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商朝之前有一个夏朝 。由于历史久远，至今仍被视为学术之谜。

东周 文献 以“诸夏 ”区别 于周 边 的蛮夷戎狄。夏人有相对固定 的 活动地域，自己的生活习性、文化特征 和礼仪制 度，这样 的 人群构成中国历史上的夏族。 由夏族建立的王朝就是中 国历史上的夏王朝。汉代有“夏,中国之人”的说法.所以，夏又是中国的古称。

这种表现是由 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所决定 ， 通常称为民族感情。因此，中国学者多 相信文献记载商朝之前有一个夏朝并不懈地探索 。

周代学者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材料追记包括夏王世系、地域范围、夏年、社会生活等内涵的夏史体系。

汉代司马迁综合所见材料，用纪传体的形式写成《史记·夏本纪》。以夏王世系十四世十七王(禹、启、太康、中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孔甲、皋、发、桀)为发展线索，较为系统的记录夏朝事迹。

直至清代，古代学者在探索夏史过程中所使用的文献整理、材料辨疑、文献等次文献与实物(地)考察相结合、文化比较等方法，对近现代学者探索夏史与夏文化有所启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不久又发生了提倡民主，反对君主专制，反对军阀独裁，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新文化运动。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对华战争，抗日战争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夏朝因与华夏、中华,中国相等同就特别显示民族情结意义。

总体说来，这一时期有关夏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继承古代学者对文献考辨传统的基础上，兴起了对古代文献及其所记古史予以考辨的学术风气，其中涉及对夏史的考辨。

提出“实事求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治学主张。

1930年，他还在书中补誌夏禹的问题，肯定夏的存在，在宋代宣和年间齐故城出土齐侯钟铭文中释出“夏”字。

抗日战争期间，汇聚在延安的中国历史学者，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提出中国的氏族制度在夏初逐渐崩溃，夏代属于奴隶社会，夏代经济是家族制奴隶经济等学术认识。

寻找夏代文化20 世纪初期，国外的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博物馆学等学科知识传人中国。一些外国学者也分别进人中国新疆、甘肃、青海、康藏、内蒙古、辽宁、河南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国学者除部分参与合作外，也开始独立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从此产生。

这一时期，考古学者在文献记载夏人聚居或迁徙区域内进行的考古活动:

中国考古学者在中国东部寻找与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东方寻找中国文明的源头，以批驳外国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1928年至1937年，证明中国古代文献有关殷墟的记载具有可信性。1931年梁思永等发掘安阳后岗遗址，从地层上揭示小屯文化晚于黑陶文化，黑陶文化晚于彩陶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从而初步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至晚商的考古学文化编年。

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证实文献记载商史具有可信性，使历史学界研究古史的学者深受鼓舞，对运用考古学材料在古史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寄予很大的期望。

顾颉刚:“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李玄伯:“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

限于当时考古发掘所获材料，历史学者只能在早于殷墟商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去寻找夏的遗存。

1931年，徐中舒推论仰韶文化为夏代文化这一推论是基于当时发现考古学文化编年小屯文化--仰韶文化所做出的判断。其学术意义在于首次尝试在考古学文化中探寻夏朝的遗存，初次使用文化特征比较法，提出“夏代文化”、“夏族文化”、“夏后氏文化”等称名。

这是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献相结合，在中国考古学文化研究中以族属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初步尝试。1944年，李济提出早于小屯商文化的黑陶文化代表一种先殷文化 。20 世纪40年代，范文澜提出龙山文化为夏朝文化的假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者为探索夏付出了巨大的学术劳动，在夏史研究方面(涉及夏族起源、夏朝建立、夏王世系、都邑、重要事件方国、夏年、社会性质等)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在寻找夏遗存方面，考古学发挥了主要作用，推动夏文化探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20 世纪 50年代初，郑州发现二里冈文化和早于二里冈文化的洛达庙类型遗存。邹衡论证二里冈文化为早于殷墟商代晚期文化的商代早期文化。有学者推断洛达庙类型遗存可能为夏代遗存。

1959 年，徐旭生豫西调查夏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据师二里头遗址，证实二里头遗址具有王都的地位。

80年代初，邹衡进一步对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做出体系性论证。这一学术见解后来得到河南密县黄寨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夏”和郑州出土早商牛骨刻辞“毛”再发现的进一步证明。

至今，学界仍存有多种探寻夏文化的方案，其中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成为学界主流认识。

20世纪40年代以来，认为中国历史不存在夏朝的认识持续至今。括其理由主要有三点:夏史大部分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辗转演述而成者。或认为是商人构想了一个关于夏人的神话，这个神话被征服商朝的周人重释为一个历史的朝代。在没有举证商周文献中存有商人、周人自述创造夏史这样文献文字证据之前，此类认识属于推测。

这一认识应以甲骨文材料收集齐全并释读无误为前提，否则不能轻易出此结论。至于商代甲骨文中有没有夏代事迹，近现代学者一直进行探讨。比如考证甲骨文中记载的禹，利用卜辞材料探寻夏迹，探讨殷墟甲骨文中“夏”字形义并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

二里头文化没有发现文字，尤其是“夏”字。

这样的认识应以全面收集二里头文化字符材料并做出研究为基础，否则不能轻易出此结论。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有相当数量的陶字符和骨刻字符，其中密县黄寨出土二里头文化骨刻文字构字要素从目(页、首)从又(手、止)，隶定为“夏”字可备一说。

综上所述，文献记载中国历史上商朝之前存有夏朝。探寻夏朝是一条漫长的学术之路，对于从事夏研究的学者来说，任重道远，行者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