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从出山到隐归，使吴国军队的战斗力达到了鼎盛时期。
期间，在他谋划指挥的大大小小的军事行动中，尤其是伐楚的战争中，已经显示出他那“神鬼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的用兵方略。
那么，孙武的用兵方略都有哪些？又有哪些特点呢？
(一)征外先除内扰公元前514年，公子光指使专诸刺死吴王僚，自立为吴王，即吴王阖闾。不久，阖闾封孙武为上将军，号为军师，责成伐楚之事。伍子胥问孙武:先从哪里进兵?
孙武说，大凡行兵之法，先除内患，然后方可外征。现在王僚之弟掩余在徐国，烛庸在钟吾，这两个人都随时可能到吴国来报仇，只有先把这两个人除掉，伐楚才无后顾之忧。
伍子胥同意他的意见，待秉报吴王之后，速派兵杀了掩余和烛庸，并更换了与吴抗衡的徐国和钟吾。
(二)选择恰当的进兵时机清除内患之后，吴国伐楚的条件已经成熟，可是孙武不主张冒然进兵，认为“民劳，未可，待之”(《史记·吴太伯世家》)。
于是，吴王一边用心治理内部，积蓄力量，一边观察楚国内部情况，寻找伐楚的恰当时机，并仿效晋国三分四军，反复袭扰楚国达六年之久，使楚力疲而卒惰。
公元前506年，一向归顺楚国的蔡国和唐国，派使臣到吴国来，诉说楚国令尹子常贪污勒索，欺压属国，兴兵伐蔡的罪行，请求吴国发兵救蔡。
这时，孙武给吴王分析了形势，认为之所以不能轻易伐楚，是因为楚国周围的属国众多，不便直接到达楚国境内。
现在晋国一呼，有十八个国家响应伐楚，其中有不少原来是归服楚国的，后来虽然因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又苦于没有人挑头，而中途罢兵，但是这说明怨恨楚国的不单是唐、蔡等国。
趁楚国孤立的时候伐之，正是时机。吴王同意孙武的意见，同年冬，遂拜孙武为大将，发兵六万，杀向楚国。
(三)快速机动，出其不意吴国地处长江下游，部队惯于水战，然而当部队到达淮水之后，孙武却下令，舍舟登陆，由陆地进兵，直趋汉阳。
伍子胥问其原因，孙武说，楚在上游，我在下游，逆水行舟，速度太慢，那样会给楚军以较长的防备时间，对我们的进攻是不利的。
伍子胥非常信服。孙武指挥吴军进行深远迂回的战略奇袭，乘楚国连续作战极度疲惫，北部边境薄弱之隙，迅速沿淮河南岸直向汉水挺进。
楚军主帅子常正愁吴军从水路来犯，听说孙武留舟于淮水，心中稍安。左司马沈尹戍也说吴军舍长取短，一旦失利，连归路也没有了，笑孙武善于用兵徒有虚名。
可见，孙武这一招，确实厉害，一来长驱深入楚境千余里，为吴军争取了部队开战的时间，二来麻痹了楚军将帅，真可谓一举两得。
(四)将计就计，反客为主楚军将帅，自以为以逸待劳，当孙武兵至大别山，速出兵挑战。不料孙武派先锋夫概带三百勇士，用木棒将楚军一阵乱打，楚军狼狈而逃。
孙武分析了楚军主帅子常贪功侥幸的心理状态，判断楚军必在夜间前来劫营，便将计就计，预先做了部署。
楚军乘吴军立足未稳，夜袭吴军，自以为出其不意，却中了孙武的圈套，被吴军杀得大败，大本营也被伍子胥和先锋夫概所劫。子常只身逃往郑国去了。
(五)巧用地利，轻取郢都吴军连战皆捷，直逼郢都。然而郢都、青城、纪南三城互为猗角，且有重兵把守，一时难下。
伍子胥建议分兵先破纪南、青城。伍子胥引兵取青城，孙武引兵取纪南。孙武观察地形，望见漳江在化，水势滔滔，纪南地形低下，西有赤湖，湖水通纪南及郢都城下。
孙武看在眼里，心生一计，命军士连夜掘开深壕一道，引漳江水于赤湖。这边筑起长堤，坝住江水。
江水有处进无处泄，平地高出两三丈，直灌入纪南城内、郢都城下。楚王知郢都难守，弃城而逃，孙武兵不血刃，占领了郢都。
(六)兵不久用，适时罢兵吴军破楚，楚昭王流亡它乡。为复国，大臣申包胥至姥姥家秦国求救。秦哀公起初不肯发兵，申包胥哭了七天七夜，秦国才决定发兵救楚。
此时孙武向吴王建议适时罢兵，发表了一番高论:兵，乃凶器，可暂用而不可久也。况且楚国土地尚广，人心未肯服吴。
为今之计，不如遣使与秦通好，允许楚君复归，我们割占楚国西鄙一带，以扩疆上。如果久恋楚宫，两下相恃，楚国人必然愤恨我们，而激发出抵抗力。
我们的部队因为是胜利者，则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和惰性，再加上虎狼般的秦国助楚，长期相持对我们不利。
孙武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可未被吴王完全采纳。他留孙武、伍子胥镇守郢都，自己率兵回国，镇压夫概的叛乱，为拒越国之计才命孙武等班师。
(七)顺水推舟，从容凯旋孙武得吴王班师之诏，正与伍子胥商议退兵之事，正好接到楚国大臣申包胥以朋友身份劝伍子胥撤军的书信。孙武、伍子胥顺水推舟，卖个人情，决定撤军。
同时又提出条件，让楚国封随伍子胥至吴的原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以土地，待楚国答应后，才以胜利者身份体面的撤军回国。
吴军伐楚，特别是孙武用兵机变的内容大部分是有史可查的。有的细节如孙武反客为主劫楚营，虽然缺乏有力的佐证，但从吴军伐楚的全过程看，是合乎情理的。
孙武从出兵到撤兵，运筹帷幄，精于机变，用“兵圣”的聪明才智，在实践中运用并检验了他在《孙子兵法》中提出的一些谋略思想。
但是宋朝的苏洵，也曾提出孙武伐楚有三失:一是楚联合秦国共同抗吴，使孙武没有实现“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的要求。
二是伐楚近一年之久，吴国后方被越国钻了空子，正好与孙武关于久暴师“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的警告相吻合。
三是纵容伍子胥鞭尸楚平王，激怒了楚国民众，则忘记了“杀敌者，怒也”的原则。这些指责，不能说没有合理之处。
但当时统兵伐楚的决策权掌握在吴王阖闾手里，苏洵指责的内容到底与孙武有多大干系，尚待进一步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