莫楠父母甚至吵到要闹离婚的地步。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疫情封控期间非常多见，很多家庭氛围本来就不良好的家庭不停发生争吵，家庭成员的心理压力明显增大。这确实会增加家庭成员出现精神心理障碍的风险，但不能说明这就是病态的异常行为。

后来，莫楠休学了。休学以后，莫楠母亲继续带儿子看病，就是这个期间，他被山东省精卫中心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和“偏执分裂”。这都是精神科中的“重性精神疾病”，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重性精神病”，严重程度等同于精神分裂症。

从精神医学的角度，当时那个大夫的诊断思路极有可能是这样的：莫楠确实有明显的重度抑郁发作，心情低落，心态悲观消极，甚至有过自杀念头。另一方面，他父母发现他以前很听话、很顺从父母的，但最近变得暴躁易怒，动不动就跟父母激动争吵，大夫认为这属于轻躁狂/躁狂发作。

那既有重度抑郁发作，也有轻躁狂/躁狂发作，大夫就诊断为“双相障碍”了，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躁郁症”。

至于所谓的“偏执分裂”，有可能是因为莫楠当时非常怨恨父母，认为都是父母害了自己，所以大夫认为他出现了偏执型人格异常，甚至认为他有妄想症状。

而且，莫楠父母还跟大夫说了很多孩子的“异常”，甚至说他想制毒。他父母的叙述肯定有失真的地方，导致精神科大夫也觉得孩子症状严重。不过，莫楠父母这么做不是为了故意害孩子，而是因为无知、愚昧，一点儿都不理解孩子的心理。

还有，莫楠当时休学了，按莫楠的说法，这是因为父亲说离婚后不给他交学费了，他想保留学籍，所以申请休学，父母也同意了。

但在精神科大夫看来，一个学生不能正常上学了，那就是社会功能严重受损，病得很严重。既然都那么严重了，医生自然就建议患者住院了，甚至建议父母将孩子强制送院了。

以上这种诊断思路就是典型的精神医学“症状学诊断”，只需根据就诊者的外在行为、情绪就能下诊断，但没有深入了解就诊者的心理活动过程，也不理解就诊者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表现。

当然，因为目前的报道中主要是莫楠自己一个人的说法，也不排除他当时确实症状严重，或者故意不提。

总之，严格来说，根据目前精神医学的诊断方式，很难说给莫楠下诊断的精神科大夫是误诊。所以莫楠一再举报、投诉、报警，都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

那为什么北京两所大医院对这一家三口诊断又如此不同？

其实，在主流精神科中，不同大夫的诊断不同，这非常常见。因为即使是同一个患者，ta在不同阶段、情景下的表现是不同的。

莫楠跟父母到北京求诊时，他父母已经意识到孩子过去的诊断有可能是不妥的，孩子在精神病院里受苦了，他们对孩子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尊重。而莫楠当时也有一定的独立能力了，他整体上是情绪平稳的，认知相对比较理性，社会功能也没有受损。

而且，他到北京安定医院就诊时，有没有说出自己完整的经历？有没有提及自己曾有自杀念头，跟父母有过剧烈冲突，并且被山东精卫的大夫诊断为“双相障碍”？新闻报道里都没有提及。

如果他没跟北京安定医院的大夫说这些，那依据症状学诊断，大夫自然认为他能吃、能睡、能工作，情绪平稳，一切正常。

还有，就算同一个患者、同一个时期、对不同的精神科大夫说了同样的话，但因为不同大夫的理解有所不同，有一定的主观性，最后得出的诊断也会有所不同。

临床中有不少患者看过北京、上海很多大夫，都是权威大医院的权威专家，但他们的诊断也不一样。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同大夫的诊断水平不同的因素，但绝不是全部。

不过，虽然山东省精卫中心的大夫把莫楠诊断为“双相障碍”这不属于严格上的误诊，但确实有待商榷，存在争议。

因为在精神科临床中，就诊者的性情变得暴躁易怒、在家里大吼大叫、砸人毁物，这到底属不属于轻躁狂/躁狂发作？这是有争议的。大部分精神科大夫认为是；但也有不少精神科大夫认为不一定，有可能是抑郁症患者也会出现的“激越状态”。

这个争议导致很多患者的症状虽然相同，但有的被诊断为“双相障碍”，属于“重性精神病”，但有的患者则被诊断为“抑郁症伴激越状态”。

我个人就更加认同第二种诊断。真正的轻躁狂/躁狂发作应该是患者欣喜若狂、狂妄自大、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而不是暴躁易怒、持续压抑的。

如果按照莫楠的描述，更符合他的诊断是“抑郁症伴激越状态”，他在家情绪激动，是因为他父母对他造成了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而且在疫情期间频繁激活了这些心理创伤。

03、精神医学的“症状学诊断”有很大的局限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莫楠一家三口的遭遇，不是国内精神科诊疗水平不行，也不是大夫的诊断随意又混乱，而是暴露了精神医学这个学科的巨大局限性。

而且，国外也同样出现过这样的闹剧。在20世纪，很多美国年轻人为了逃避征兵，故意说自己有精神疾病，导致美国精神病患病率暴涨。

当时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大卫·罗森汉恩觉得这很“神奇”：难道精神科大夫看不出来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精神疾病的吗？如果一个正常人故意装病，被判定为精神疾病的几率有多大？

罗森汉恩做了个实验，他找了8个正常人，再加上他自己共9人作为实验者。他们故意把自己弄得很邋遢，作出萎靡不振的样子，然后去公立精神病院找医生，说自己听到了不存在的声音、看到了不存在的景象等等。

结果，这9个正常人成功骗过了医生，都被收治入院。罗森汉恩自己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这9个人自然不想在精神病院里待太久，他们住院后，很快就说自己没有幻觉了，想出院。但医院不允许，还是要求他们接受治疗。9人中，最少的被要求住院了19天，出院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缓解期”。

在这里插句题外话。从主流精神科大夫的角度来看，确实很容易把住院患者的不配合行为都视作病态。

患者越说自己没病，反抗治疗，大夫就越倾向于认为患者缺乏自知力，有暴力倾向，病情很严重，很可能会加大药量，甚至给予保护性约束（用带子绑在病床上），或者给予电休克治疗（条件和水平高的医疗机构会采用改良电休克治疗，即MECT）。

那如果患者住院时乖乖配合治疗，按时吃药、休息、参加文体活动，对医生护士都很尊敬、有礼貌，承认自己之前确实病得很严重，大夫反而会认为患者的病情有改善，考虑提前让他们出院。

后来，罗森汉恩把这次实验的经过写成了论文，并公开发表，掀起了轩然大波。他还说，“一旦医务人员认定某一个人患有精神疾病，就会将其一切举止视为病态行为”。

可见，美国的精神科专家下诊断时，其实也是只看外在的症状和行为，听患者或家属的叙述，只要发现症状数量和程度符合诊断标准，即可下诊断。

当然，现在的精神医学诊断比20世纪时的更加规范、严谨，但本质上还是如此。即使大夫开了一些生化检查，抽血、检查大脑等等，这些都只是辅助手段。常见的精神心理障碍，比如抑郁症、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等，都没有确定的生物学层面的标志物，还是主要靠大夫问诊和判断。

对此，热衷于投资科研的前中国首富陈天桥也感到非常失望。

陈天桥在事业巅峰之时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心理障碍，多次出现惊恐发作。他决定深入了解脑科学、心理学、精神医学，跟很多全球顶尖的专家见了面，希望找到解决办法。

但他最终发现，人们对大脑和意识的认知水平仍和50年前一样，发展非常缓慢。精神医学目前的诊断仍然靠当面访谈，没法使用某种生物标志物设备来检测抑郁症。

而且，随着2013年DSM-5（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出台，双相障碍的诊断标准扩大了，即使患者症状不典型，也有可能被诊断为“双相谱系障碍”。

也就是说，被诊断为“重性精神病”的人更多了，双相障碍的患病率升高了，诊断出现泛化的现象。在国内，这部分患者的诊断被上报后，会成为考公、考编的严重阻碍，生活和工作都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其实在临床中，精神科大夫对于双相障碍的诊断是应该慎之又慎的，不应在无意中增加患者和家属的心理压力。

另外，有的网友说，是不是在精神科大夫眼里，人人都有病？会不会精神科大夫自己也有病？

其实这种担心是过虑了。现在很多精神科大夫也是比较理性客观、与时俱进的，对人的心理活动也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莫楠看过的那么多大夫之中，也有不少认为他其实没有“精神病”，有的还直接指出了他父母的问题。

而绝大部分精神科大夫其实没病，他们只是基于精神医学作出判断，这无可厚非，并不是故意针对患者。

当然，极小部分精神科大夫确实有病，而且病得很严重，最臭名昭著的就是临沂四院的杨永信“杨叫兽”，他心理扭曲，有严重的自恋型人格障碍，对大量青少年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

其实，社会上有很多人处于精神心理亚健康状态，虽然正常生活可以进行，但有一定的精神心理问题，比如情绪问题、睡眠问题、人格异常等等。很多能力优秀的父母、社会精英阶层、高级知识分子就有偏执型人格异常，比较自以为是。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全球性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真正心身健康者仅占人口总数的5%。

04、这场闹剧的另一根源，是家庭系统出了问题

上面分析了这么多，既然精神医学的诊断有那么大局限性、主观性，只看表面，那这个问题怎么办？

首先，大众不要奢望精神医学能在短期内解决这些局限性，这非常不现实。直到现在，国内外主流精神科还认为抑郁症、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等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病因不明，还是只能用症状学诊断。

大部分精神科大夫认为，这些精神障碍的病因跟基因遗传、大脑神经递质浓度异常有关，但人类基因组计划花了大量时间、资金，至今都没有找到所谓的致病基因。而且，越来越多学者质疑“神经递质学说”，因为大量患者并没有大脑神经递质浓度异常。

那抑郁症、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等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真正根源到底是什么？临床精准化心理干预发现，根源其实是后天心理社会因素，是患者的后天经历中形成了大量的病理性记忆，尤其是叠加性心理创伤。

而有相当一大部分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来自于原生家庭，最常见的情况是，父母对孩子缺乏真正的理解、尊重、积极引导，在无意中对孩子造成了大量的心理伤害。

就像新闻里的莫楠，他父母在这方面就非常无知愚昧，孩子压力大、想休息，但他们的回应是“又没有病，请什么假？”他们频繁在孩子面前争吵，孩子稍微想放松下，就指责孩子偷懒，用各种方法逼迫孩子听话。

所以，莫楠这件事的另一个根源问题在于家庭，他的父母其实很爱孩子，但严重缺乏自我反省意识和能力，尤其是他父亲。恐怕直到现在，莫楠父亲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还是一味指责是大夫的诊断有问题。

当然，这里不是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患者父母。临床精准化心理干预发现，导致患者出现精神心理障碍的病理性记忆中，除了来自于原生家庭之外，有很多还来自于学校、社会和互联网经历，包括患者接触过的影视、文学作品等。

只可惜，主流精神医学对此缺乏意识，还不断投入精力和资金用于生物学层面的研究。

比如上面提到的陈天桥，他认为，抑郁症等精神障碍肯定是源于大脑的某些部位出了问题。他向科研机构投入大量资金，希望能探明大脑在生物学层面的奥秘，解决抑郁症、老年痴呆、帕金森氏病等精神疾病和神经退化疾病。但直到目前，他都还没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因此，如果父母希望孩子心身健康地长大，避免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的话，不要被动地等待精神医学的改变，而要积极地掌握真正科学的家庭教育方式，避免在无意中对孩子造成叠加性心理创伤。

如果孩子已经被诊断为精神心理障碍了，对于是否住院，父母要谨慎，尽量避免住院经历对孩子造成二次的心理伤害。

父母也不要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主流精神科大夫和心理咨询师的身上，而要及时开展“自我家庭治疗”，从根源上修复孩子的病理性记忆。

最后，希望莫楠的事例和以上的分析，能让网友们对精神医学这门学科有更加理性、深入、客观的认识，对真正高效、科学的精准精神心理学知识有更多了解，而不是人云亦云，看不清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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