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思想中受关注较多的是其民族主义理论。

受甲午战争战败刺激，章太炎在戊戌时期逐渐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民族思想。

从戊戌到辛亥，章太炎的民族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孙会修先生指出，章太炎在戊戌时期虽称清帝为“客帝”（即不承认其作为中国皇帝的合法性）但仍对光绪皇帝抱有强国的希望。

即便在章太炎走向反清排满后其民族思想仍在随时变化着。

虽然孙会修先生认为章太炎发表于1908年的《排满平议》一文修正了章太炎的革命理论并认可了满人的“中国性”，这种观点有些牵强，至少值得商榷。

正如当代英国“新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所说：“我们应当谋求对这些文本的历史理解”。

我们不能将它们从其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然后探问它们包含了怎样的永恒智慧。

在清末时期（1895～1912年）社会剧烈动荡、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征服和冲击下岌岌可危的特殊历史环境中。

章太炎的民族思想是随着外部社会环境的变迁而随时有所变化的。

章太炎早岁受外祖父朱有虔启发，产生了朦胧的反对满人统治并试图恢复汉人江山的民族意识。

但在甲午战争战败后，面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民族危亡局面，章太炎仍毅然投入康有为倡议的戊戌维新运动中。

在戊戌时期，为了调和内心“排满光复”与拥戴光绪帝进行变法维新的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章太炎提出了“客帝论”的主张。

当时，章太炎希望在废除旗人特权的基础上，以孔子的后代衍圣公为“共主”。

光绪皇帝则作为“客帝”实际负责主持变法事宜。

但正如王玉华教授所说，章太炎的“客帝论”“根本无实现之可能”，也“不能解决他内心的剧烈矛盾冲突”。

戊戌变法失败后，章太炎丢掉了对清王朝的最后幻想，逐步走向了反清排满的革命之路。

从1900年剪辩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之前，章太炎始终坚持了排斥满洲的民族主义立场。

但章太炎这一时期民族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

1900年7月29日，章太炎曾写作《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给唐才常主持的愚园“中国议会第二次会议”。

在这份说帖中，章太炎针对有人用孔子的“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这种观点为满洲人和蒙古人辩护，说满洲人、蒙古人中也有善良忠厚的爱国志士。

反驳说正因为清代皇帝里有玄烨（康熙）、胤祺（雍正）那样贤明的君主，清王朝才能宰割、奴役汉族民众将近三百年°。

更不用说这份说帖开篇就指责满人是“东胡贱种，狼子野心”，“烝报残杀，是其天性”。

在1903年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章太炎也喊出了“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的种族复仇主义口号。

但到1907年，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就被黄兴涛先生认为“较之以往革命派更为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章氏此文的观点无疑已经有所改进”。

在1908年的《排满平议》一文中，章太炎已将“排满”的对象明确限定为“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与一般满族平民无关"。

此外，章太炎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理论不能等同于“我族中心主义”的“华夷之辨”观念，章太炎的民族思想也不是片面强调民族血统的种族主义。

辛亥革命爆发后，随着国内时局的发展，章太炎逐渐趋向于赞成“五族共和”。

其表现主要有四：第一点在《与满洲留日学生》一文中，承诺汉人革命对象并非普通满族平民，革命成功后满人及蒙古人、维族、藏民可以和汉人一起“优游共和政体之中”；

第二点是章太炎赞同程德全以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的观点，反对孙中山以“三色旗”为国旗的主张；

第三点是章太炎积极响应蔡元培的征稿，为中华民国政府拟写国歌，其中歌词有“休矣五族，无有此界尔疆”。

表达了希望汉、满、蒙、回、藏五族融合成为一体的愿望。

第四点，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极度关注边疆问题，曾被袁世凯委任为东三省筹边使。

针对“岭南之人对于西藏、蒙古不但不能审识大势”的情况，章太炎提出了暂时因俗而治、逐步温和渐进改革的边疆治理主张。

但辛亥时期，章太炎赞同“五族共和”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顺应时局变化，并非章太炎内心对满、蒙、回、藏等国内少数族裔的看法有了实质性变化。

所以章太炎辛亥时期的民族思想出现了一些矛盾性的陈述，这种矛盾会一直影响到章太炎晚年。

通过对章太炎从戊戌到辛亥（1897～1913年）这16年民族思想变化线索的梳理。

可以发现章太炎晚年民族思想矛盾性陈述的内在思想逻辑因素。

正是因为章太炎带着“排满光复”的汉民族主义思想接受了与之矛盾的“五族共和”国族建构理论。

才造成了他晚年内心在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方面剧烈的冲突。

因为从章太炎本人的著述来看，这一时期他的民族思想基本上沿袭了辛亥时期的民族思想。

即仍处在“五族共和”与“排满光复”的矛盾之中，并无明显变化。

关注我，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