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的孔子，和二十年来的中国一样，地位很不稳定。记得民国最初成立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很拥护他，甚而至于想把他的教训立为国教。同时也发起种种组织，例如孔教会与孔教青年会之类，真想把孔子之教，像宗教一般地宣扬光大起来。但这种活动却不大受人理会。大多数的人总觉得孔子已经是一个过去的人物，是另一个时代与文化背景的产物，他的教训，无论在那时候怎样的好，到现在当然不很适用，不适用而勉强地替它宣传，不是徒劳无功，便是引出许多矫揉造作的行为来。还有少数的一部分人更进一步地认为中国今日的积弱，推原祸始，却是孔子的错误。要是以前开罪于孔子的人是名教的罪人，那么，他们以为，孔子便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罪人，所以应该打倒。这种主张打倒的人又可以分做两派，一派是明火执仗的，一派是冷讥热嘲的，他们言谈之间，总是孔二先生长，孔二先生短。这好几种人，当然没有一种对于孔子的地位是有利的。后面两三种人不用说，就是第一种，像《孔门理财学》的作者之流，也可以教孔子受宠若惊，望而却步。 经过这二十年的风雨飘摇的经验之后，孔子的地位近来似乎又有转趋稳定的倾向。照前几年的形势，全民族的模范人物，除了孙中山先生以外，几乎加上了一位耶稣。要是那个现在在北京做寓公的将军不失势的话，耶稣也许得把这第一把交椅让给老子。再照一二年来各种法会盛极一时的情形而论，又像宗喀巴快要从西、青入主中国本部，做各大模范人物的盟主。不想在这个模范人物互争雄长的时候，中央政府第一二三次会议竟会把八月二十七日的孔子诞辰定为一个“国定纪念日”，并且还颁布了好几条的纪念的办法。所以我们说，孔子的地位有重臻稳固的趋势，不过在孔子自己看来，经过了多少年的不瞅不睬以及冷讥热讽之后，突然接到此种待遇，怕也必有些惊疑莫定咧！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模范的人物，这是谁都不怀疑的。不过我们对于一个模范人物，究应发生一种什么关系，却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把他奉做一个神明，高高在上的，可仰望而不可几及，当然是不妥当的。以前为了“孔教”的建立而奔走于国会之门的人，便犯了这个毛病。只是到了他诞生的日子，一年一度的举行一种纪念的形式，也似乎没有多大的意义。只是纪念的形式，不要说一年一度没有用处，就是一星期一次也未见得会发生什么效力。 要教一个模范人物在今日的社会生活里发生效力，只有两条狭路可走。一是明白了解他的教训，二是效法他的个人的生活。智力在中上的人这两条路都得走，不在中上的至少也得被引导了走上第二条路。我们一面承认一个人的思想和见解往往受时代与环境的支配，但同时我们也承认这其间也有比较能超越环境与比较能不受时代限制的部分。我们一面承认人生的经验随不同的时地的影响而变迁，但同时我们也承认在变迁之中，也有比较不变迁者在。一个模范人物之所以能为模范人物，历久而不失他的地位，就是因为他比别人更能代表这种比较不变的经验，也就是因为他的思想与见解能够超越一时代一地域的限制。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这些超越与不受限制的部分。一个模范人物也是一个对人、对己、对天地万物都比较能够有一个交代的人。换言之，就是他在宇宙之中，在社会生活里面，在自己的种种欲望之间，都有一个比较能周旋中矩的方法，都能够“位育”，能“无人而不自得”。话再换回来说，就是都有交代。一个人在生活的各方面，要有交代不难，要都有交代却不易。我们把古今中外的圣哲比较一下以后，就不能不承认孔子的思想确乎有颠扑不破的地方，孔子的个人的生活，确是一种对各方面都有交代的生活。所以他的模范人物的地位，我们也是不难承认的。 孔子的思想的最大的特点，是拿人做一切的重心。他要一个囫囵的人。这个人对宇宙万物，一面自己要假定一些地位，一面却也不宜把这地位假定得太大。太没有地位了，自然生活不能维持，例如宗教文明或物质文明太发达的国家；地位太大了，把形上形下两界可以福利人生的事物都置之度外，生活也必至于一天比一天逼窄，例如两千年来中国的文化。对一个囫囵的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是不会有的，“群己权界”议论是大可不必的，因为他没有承认社会生活是一个静的物件，他只承认社会生活是一个动的过程，所谓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就是这个过程的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的八个阶段。这个囫囵的人，又充分地承认他是一种生物，有他的情欲，应付这些情欲的原则是一个节字，不是放字，也不是禁字。假若一种情欲的表示可以影响到第二人的福利，这节字就可以有“发乎情，止乎义”六个字的注解。这些都是就一个囫囵的人在一时代的空间以内的关系而言，假若就时间方面的关系而论，他一面尊重前人和前人所遗留下来的经验的精粹，引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一面又缅怀未来的人，想把这些精粹连同他自己的贡献一并交付给他们。这样一个囫囵的人，才真正是一个人，他同时是一个家属的一员，社会的一分子，公民，党员，专家，但最要紧的他是一个人。目前最大的弊病是我们只有这些在各方面活动的分子，而没有人。 孔子就是要教我们做一个人，做人而有余力，再向各方面做活动的分子去。例如做一个专家吧，一个人总得先做了人，然后再做专家，人是主体，专家是副体。说到这一点，我们对于最近邵元冲氏在中央纪念周所报告的说话，就不敢苟同了。他说：“只求各人各向自己本业方面或专长的部门内，尽量发挥其力量，为国效劳，民族复兴之道，即在于此。”是么？要是的话，欧美日本各民族该没有什么问题了，然而它们问题之多，正不亚于我。它们的毛病，以至于世界的毛病，正坐只有专家，只有国民……而没有人。 孔子不但有这种做人的教训，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于了解他的教训以外，我们更有仿效他的生活的必要。读者骤然看见“仿效”两个字，也许不免失笑，以为近代的教育最重自动的创造，却忌被动的模仿。不错，近代的教育确有这样一个绝大的错误。提倡了这几十年的新教育，我还没有看见过完全创造的新行为，完全不受榜样所支配的新动作。就是那几位教育家的“自动创造”之论，据我所知，也是拾的外国人的牙慧！我始终以为教育生活当前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榜样的问题，教育行政以至于其他政治工作最大的任务，是拿榜样出来给大家看。有了好榜样，学像了好榜样以后，再谈“自动创造”不迟！ （选自《华年》1934年8月25日第3卷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