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于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的"七国之乱"，是西汉前期历史中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

具体而言，七国之乱指的是以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为首，联合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胶东王刘雄渠、胶西王刘昂和淄川王刘贤共同发起的一场反对西汉中央政府的武装叛乱，它的爆发震动了当时的天下。

叛乱发生之初，双方实力悬殊巨大，关东地区几乎不为西汉王朝所有，就连汉景帝本人都惧于叛军的势力，狠心腰斩了自己的老师晁错以求平息动乱。

然而，就是这样一场在当时影响极大的诸侯王叛乱，最终的结果是仅仅历时三个月即被西汉中央政府镇压，前后反差之大令人称奇，同时也引人思考。

"七国之乱"为何会爆发？西汉王朝又是如何迅速地平息叛乱的？而这场动乱又究竟对历史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便来详细地论述一下"七国之乱"的前因后果。

影视剧中的汉景帝

"七国之乱"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御史大夫晁错"削藩令"的推行所致。

晁错是文景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生于颍川（今河南禹州），早年跟随伏生学习《尚书》，学成归来后受文帝赏识，而被擢拔为太子家令，开始教授当时的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刘启学习政事，深受太子的信任。

期间，晁错本人也对当时的时政多有建言，例如他曾上《言兵事疏》，详细分析了汉与匈奴之间的长短优劣，明确提出汉不应惧怕匈奴的观点，这一主张为日后汉王朝大规模反击匈奴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同时，他也向文帝上过《论贵粟疏》，提出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观点，主张重农抑商、纳粟拜爵等，对稳定西汉的社会秩序，增强国力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晁错

从这可以看出，虽然晁错早年学习的是儒家经典《尚书》，但是他与那些纯儒者并不一样，从他身上还能看到兵家、法家等其他学派的身影，由此可见晁错是一个兼具多重学派政治观点于一身的人物，但从根本上说，他奉行的还是加强中央集团，巩固大一统王朝统治的法家主张。而正是由于上述背景，为日后晁错《削藩策》的提出与施行，奠定了基础。

晁错为何要提《削藩策》？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的汉王朝虽然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日渐强势的诸侯王问题，这便牵涉到了西汉立国之初的国策，而这也是"七国之乱"爆发的根本原因。

汉高祖刘邦能够建立西汉王朝，他所依靠的一个重要策略便是广泛联合当时的各派势力，从而成功击败项羽，建立汉朝。但是，这也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大量异姓诸侯王的存在严重威胁了西汉中央王朝的统治。

于是，在刘邦当皇帝的几年时间里，采用了各种手段将当时实力强劲的异姓诸侯王一一铲除，最终只留下了一个实力最弱的长沙王。异姓诸侯王被铲除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那便是异姓诸侯王原来的国土应该怎么处理？

当时摆在刘邦面前的选择有二，一是采用当年秦朝的统治办法，设立郡县加以管理，但这个选择很快就被否决了，因为殷鉴不远，西汉王朝的统治者们认为秦王朝之所以灭亡，原因固然是因为残暴，同时也有政策上的失误，例如没有分封同姓诸侯王，以至于在秦末动乱中秦王朝的中央政府疲于独自应对，而没有其他援助。

西汉王朝必须吸取这个教训，所以就只能采取另一个办法，那就是当年周武王和周公旦采取的办法——分封。

分封同姓诸侯王前去镇抚天下，拱卫中央。刘邦当皇帝的短短几年时间，其实就在主要做这件事。

刘邦一共有八个儿子，其中除了太子即后来的汉惠帝刘盈之外，其他儿子皆被封为王，同时他的哥哥和弟弟，还有侄子等等刘姓皇族，也被封为王。

西汉初年百废待兴，地方上的政权建制还很不完善，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的举措其实也很简略，例如他封自己的大儿子刘肥为齐王，就让天下能够说齐地方言的人都归齐王管辖。

同时，为了巩固这一政策，刘邦还和众多的开国功臣一起杀白马立誓，"非刘不王，非功不侯"，意思就是不是刘姓皇族不能封王，没有给汉王朝立过功劳的人不能封侯。

这就说得很清楚了，只有刘姓皇族才能被封王，非刘姓皇族哪怕功劳再大，也只能封侯。

西汉初年去先秦未远，盟约对人还有着很大的约束作用。吕后当政时期，就曾破坏过这个盟约，封吕氏子弟为王，但吕后一死即发生内乱，吕氏宗族被铲除殆尽，天下又恢复了刘姓皇族统治天下的格局。

西汉前期形势图

同姓封王制对西汉王朝的稳固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问题与矛盾又产生了。

秦始皇刚刚统一天下之时，当时的丞相王绾就曾向秦始皇建言，分封子弟为王以镇抚天下，但被李斯否决，认为这有碍中央集权的发展。

秦始皇赞同李斯的意见，说道："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认为分封制是天下动乱的根源。西汉的同姓封王制，此时就面临着秦始皇所说的这种困局。

汉景帝

西汉的诸侯王不同于中国历史后期的王侯，他们是有实权的，具体而言就是有独立的军权与财权。

诸侯王能够合法拥有自己的军队，能够独立征税而不用上交中央，他们与中央的关系，其实就是一层隶属关系，皇帝并不能随意过问这些诸侯王的国内问题。

甚至在纪年的事情上，地方诸侯王也可以用自己的年号，而不必奉行中央的年号。

这便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中央如若对地方没有管辖权，那如果能够放心地方的稳定呢？

在早期这个问题不必担心，因为各个诸侯王之间都是兄弟子侄，都是一家人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关系越来越淡漠，互相之间的走访越来越少，感情也越来越淡，也就开始变得互不信任。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如果从根源上讲，其实大家都是亲戚，但却拼得你死我活，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如果说高度的独立性只是一个小问题，那么地方诸侯实力的逐渐壮大则是真正让中央王朝害怕的事情。

就拿吴国来说，吴国建立之初本是一个人口稀少较为贫弱的国家，但在吴王刘濞（刘邦的侄子）的苦心经营下，"煮海水为盐"，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吴国的经济实力一跃而成为天下第一，当时货币尚未统一，天下钱币众多，其中以邓氏钱（文帝宠臣邓通，因受文帝喜爱得到了开铜山铸钱的权力，富甲天下）和吴国的钱币最为流通。

吴王刘濞也因此而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同时，吴地民风彪悍，军队战斗力很强，这一切都让西汉中央政府感到不安，更何况汉景帝刘启本人与吴王亦有瓜葛（汉景帝为太子时曾误杀了刘濞的太子，这直接导致了刘濞多年不来中央朝见），这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不信任。

地方诸侯王实力能够不断壮大，与他们所占据的土地有关。西汉初期的诸侯王拥有大片的土地，例如齐王刘肥，坐拥齐地七十余城，后来的吴王刘濞，也拥有几十个郡的庞大领土。

具体说起来，西汉王朝本身能够直接控制的地盘，差不多与当年未出关的秦国相似，而地方诸侯则是当年山东六国的再版。这就是景帝继位之初面临的格局。

影视剧中的刘濞

晁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敏锐地洞察到了西汉王朝面临的危机，所以他开始采取措施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他解决诸侯王问题的手段，就是削藩，即削除诸侯王掌控的领土郡县，以期达到削弱他们实力的目的。

这个建议其实早在文帝时期就已经提出，但没有被文帝采纳。景帝继位后，由于他对晁错的高度信任，削藩策才开始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而这也就成了矛盾的导火索。

汉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5年），汉景帝正式采纳晁错的削藩意见，削除楚王的东海郡、薛郡，吴王的豫章郡、会稽郡，赵王的常山郡以及胶西王的部分县等。

汉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等七个诸侯国举兵造反，"七国之乱"正式爆发。

叛乱发生之初，声势非常浩大。七国叛乱，各有分工，吴王刘濞凭借自己雄厚的国力，迅速纠集了二十余万大军，联合楚王刘戊共几十万大军向西进攻，此为叛军主力。

济南、胶东、胶西和淄川四国（都在齐地，为当年齐国分割而成）联合围攻齐王刘将闾的国都临淄（齐王未反，所以齐地反叛诸王需要先将齐国攻下以保后方无忧），赵王则派人联络匈奴，意图里应外合助叛军取胜。这个形势，可以说对西汉王朝而言非常的不利。

这场动乱西汉王朝究竟有没有预判到？从晁错的话中可以看出，其实是有预见的，晁错就曾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可见诸侯王的反叛西汉中央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但事态的发展应该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可能连晁错本人自己也未料到动乱会如此巨大，以致让他在后期失去了正确的判断，竟然说出了让汉景帝亲赴前线平叛，他坐守后方的不可思议的话。

影视剧中的汉景帝和晁错

面对声势浩大的叛军，西汉政府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求和。

汉景帝愿意收回之前削藩的承诺，同时由于叛军打的口号是"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在朝中一些晁错政敌的鼓动下，汉景帝一咬牙将晁错腰斩处死以期求得叛军退兵，但一切都为时已晚。杀晁错不过是一个口号，诸侯王恨晁错是不争的事实，但一旦兵事大起，就不是说退就能退的事情了。

晁错之死改变不了叛军凌厉的攻势，刘濞直言自己已为东帝，再也不受西汉政府的管辖，汉景帝这才明白，唯有军事镇压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可派谁去镇压叛军呢？汉景帝此时便想到了文帝死前对他的叮嘱，言遇到危机之时可用周亚夫。

周亚夫是开国功臣周勃的次子，他之所以受到文帝的赏识，是因为他曾在细柳营治军有方。汉景帝此时也没有太多的办法，也只能选择周亚夫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

汉景帝做了一系列的军事部署，他命周亚夫为主帅前去击破吴楚联军，派郦寄前去攻打赵国，栾布前去攻打齐地反叛的诸国，同时命窦婴为大将军坐镇荥阳，统合各方的力量。

"七国之乱"以吴楚联军为主力，所以周亚夫的战斗胜败是决定全局的关键。但是，双方的实力差距甚大，无论在兵力、战斗力、粮草补给等方面皆不如吴楚联军。周亚夫在全盘分析战局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那便是"委肉于虎"。

周亚夫

"虎"自然指的是吴楚联军，而"肉"则指的是梁国。

当时的梁王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梁国地处吴楚与关中之间，可以说是挡在吴楚联军进入关中的一个绊脚石。

作为皇帝的亲弟弟，梁王刘武自然是站在皇帝一边了，所以他拼死抵抗吴楚叛军的进攻，但由于叛军战斗力过于强悍，梁国伤亡惨重，局势非常的危险，甚至到了梁王亲自给自己的手下下跪以求他们坚守的地步！

面对这个困局，刘武多次向周亚夫求救，但周亚夫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前去救援梁国胜算太小，唯有先作壁上观，把梁国扔给吴楚进攻，自己悄悄前去断吴楚联军的粮道，这样一来久战势必对吴楚不利，才有可能有一线胜利的希望。

于是，面对梁王刘武的反复求救，周亚夫一概不理，因为他就是要把梁国这块"肉"丢给吴楚这只"虎"，这样才能吸引"虎"的注意力，自己才好抄它的后路。

这个战略可以说是非常的高明，但却害苦了梁王刘武。多次的求援都被周亚夫当成了耳旁风，他远在齐地之边的昌邑（今山东巨野）静观战局，自己则日夜拼死和叛军厮杀，强烈的反差让刘武恨透了周亚夫，但时局如此，刘武也拿周亚夫毫无办法，只能继续坚守。

终于，数月的激战下来，吴楚联军并没有成功拿下梁国，刘濞等不得不将进攻的目标换成周亚夫，以期突破周亚夫的防线进入齐地与齐地叛军联合，但周亚夫丝毫不应叛军的挑战。叛军求战不得，粮道又被断，人心惶惶，战斗力开始瓦解。

无奈之下，吴楚联军孤注一掷，佯攻周亚夫军营东南，却将主力布置在西北，但此计却被周亚夫识破，吴楚联军大败，周亚夫乘胜追击，叛军主力被彻底击溃，吴王刘濞带领数千人逃亡东越，结果被东越王杀死献首级给周亚夫，楚王刘戊则在军营中自杀，联军主力至此告破。

吴楚联军被击败后，其他地方的叛乱就不足为惧了。栾布成功平定齐地四国叛乱，之后回师战国联合郦寄攻破邯郸，赵王自杀，七国之乱至此全部平定，前后历时不过三月。

七国之乱平定战略图

为何声势如此巨大的七国之乱短短三个月就被平定了呢？从大的格局来讲，西汉王朝此时并未发展到末期。

相反，此时的汉王朝正值向上发展的时候，民心稳定，并不是秦末那种人心思乱的格局，所以叛乱基本都是地方诸侯王裹挟民意，强力为之，例如吴王刘濞发动国内民众参军，便是以自己年纪六十二尚且亲临前线，自己的小儿子十四岁也从军参战为由，强行动员国内年龄在十四岁以上六十二岁以下的人参军，所以一旦军事上失败，自然便无法再掀起什么波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而从更为直接的原因来看，军事战略的成功是西汉中央政府能够取胜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因为如果仗打败了，什么都是虚的。

西汉王朝军事战略的成功表现有二，首先，梁国布局的成功。梁国的地理位置非常具有战略性，可以说它是中央朝廷与山东六国之间的一个屏障，它的立场能够直接决定战局的胜败。如果梁国向着朝廷，那山东叛军想要进入关中，则势必需要先行拿下梁国，如果叛军想要绕过梁国从函谷关或者南面的武关进入关中，则梁国亦可从后进行牵制。

如若梁国向着叛军，则山东一带再无屏障，关中地区便岌岌可危。战国时期，韩国与魏国夹处秦、楚、齐三大强国之间，频繁受到来自三方的军事压力，其原因就在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此时的梁国就正处当年韩、魏两国的位置。

梁王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被封为梁王。汉景帝继位后，便频繁向自己的这个弟弟示好，包括经常赏赐给他贵重的礼品，刘武入朝则给予他最高规格的接待，甚至皇帝还亲自给他驾过马车。

汉景帝的这些举动，一方面是想讨窦太后的欢心（窦太后非常喜欢这个小儿子），另一方面则是看到了梁国重要的战略位置。此时削藩策正在提上议事日程，汉景帝也预见到此举可能会引来叛乱，所以他提前积极拉拢梁王刘武，使得他能够心向朝廷，甘当朝廷的屏障。后来的事实证明，汉景帝的这个布局是成功的。

影视剧中的刘武

其次，就是周亚夫军事战略的成功。周亚夫以治军严谨著称，而从他平定七国之乱时更可以看到，他的这份严谨对战局是很有帮助的。

面对敌强我弱的格局，面对身份地位特殊的梁王的求救，他能够顶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坚持自己的战略布局，"委肉于虎"以断吴楚粮道，待敌自弱再一举击破，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周亚夫在这场战役上的表现，可以说极尽展现出了一个军事指挥官应该具有的品性与能力。

首先，它直接影响了日后朝廷的政治格局。

周亚夫因为平叛有功，日后被擢拔为丞相，做到了出将入相，人臣之极的地步。但因为之前与梁王刘武的嫌隙，他屡次遭到刘武的中伤，后来更是卷入了废立太子的政治争端之中，终被汉景帝所弃，饿死狱中。

至于梁王刘武，由于他在平叛之中立下了大功，朝廷对他的赏赐是源源不断，他本人也恃功自傲，不断有僭越之行发生，日后更是生起了觊觎景帝太子之位的心思。

汉景帝末年，太子之争骤起，以原太子刘荣（母栗姬，主要有窦婴、周亚夫等人支持）、后来的汉武帝刘彻（母王娡，主要有长公主和田蚡支持）和梁王刘武（主要有窦太后支持）三股势力展开了明争暗斗的争夺，迫使景帝不得不采取一系列艰难的措施，才最终笃定太子的人选，但也酿成了一定的政治悲剧（例如他的长子刘荣因被废，最终被逼迫而死）。

西汉朝廷日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局，都与七国之乱的发生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其次，彻底解决了西汉王朝地方诸侯王尾大不掉的格局。因为军事上的胜利，西汉中央王朝再次获得了主宰地方诸侯王命运的权力，地方诸侯王成为了任朝廷宰割的羔羊。

汉景帝趁势进一步削弱了地方诸侯的权力，而后经汉武帝之手（推恩令与左官律、附议法的施行），西汉诸侯王的地位进一步降低，权势进一步削弱，再也无法向西汉初年那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了。

不光是西汉，东汉时期由于先前历史的借鉴，一开始便着重加强对诸侯王权力的限制，所以从七国之乱之后到东汉灭亡之时，再也没有发生像七国之乱一样如此大规模的诸侯王武装叛乱（虽然之间也有诸侯王谋反事件的发生，但都是小规模事件，于大局无甚影响），这都是由于中央政府在"七国之乱"中获胜所致，它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汉武帝

最后，为武帝时期的集权政治奠定了基础。

西汉前期的政治格局，虽名义上号称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但实际上与战国时期列国割据的局面差不多，皇帝的权力也非常有限。西汉号称布衣天子将相之局，从皇帝到一系列新兴贵族多是从底层打拼出来的，皇权的神圣性一直难以建立。

刘邦时期做过一些尝试（例如叔孙通制礼作乐，让刘邦有"今日知天子之贵"的感慨），但其后的惠帝、文帝、景帝都或多或少受到大臣或者地方诸侯的限制，皇权难以伸张。武帝继位之后，大力加强皇权，而他之所以能够大力加强集权，除了与他雄才大略的个性与能力有关之外，还与他所处的时代格局有关。

武帝之时，旧的军功阶层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朝中能够掣肘皇权的势力消逝殆尽。同时，由于"七国之乱"地方诸侯王割据问题的被解决，更进一步的解放了皇权，让武帝有更多的空间和手脚来完成集权的使命。

从这个角度而言，"七国之乱"更是影响了两汉数百年的皇权走向，这个影响和意义就更为巨大了。于是，伴随着"七国之乱"的终结，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