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时,功德林首批战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被特赦,陈长捷便在其列。
重获自由的陈长捷,心中十分喜悦,结果他还没高兴多久,好心情就被一场邀约搞砸了。
邀约者是傅作义,他曾是陈长捷在国民党时的老上级兼同窗好友,如今担任国务院水利部长。
好兄弟出狱,傅作义心怀愧疚,欲设宴款待,特在西单鸿宾楼设席。
可到了约定之日,陈长捷竟特意姗姗来迟,对待傅作义的态度亦是颇为冷淡。
几杯酒下肚后,陈长捷心中话语仿若决堤之水,再难按捺,竟于众人跟前直言不讳。
“这也就是不复从前了,要放到过去,我是绝对不会来的!”
而傅作义听后也是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他自知是自己对不住好兄弟。
可陈长捷紧接着的一句话,让傅作义和在坐的各位都竖起了大拇指。
1.“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1919年,陈长捷从保定军校毕业,当时,他的同学也是好朋友傅作义已经在晋军中当了一个少尉营长。
陈长捷心怀家国,也就来到了山西和傅作义继续并肩作战。
二人在军队中和当时在学校一样,坦然相对,互相帮助。
在抗日战争中,陈长捷和傅作义也一步步成长,都获得了不小的晋升。
陈长捷出任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之际,国共双方皆对他赞誉有加,称其为抗日常胜将军。
而傅作义也积极抗日,屡立战功,多次被授予奖章。
1940年,二人正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冲锋陷阵之际,陈长捷却因言语触怒阎锡山,致使军职被解除。
性格强硬易怒的陈长捷,在阎锡山这里受了“窝囊气”,干脆带着自己的警卫营,去投奔了老友傅作义。
彼时,傅作义身为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见陈长捷前来投奔,甚是欣喜,遂给予陈长捷充分的权柄与信任。
正因为有这些过往,陈长捷对傅作义既怀知己之情,又深感遇之恩泽,故而对其忠心耿耿。
等到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更是将天津的防务都全权交给了陈长捷。
平津战役打响之后,身为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见势不妙,便想要与共产党进行和谈。
可和谈需要有筹码,傅作义想要用天津的“坚固堡垒”,为自己和我党的谈判尽可能地增加牌面以及胜算。
陈长捷不知道傅作义心里的小九九儿,他以为傅作义是坚决要抵抗的,于是便下定决心死守天津城。
陈长捷向傅作义承诺,有自己在,天津城防“万无一失”。
为了抵抗解放军的进攻,陈长捷在天津城广挖战壕,做出了相持数月的打算。
甚至他还试图利用文化古迹抵挡炮火,只为尽量拖延时日,拖延我大军行进的脚步。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的罪过,他战后被送去了功德林。
1949年1月14日,天津之战正式打响了。我军的火力覆盖之猛烈,远超陈长捷的想象,天津的国军守军显然很难支撑住了。
陈长捷无奈之下,只得躲到战壕里,给傅作义的司令部致电,希望能够派兵增援。
傅作义通过参谋长转告陈长捷:“坚守两天,就有办法。”
这句话后来在《大决战》系列红色电影里,被改编成为了“坚定守住,就有办法”,是观众津津乐道的经典桥段。
事实上,陈长捷根本坚守不了两天,我军仅用不到三十小时,就攻破了天津城。
当被解放军战士俘虏时,陈长捷甚至来不及掏枪自杀。
2.认真劳改,不忘旧怨
陈长捷在天津的战败,给了傅作义极大震撼,原来的他跟我党和谈时前思后想,总觉得自己还有底牌。
现在底牌被打空了,傅作义不再抱有侥幸心理,老老实实地在和平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可以说,天津之战的结果,奠定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基础。
因为和平解放北平有功,傅作义受到了我党的厚待,建国后更是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长。
而另一边,身为败军之将的陈长捷,境遇就很惨淡了。
在北京功德林,陈长捷和数百名国民党战犯们一起,关押起来接受劳动改造。
陈长捷在狱中表现良好,参与“劳改”十分积极,可对于傅作义,他心中怨恨情绪很重。
陈长捷觉得,傅作义这是为了和共产党讲和,干脆把自己给“卖”了。
他不但心里这么想,在功德林的国民党军官们复盘战役时,也不止一次公开这么说。
功德林内的顽固“死硬派”黄维,注意到了陈长捷的抱怨,醉心研究“永动机”的他,还不忘忙里偷闲“拱火”。
每次陈长捷抱怨,黄维都在旁边随声附和,骂傅作义是小人。
就这样,陈长捷的满腔怨气,积压得越来越重。
傅作义前往功德林探望老战友们时,陈长捷要么干脆避而不见,要么一声不搭腔,故意冷着对方。
傅作义也知道陈长捷怨恨自己,他的内心,何尝不对这位老下属兼旧友满怀愧疚。
傅作义曾多次向毛主席、周总理请示,特赦在功德林内表现良好的战犯。
3.获得特赦,洗心革面
傅作义的请示,最终在1959年发挥了作用,第一批特赦名单里,包含了陈长捷,而在陈长捷出狱之后,傅作义又专门设宴款待。
陈长捷心里明白,傅作义请吃这顿饭,是为了给自己赔不是。
可他对傅作义怨恨未消,怎愿意入席,思来想去,陈长捷决定先故意晚到,冷对方一下。
傅作义在西单鸿宾楼耐心等待了良久,饭菜都要凉了,陈长捷才姗姗来迟。
入座之后,陈长捷也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傅作义也只能好声好气地应和。
酒过三巡,陈长捷说出了心里话:
“傅老兄,如果我还是以前那个脾气,这顿饭就压根儿不会出席了。可是我被关了十年,共产党把我的脾气全都磨没了。”
傅作义听了这话鼻头一酸,诚恳地对陈长捷说:
“老弟,当年天津的事儿,责任全在我,是我拿不定主意,一边想要和,一边却还想战。
如果我能够早日下定和谈决心,你就不会兵败被俘,天津城内的老百姓也不用受那么多罪了。”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算是把话彻底说开了,一顿饭过后,陈长捷和傅作义这对旧友恢复了友好的关系。
傅作义挽留陈长捷,希望他待在北京,但是陈长捷的儿子当时正在上海工厂担任工程师一职,所以他还是前往上海定居了。
重获自由之后,陈长捷把余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战史的研究上面。
他不顾病体,奋笔疾书了三十多篇资料,这些来自前国军高级将领的宝贵一手资料,后来成为了研究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重要依据。
1968年4月7日,七十六岁的陈长捷因为久病不愈,在上海逝世。
他的葬礼在当时比较平淡低调,但是在1979年,上海方面又为他举行了庄重的纪念活动。
陈长捷的骨灰,从此被安葬在了当地的龙华烈士陵园之中。
陈长捷的心路历程,是功德林大部分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们的一个缩影。
他们通过劳动进行思想改造,通过一遍又一遍的反思重塑自我认知,与过去进行和解。
至于陈长捷和傅作义的恩恩怨怨,与我党改造战俘的伟大壮举相比,显得无关紧要,像是一个小插曲。
对于这桩历史公案,你是怎么看的呢?
你觉得傅作义是否在“耍滑头”?陈长捷是被傅作义“坑”进功德林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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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天津方式 陈长捷顽抗被歼——《神州》 2009年第1期51-54,共4页
2、澎湃新闻 《印迹 | 解放天津前,刘亚楼如何故意让陈长捷“中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