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光武帝刘秀在互联网上的名声很响，因为在昆阳之战中击败了王莽的数十万大军，所以受到了不少后来者的追捧。他先后带兵平定河北、中原、关中、巴蜀等地，完成了汉朝的重新统一，开启了东汉的历史。东汉建国之初，因为都城选择问题争论了很久，从刘秀时代一直延续到汉明帝刘庄中后期，成为政治上争论的焦点。有不少大臣和名士提出东汉应该迁都长安，恢复到汉武帝刘彻时代的格局。也有很多贵族和王公大臣坚持定都洛阳，双方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本文就以东汉定都问题，进行一些简要的剖析和说明。

关于东汉定都哪里，支持长安和洛阳的双方都是有着自己充分的理由的。就刘秀本人而言，他并不是在洛阳登基称帝的，而是在河北的鄗城登基称帝。后来他的军队攻占了洛阳，才以洛阳为都城，拉开了统一全国的战争序幕。刘秀统一全国后，是否急需以洛阳为都城，这成为了东汉朝廷反复争论的问题。西汉定都长安是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的，刘邦听从谋士张良和娄敬的建议，放弃了定都洛阳的打算，修建汉长安城，并在此定都，开启了汉朝的江山社稷。刘秀是刘邦的后人，祖上都是从长安出来的，所以很多人希望还都长安。

其中东汉名士杜笃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上书光武帝刘秀提出了还都长安的建议，并写了大名鼎鼎的《论都赋》，得到了很多东汉大臣的支持。在这篇文章中杜笃全面的阐述了定都长安的好处，以及长安在历史上的政治地位等等。但刘秀并没有采纳杜笃等人的建议，依然坚持定都洛阳。刘秀去世后，汉明帝刘庄即位，迁都的议论再次被人提起。为了平息迁都长安的舆论，班固站出来作了《两都赋》，仿照杜笃为洛阳辩护，支持刘庄将都城设在洛阳。这样的争论延续了很久，甚至到了汉章帝刘炟时期依然没有平息。

从杜笃和班固的两篇文章看，他们对于定都长安和洛阳都是有着自己的见底的，给出了充分的意见。长安对于汉朝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就作为汉朝宗室的祖庭存在。这不仅仅是汉高祖刘邦特殊的政治地位，也因为长安距离咸阳很近，又曾是西周的首都，所以政治地位极高。刘邦作为秦末农民战争中首先进入咸阳受降的诸侯，按照当时在楚怀王前的约定，他理应是秦朝法统的继承人。所以刘邦定都长安代表了他继承了周朝和秦朝的法统，是作为天下正统的皇帝存在，政治意义非比寻常。

光武帝刘秀建国后，也曾率领群臣回到长安祭祖，表达了对先祖的怀念和崇敬。从这方面看刘秀与长安的渊源是且不断的，所以杜笃利用这种政治风气以《论都赋》劝刘秀迁都长安。除了政治意义外，长安的军事价值也不是洛阳可以比拟的。即便是以《两都赋》为洛阳辩护的班固，也不得不在《西都赋》中承认长安作为战略要地的重要性。长安位于关中地区，四周有高山屏蔽，有着函谷关、崤山、秦岭等险要之处拱卫，对于稳固防守非常有利。秦始皇嬴政之所以能灭六国统一天下，秦国地处关中的战略优势地位不可小视。

面对政治上和战略上的优势地位，刘秀依然不为所动，并没有选择还都长安。作为刘秀的继任者，汉明帝刘庄也不打算回到长安，而且跟大臣们开始极限拉扯。班固被他请出来写《两都赋》，以驳斥杜笃的《论都赋》，关于迁都的讨论在东汉朝廷甚嚣尘上。从内容看大名鼎鼎的《两都赋》是典型的马屁文章，并没有太多的真正涉及到洛阳强于长安的内容。除了他所增加的洛阳在交通和经济上比长安有利的证据外，大多数都是在吹嘘刘秀和刘庄父子在建设洛阳中所做的丰功伟绩。实际上这中说法明显是倒果为因，站不住脚的。

因此班固的说法也得不到用户杜笃的大臣的支持，这场关于长安和洛阳的争论急需延续了数十年。实际上从刘秀和刘庄父子真实的想法来看，他们定都洛阳，拒绝还都长安的原因，《论都赋》和《两都赋》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也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两位作者都不敢直接提出来，只能在文章中打擦边球。因此这两篇华丽的辞赋都没有切中问题的实质，只能在长安和洛阳的皮毛上游走。综合史料中的各方面资料来看，刘秀和刘庄父子都拒绝还都长安，其主要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

首先从客观条件来看，洛阳比长安的条件要好很多。虽然长安做了两百年的汉朝首都，但是到东汉初年已经破败不堪。最开始是王莽在长安篡位称帝，所以长安遭到了周围反对者的征讨。王莽败亡之后，绿林军占据长安，拥立与刘秀同宗的刘玄为帝，建立了更始政权。后来绿林军与赤眉军开战，绿林军兵败后撤出长安，赤眉军又在长安拥立刘盆子为帝。刘秀平定了河北和中原后，派大将邓禹西进关中，与格局陇右隗嚣抢地盘。邓禹出兵受阻后，刘秀又派了大将冯异率军进入关中支援，后来他又和吴汉同时夹击赤眉军。

经过多年的战乱后，整个关中地区已经破败不堪。不仅仅是长安城，包括周围的三辅都已经是民不聊生。而且在战争中经历了长期的饥荒时期，老百姓死伤非常惨重，整个社会形势处于疲惫之中。要让长安和关中承担洛阳朝廷的运作，从当时的客观环境上看是基本不可能的。洛阳朝廷积聚了天下的英才，又有着各种豪门和贵族，他们的消耗是非常惊人的。要想迁都长安，刘秀必须先对长安和关中进行修补，这将需要一大笔钱。对于建国初年的东汉而言，经济上是无力承受这种消耗的，所以刘秀也无法选择迁都长安。

然后从主观上看，刘秀父子也是不愿意迁都长安的，因为他们在那里没有政治基础。刘秀及其兄长刘演都是中原起兵的军阀，是以南阳为核心的中原 豪强扶持起来的。刘演死后刘秀被更始帝刘玄派到河北平乱，因为受到河北豪强的拥护，所以才平定河北建立东汉。因此刘秀的政治基础在中原和河北，并不在关中地区。让他远离自己的根据地，进入关中在长安建都，这是非常不利于他统治东汉的，而且这种做法也得不到河北和中原豪强的支持。而刘庄的母亲阴丽华更是出生于南阳豪强阴氏，更不会支持迁都长安。

当时东汉刚刚建立，国家根基薄弱，根本经不起内部折腾。如果要迁都，河北和中原的贵族都会强烈反对，而这两方本身就是死对头。这种政治局面下，对刘秀最重要的是如何稳定国家大局，迁都并不是第一考虑。而且在第三个方面，也就是对外形势上，当时也不是迁都长安的有利时机。长安虽然北、南、东三名的防御态势很好，但是在西面有些问题。长安和关中的西面是陇右，这里靠近少数民族地区，也是战乱频发的地方。定都长安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震慑周边的少数民族，而当时刘秀恰好缺乏这方面的能力。

刘秀虽然被很多后世的学者所推崇，但在军事和外交上却有着很大的缺陷。他虽然靠着战争平定了内乱，但是在对外战争和外交上却非常弱势。他对于趁着中原内乱而发起叛乱的匈奴等少数民族采取了退让容忍的态度，将国家政策定格为内缩型。这样的对外政策指引下，东汉初年边境面对外地入侵时步步退让，显得狼狈不堪。这是由于中原经过多年内乱而无力反击外来侵略，刘秀只能息事宁人。直到汉明帝刘庄的中晚期，中原的力量逐步恢复后，东汉才恢复到对外扩张的国家政策，这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为止。

因为这样的政策，所以长安西面的防御相对宽松，所以长安周边时刻受到来自陇西少数民族的侵袭。将长安作为首都，这就显得非常危险了，站在国家安定的角度出发，刘秀父子不选长安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实际上杜笃等人力求刘秀还都长安，也不只是长安的政治地位和战略重要性，更多的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以杜笃为代表的大臣都是来自于关中地区的，也有陇西和巴蜀的，他们需要长安有个强势的政权，来稳定这些地方的战略形势。这既关系到他们的政治利益，也关系到地方的安定和发展。

但封建皇帝的决策，肯定是以自身的政治利益为前提的，不可能牺牲自身利益去保全地方利益。刘秀本身并不是能力多么出色的皇帝，他也没有这种气魄，所以不可能以身犯险。而刘庄长期处于中原豪强和河北豪强的内斗中，在他平息这些矛盾之前，也是无力西顾长安的。他们能够西顾长安给老祖宗刘邦上一炷香，已经是尽全力了，让他们迁都是不可能的。说白了从东汉建国起，刘秀父子的利益就被中原和河北的豪强所绑架，只要这些豪强在，他们就不可能离开洛阳。其他客观、外部的因素不根本改变这种局面，迁都长安就是镜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