匮乏催生需求，也孕育权力。有这样一个国家，仅占世界4.2%的人口，却每年消耗着全球四分之一的资源，人均资源消耗量是中国的13倍、印度的31倍。不妨想象一下，若将去年自身消耗的所有物资乘以13，那会是怎样一番生活景象。
然而，在这个看似与匮乏毫无关联的国度，每1000人中就有1.7个流浪汉。全球规模最为庞大的监狱，关押着占世界25%的在押囚犯。每年，超5000万人非法使用成瘾类药物，并且每天都发生着不计其数的冲突事件。
在这个曾经且至今仍被许多人视作世界灯塔、人类之光的地方，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匮乏却随处可见。
诚然，美国全球第一强大、富有的地位至今仍难以被撼动，但其所取得的实际成效，与其占用的资源和享有的无上荣光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作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社会的匮乏显然并非源于物质财富绝对数量的不足，而是一个深层次的系统性问题。
恰似曾经的宗教通过制造无知来获取权力，如今的资本则借由制造贫困来掌控权力。一旦资本的权力失去控制，匮乏便会如病毒般肆意蔓延。轻易将美国奉为历史的终点以及终极标准答案，是一种思想上的懈怠与谄媚，只会让后来者重蹈覆辙。我们迫切需要弄清楚，美国究竟是如何凭借如此庞大的物质财富，系统性地制造出贫困的。
在亚利桑那州的阿里亚纳，一位年轻的父亲阿里亚纳·巴克，因急性肠胃炎引发严重脱水，晕倒在大街上。当巴克苏醒过来，惊恐地发现自己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而医疗账单上又新增了4500美元的欠费。
巴克本人就是一名医疗保险销售员，他深知在所有前往医院看病的情形中，最可怕的莫过于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急诊室。
这不仅仅是因为急救车费用高昂，更恐怖的是，在这数千美元的急救费用里，根本无从知晓有多少是医疗保险无法覆盖、需要自己全额承担的部分。这部分费用有个专业术语叫“差额账单”，不过多数美国人更愿意称它为“惊喜账单”。
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类账单正变得愈发常见。2010年，约33%的患者遭遇过此类“惊喜”，到了2016年，这一比例攀升至近43%。患者的人均费用也从804美元飙升至2040美元。
而这背后的主要推动者是私人医疗资本，他们通过整合关键的基础医疗资源，组建大型医疗服务集团，以谋取超额利润。急诊服务成为他们理想的买断目标，因为急诊需求缺乏弹性。
也就是说，为了保住性命，人们往往不惜代价，而且由于许多病患被送往医院时处于不清醒状态，根本来不及货比三家，只能被迫先接受治疗，事后再面对账单。
对于医院而言，医疗保险公司就如同批发商，医院以极其优惠的价格向其批量出售医疗服务。与此同时，医院还会以零售价直接向个人提供服务，通常零售价会比批发价高出10倍有余。如此巨大的差价，使得私人医疗集团有强烈的动机绕开医保，而急诊这种特殊的医疗服务，恰好给了他们可乘之机。
在抢救过程中，私人医疗集团乐于使用一些未涵盖在医疗保险范围内的药物或器械。一些医疗集团甚至组建了由直升飞机组成的空中救护车，一次服务就能让患者面临破产，高效地清空患者的银行账户和信用额度。
除了需求缺乏弹性，急诊的需求也极为旺盛。美国约50%的医疗服务发生在急诊室，其中18%的紧急就诊会产生“惊喜账单”。医疗供应商和保险公司相互勾结，将美国的医疗体系打造成了一个极度偏向供方的市场。
在医疗企业、保险公司、患者三方关系中，距离医疗服务供应方越远，就越处于弱势地位。最终导致不购买保险，随便生场病就可能破产；即便买了保险，也总有一些病症能让你倾家荡产。
根据凯撒家庭基金会近期的调查，超过半数的美国成年人在过去5年里，因各种原因背负过医疗债务，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欠下了超过5000美元的医疗债务。其中，约五分之一的负债者表示，他们根本不指望能还清这些债务。
美国的医疗系统正以极高的效率，系统性地制造居民负债。每年，在美国超过100万的破产人群中，约六成是因为无力支付医疗账单。而一旦陷入破产的困境，极少有人能够重新振作起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会陷入另一种恶性循环。
密尔沃基市位于密歇根湖西岸，是威斯康星州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人均GDP在全美排名约30位。
居住在城北的一位中产阶级房东谢伦娜，正准备开车出门。他绕过车库里一尘不染的萨博和奥迪，径直走向一辆有些生锈的卡车。这是他专门用来前往城南贫民窟收租的车，车上除了修车工具，还有一把上了膛的手枪、防狼喷雾等防身必需品。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近300万家庭破产。对于像谢伦娜这样的全职房东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契机。城南的贫民区有大量家庭因无法按时偿还贷款被赶出家门，房价暴跌至谷底，这让谢伦娜得以趁机抄底。
在美国，正规工作通常要求登记居住地址，否则，要么靠运气有熟人介绍工作，要么只能寻找无需签订合同的临时工作。而破产的人由于信用不佳，较好的社区往往不愿将房子租给他们。
因为在美国，租户在法律层面被视为弱势群体，即便租户拖欠房租，在法院未作出判决之前，房东不能采取更换门锁、断水断电等方式驱逐房客。
也正因如此，房东会格外谨慎，严格审查房客的背景，坚决不把房子租给信用不良、破产或有不良记录的人
于是，这些破产者被迫前往贫民区，至少这里的房东对他们的过去不会太过挑剔。带着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凯瑟琳就是其中之一，她有过多次被驱逐的记录，只有像谢伦娜这样的房东才愿意把房子租给她。
但市场经济的铁律之一便是需求决定价格。如今经济危机来袭，好社区的房租有所下降，然而，由于破产家庭数量大增，贫民区房子的竞争反而愈发激烈。
这无疑是涨房租的绝佳时机，谢伦娜给出的租金价格甚至比一些好社区还要高。她心里清楚，这些走投无路的人别无选择。花更多的钱，住更差的房子，这就是信用破产的代价。这个租金价格让凯瑟琳难以承受。
在多次警告无果后，忍无可忍的谢伦娜将驱逐文件提交给了法院，凯瑟琳再次被扫地出门。所幸的是，在美国，拥有合法身份的穷人确实无需过于担忧挨饿问题，凭借帝国强大的实力，整个社会的食物供应绝对充足。
但也仅仅如此而已，在这里，贫穷意味着被主流社会排斥，无法正常租房、工作、看病。一旦陷入贫困的泥沼，很少有人能够依靠自身力量摆脱困境，因为在这个个体高度原子化、极度依赖信用记录的社会，正常生活所需的各种要素紧密相连，环环相扣。
有了不良记录，就很难租到房子；租不到房子，就难以找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收入不稳定，又极易产生不良记录。
当然，生活在贫困区的年轻人也有机会通过自身努力，抓住向上突破的机遇。然而，对于这部分年轻有为、未来有可能成为高收入群体的人，债务也如影随形。
迈克尔·威廉姆斯是一位长期居住在日本的美国人，自2015年起，他就在日本教授英语，从未回过美国，因为他的学生贷款负债加上利息和滞纳金，已经累计超过10万美元。
一旦回到美国，等待他的将是昼夜不停的催款电话。许多年轻人为了逃避学生贷款，选择离开美国，但移居国外并不能解除贷款，利息和罚款也不会停止产生，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避免被催债公司找到。
贾斯丁·伯格是马萨诸塞州一家债务催收公司的员工，他的职责就是找到那些逃到国外的毕业生，并将他们告上法庭。这绝非易事，他们常常需要聘请国际法律顾问和当地的收款公司，这极大地增加了运营成本。
但即便如此，这项业务依旧利润丰厚，因为教育贷款提供商已经以一到两成的价格将欠款债权卖给了他们，能收回多少欠款全凭本事。像威廉姆斯这样逃到日本的人，还算比较优质的催款对象，有些人为了逃债甚至跑到印度，那才是真正的棘手。从个人角度来看，逃债的确违背了契约精神，然而，那些表面上遭受损失的教育贷款供应商也并非全然无辜。
美国的学生贷款计划于1958年依据《国防教育法》实施。当时，由于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美国深感自身在科学和技术教育方面已然落后。为了重点培养理工科人才，联邦政府决定向这类学生提供资助。然而，他们未曾料到，这个计划后来会彻底偏离初衷。
从1997年开始，为美国学生提供贷款的主要公司沙利梅将业务私有化，而私人资本必然追逐利润。根据市场情况，私人学生贷款的利率范围在3.2%到14%之间，越是贫困的家庭，贷款利率越高。
而同一时期，美国房贷利率大约在4%-6%。此外，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并不满足于仅仅发放贷款，摩根、高盛等大型银行会以学生贷款为基础，衍生出一系列有价证券，出售给投资者。
由于破产法规定，除非存在极特殊的情况，即便一个人破产，学生贷款也不会因此减免。这种终身绑定、刚性兑付的特性，使得金融市场对这类低风险资产衍生出的证券极为青睐，这也促使学生贷款服务商有强烈的动机扩大贷款规模。
2015年7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教育机构会不成比例地提高学费。截至2013年的20年里，大学费用的平均增长率每年比通货膨胀率高出1.6%。同时，学生贷款服务商还鼓励低质量教育机构扩招，引诱学生参加未经测试的在线课程，向最贫困的家庭发放高利率贷款等。
截至2021年，美国学生贷款总额高达1.7万亿美元，使美国成为全球学生贷款债务水平最高的国家，借款人数超过45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近14%。
他们之中只有大约一半的人能够在10年内还清贷款，就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耗费了21年才还清自己的助学贷款，而那时距离他首次当选美国总统仅仅过去了4年。金融公司以高于房贷的利率毫无节制地放贷，其结果是助学贷款信用违约率不断攀升，大量学生家庭的财务压力急剧增加，徘徊在破产的边缘。
至此可见，无论在哪个领域，美国私人资本的运作模式如出一辙。他们娴熟地掌控供给端资源，进而抬高价格，迫使人们不得不负债消费，而那些抗风险能力更弱的人则会相继破产。
债务让人们陷入匮乏的深渊，利率则使这种匮乏不受控制地膨胀，最终，陷入债务的人不得不依附于放贷者。在这样的结构体系下，即便拥有再多的物质财富，也无法彻底消除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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