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等两弹元勋的工资到底有多少？其实和你想象的完全不同

世人总以为，像钱学森、邓稼先这样的两弹元勋，在新中国一定享有优厚的待遇和丰厚的报酬。然而事实却出人意料：当杨振宁问及邓稼先获得了多少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奖金时，邓稼先的回答令人震惊：＂原子弹拿了10元钱，氢弹拿了10元钱。＂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是这个数字？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这些为国家核工业发展立下赫赫战功的科学家们，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收入究竟如何？他们为什么愿意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到物质条件极其有限的祖国？让我们一起走近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一、两弹功勋的工资标准

说起两弹元勋的工资标准，还要从1952年说起。那一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为了建立一支稳定的科研队伍，政务院专门召开会议，制定了中国科学院的工资标准。这个标准可不是随便定的，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他说：＂科学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待遇不能太低。＂

就这样，中科院建立了一套13级工资制度。最高一级是820分，最低一级是260分。这个＂分＂可不是简单的数字，是要乘以0.247这个系数才能换算成实际工资。这么复杂的计算方法，据说是为了适应当时全国各地不同的物价水平。

1953年7月，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中科院根据实际情况，将工资标准又往上提了提。这一提不要紧，却让许多科学家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什么？因为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国家仍然想方设法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

就拿钱学森来说，1955年10月回国后，他的待遇是按照教授一级工资发放的，每月335.8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普通工人十个月的工资了。1957年，钱学森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每月又多了100元津贴。年底还有500元左右的奖金。

邓稼先的情况也很有意思。1958年，他的月工资是204元，他爱人的工资是90元，两口子加起来将近300元。要知道那会儿一个鸡蛋才几分钱，一斤粮食也就两毛多，这工资可真不少。

但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956年中科院又有一次大调整。一级研究员的月工资从原来的218元一下子涨到了345元，涨幅超过了百分之五十！这可让不少外国专家都惊讶不已。一位来访的苏联专家就说：＂中国这么重视科学家，了不起！＂

更有趣的是工资发放的方式。每个月发工资那天，会有专门的财务人员提着帆布包，挨个送到科学家家里。为什么要这么做？原来是担心科学家们忙于研究，顾不上去领工资。这一幕在中关村经常可以看到，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当时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两弹功勋科学家的工资，一般都会比同级别的其他科研人员高出一到两级。这可不是优待，而是因为他们承担的都是最机密、最重要的项目。

二、奖金分配背后的故事

1956年的一个深夜，国防科委会议室里灯火通明。时任主任聂荣臻元帅正在主持一场特殊的会议，讨论的是两弹科研人员的奖励制度。会议中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当讨论到具体奖金数额时，聂荣臻说：＂要给，就要给得有分量。＂

就这样，国家最高科研奖的标准定在了1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普通工人十年的工资总和。但更让人难忘的是奖金的分配过程。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按照规定，参与研制的科学家们可以获得奖金。然而，以邓稼先为首的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建议：将奖金平均分配给所有参与项目的工作人员，从科学家到普通工人，一视同仁。

这一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说：＂这不合理，科学家们付出得更多。＂但邓稼先坚持：＂没有大家，就没有两弹。＂最终，这笔1万元的奖金被分给了上千名参与者，每人到手的确只有10元左右。

1967年6月，氢弹试验成功后的分配方式也是如此。当时的情形很有意思：财务人员拿着一沓沓崭新的钞票来到科研基地，准备按照贡献大小分配奖金。但科学家们又一次坚持平均分配。一位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回忆说：＂那天，大家排着长队，每人领到10元钱，脸上都笑呵呵的。＂

这种分配方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传统。在后来的导弹、卫星等重大科研项目中，科学家们都自觉延续了这一做法。据统计，从1964年到1970年，两弹功勋科学家们获得的奖金平均下来，确实都在10元左右。

有趣的是，这些科学家们对奖金的态度也很特别。1980年代，一位外国记者采访钱学森，问他为什么不要更多奖金时，钱学森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那时候想的不是拿多少钱，而是能不能把事情做成。＂

而在实际操作中，奖金分配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科学家们往往会主动让出自己的那份，分给普通技术工人和助手。这一点在档案记录中多次出现。比如在某次重大突破后，一位技术工人发现自己分到的奖金比预期多了不少，后来才知道是项目组长默默让出了自己的那份。

这种分配原则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消除了团队内部的等级观念，增强了集体荣誉感。有位参与两弹研制的工程师说：＂那10块钱奖金，大家都好好收着，不舍得花，因为这代表着一份集体的荣誉。＂

这些科学家们创造的不仅是技术奇迹，更树立了一种新的科研精神。在当时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外国科学家得知这种奖金分配方式后，都感到十分惊讶。一位苏联专家评价说：＂这种精神，比原子弹本身更有价值。＂

三、科学家们的日常生活开支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两弹元勋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从一些历史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拼凑出一幅独特的生活图景。

1959年的一份工作日志记载着邓稼先的一天开支：早餐两个馒头3分钱，中午食堂打菜7分钱，晚上回家煮挂面5分钱。这份记录令人感慨，一位国宝级科学家的一日三餐，居然只花了15分钱。而当时他的月工资已经超过200元，这种节俭的生活方式令人深思。

钱学森的生活细节更是让人意外。1958年，他住在中关村的一间平房里，房间里最值钱的是一台收音机，还是单位配发的。每天早上，他都会带着自己的搪瓷饭盒去食堂打饭。一位老职工回忆说，有一次看到钱老排队打饭，想让他优先，却被他婉言谢绝。

在住房方面，这些科学家的标准也很普通。1956年的一份房屋分配记录显示，两弹功勋科学家的住房面积普遍在50-70平方米之间。赵九章院士一家五口人，直到1962年还住在一间不到40平米的平房里。卧室里放着两张床，客厅兼书房，连个独立的厨房都没有。

他们的服装消费也很有特色。1960年代，一份科研人员服装采购清单上记载：每人每年发放两套工作服，一双胶鞋。邓稼先的夫人回忆说，他常年就那么几件衣服，最常穿的是一件灰色中山装，穿了好几年都舍不得换。

交通工具就更简单了。1957年的一份资料显示，整个核研究所只有三辆自行车是公用的。科学家们上下班大多步行，或者骑自己的自行车。钱学森每天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上下班，这辆车用了十多年，直到轴承都磨坏了才换新的。

在日常用品方面，他们的支出也很节制。1961年的一份购物单上记载：一支钢笔2.5元，一本笔记本0.12元，一块香皂0.35元。这些物品都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却也都精打细算。

但在买书方面，这些科学家却从不吝啬。1963年的图书采购记录显示，邓稼先每月用于购买专业书籍和资料的支出占其工资的15%左右。有时一本重要的外文专著要花掉半个月的工资，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

食堂里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1965年，一位新来的炊事员看到彭桓武院士经常打最便宜的菜，以为他工资低，特意多给他打些菜。后来才知道，彭院士是为了省下钱去买书。

在娱乐方面，这些科学家的支出更是少得可怜。据统计，1960年代，他们的文娱支出平均每月不超过5元。最常见的娱乐就是在工作之余下下象棋，或者在院子里种些花草。有次单位组织看电影，票价5分钱，钱学森还特意问：＂可以不可以再便宜些？＂

四、与国外科学家待遇的对比

在两弹研制期间，国外科学家的待遇究竟如何？这个对比很有意思。1955年，当钱学森决定回国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开出的年薪是24000美元，相当于当时普通美国工人年收入的四倍。而他回到中国后的年收入，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还不到美国工资的十分之一。

1960年，一份美国国防部的机密档案显示，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平均年薪达到30000美元，外加住房补贴、医疗保险等各项福利。他们住在专门建造的科学家社区里，配备游泳池、网球场等设施。每人还配有专车接送，享受着最高规格的待遇。

苏联的情况也很特别。1949年，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参与研制的科学家们获得了丰厚奖励。主要科学家不仅获得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还得到了别墅、轿车等奖励。首席科学家库尔恰托夫的年薪是普通工人的二十倍，还享有专机出行的待遇。

英国的情况也值得一提。1952年，英国核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彭宁顿的年薪是5000英镑，约合当时普通工人收入的八倍。他在伦敦市区有一套300平方米的公寓，还拥有一座乡间别墅。每年的假期长达两个月，期间还能享受全额工资。

法国的核计划负责人贝特朗待遇更为优厚。1960年的记录显示，除了高额工资外，他还享有终身教职，可以在索邦大学随意挑选办公室。政府还为他提供了一座位于巴黎近郊的庄园，方便他专心研究。

1965年，一位来访的日本科学家听说中国两弹功勋的待遇后，颇为不解。他说：＂在日本，像这样的科学家至少能拿到普通人十倍的工资，还有专门的研究基金。＂当时日本的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年薪是普通职工的十二倍，还享有多项特殊津贴。

印度的情况也很典型。1974年印度第一颗核装置试验成功后，首席科学家拉马纳获得了相当于百万美元的奖金。印度政府还专门为核科学家们建造了一个独立的居住区，配备最好的医疗和教育设施。

但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钱学森仍然骑着他那辆老旧的自行车上下班。邓稼先依然住在那间不到70平米的房子里。他们的工资虽然在国内属于较高水平，但与国际同行相比，差距悬殊。

1967年，一位西德记者在采访中问及中国核科学家的待遇问题。得知实情后，他难以置信地说：＂这简直不可思议，在德国，这样的科学家可以享受部长级待遇。＂当时西德的核物理研究所所长年薪超过10万马克，还享有多项特权。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1966年，一位回国访问的华裔科学家，带来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收音机想送给钱学森。但这份礼物被婉言谢绝了。那台收音机的价值，相当于钱学森两个月的工资。

五、科学家们对物质待遇的态度

在两弹研制的关键时期，科学家们对待物质待遇的态度体现在许多具体事件中。1958年，当国防科委提出要给科学家们配专车时，钱学森第一个表态反对。他拿出一张自行车费用和汽车使用成本的对比表，详细计算出配专车每年将多支出数万元。最终，这笔钱被用于购买研究设备。

1960年，一个有趣的细节记录在院部会议记录中。当时有提议要给核物理研究所的专家们提供专门的休息室，配备沙发、茶几等设施。但邓稼先说了一句话：＂实验室缺个质谱仪，那钱用来买仪器更要紧。＂这个提议就此搁置。

1963年的一份档案记载了另一个典型事件。当时国家准备给两弹科研人员增加特殊津贴，赵九章率先提出异议。他拿出一份详细的计算书，证明这笔钱如果用于改善实验条件，能带来更大的效益。这份计算书至今还保存在档案馆里。

在生活待遇方面，科学家们常常主动让渡自己的福利。1965年的一份分房记录显示，当时有几套条件较好的住房，本应分配给项目组的主要科学家。但他们一致推让，要求把这些房子分给带着孩子的年轻同事。

1966年发生的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那年夏天特别热，有关部门准备给科研基地装空调。彭桓武得知后立即表示反对，说：＂实验室的精密仪器更需要恒温，应该先给实验室装。＂最终，第一批空调全部装在了实验室里。

一份1967年的伙食费记录也很有意思。当时规定科研人员可以享受特供餐，但这些科学家们主动要求和普通职工同餐。钱学森常说的一句话被食堂工作人员记了下来：＂一样的工作，就该一样的伙食。＂

两弹试验成功后，国家提出要给科学家们建疗养院。1968年的一份请示报告上，钱学森写了一段话：＂当前农村还有许多孩子没学校读，这钱建个学校更合适。＂这份报告现在还保存在档案馆里。

1970年，一个外国代表团来访，看到核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住在简陋的家属院里，颇为不解。他们带来了一份国外同行待遇的详细清单，建议中国也该提高科学家的待遇。但邓稼先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实验设备，不是住房。＂

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后来。1975年，国家要给两弹功臣配发进口电视机，但科学家们一致推辞，建议把这笔钱用于培养年轻人。当时的一份文件记载，这批电视机的预算转作了研究生奖学金。

1978年，一位回国探亲的华裔科学家看到这种情况，特意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在国外，没见过哪个科学家会这样处处为国家省钱。但在中国，这似乎成了一种传统。＂这份报告现在保存在中科院的档案室里。

1980年，当被问及为什么对物质待遇要求这么低时，钱学森拿出了一本工作日记。日记里记着历年来国家在科研上的投入，他说：＂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省吃俭用攒出来的，我们只是收到了应得的那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