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苏区中央都想利用电台来与上海中央取得联络，只是苦于最初缴获的电台功率太小，力不能及。自从通过第二次反“围剿”，从公秉藩师缴获那部100瓦大电台后，王诤便建议设专人专台，即用这部大电台对中央上海地下电台发报，并专设收报机二十四小时进行守听。

总部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将大电台放在后方赣县的一条小山沟里，并由王诤、刘寅和曾在上海地下台工作过的伍云甫、曾三等人具体负责。几个人每天晚上开始工作，为增强通信效果，他们先把发射天线架到村外的一个小山顶上，然后按照伍云甫、曾三从上海带来的呼号、频率进行呼叫，呼叫至天明，再将天线收回，如此反复。

1931年9月16日晚，轮到刘寅值班。刘寅在守听的波段范围内，透过许多杂乱的信号和沙沙的噪音，终于从耳机里听到了上海中央台微弱但却清晰的呼叫声。

刘寅立即叫醒王诤、曾三，由曾三上机回答，并代表苏区中央局，给上海中央台发了一份密码电报。

说到密码，当时上海中央已掌握了密码编制和翻译技术，所编制的密码称为“豪密”。“豪密”由周恩来一手编制，然后他又教会了任弼时、邓颖超等如何译出“豪密”。

还在伍云甫、曾三之前，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任弼时，就已携带“豪密”来到了苏区中央局。在苏区中央局和上海中央台互发密码电报后，苏区这边由任弼时翻译，上海那边由周恩来、邓颖超翻译，两边正式建立起无线电通信。自此，上海中央的各项决议、指示和情报，便都能通过电台及时传至苏区中央了，以往双方两个多月才能互通一次信件，现在十几分钟、一两个小时即可解决问题。立了功的大电台也由此被作为苏区中央局的专用电台，亦称“党台”，围绕党台，无线电总队建立了下属的无线电第1分队，由刘寅任队长，专事与上海中央的电讯联系。

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入东北。蒋介石的“进剿”决心早已严重受挫，有意无意都在想着要保存实力，事变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停止第三次“围剿”的理由。与此同时，红军也因在“反围剿”期间中损失较大（尤其高兴圩一战），连续作战急需补充，故而将主力部队转移至瑞金进行补充休整，只以地方武装担任追敌任务。

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就此结束。当年年底，蒋介石通电下野。下野前，他在南昌对部下训话时，对于“围剿”失败犹表现得既不甘又无奈，说：“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三十万兵，打不过他们（指红军）三万兵。”事实上，在这次敌我力量对比最为悬殊，红军面临危机也最为险恶，几度都是涉险而过的战争翻篇后，国民党一年半不敢主动对中央苏区发动新的战争，即便几个月后蒋介石又再度重出，亦是如此。

在这一年半时间里，中央苏区拥有了来之不易的安全环境。反“围剿”过程中，“土围子”（时称“白点”，即白色据点）武装配合白军，一度给红军反“围剿”时造成不小困难，因此红军在腾出手来后，首先分兵对其进行肃清。在四个月内，红军先后攻克和消灭了大小“白点”共两百余处，基本解决了这一隐患。

在巩固老根据地的同时，红军又乘白军退却之机，通过发动战略进攻，占领多座县城，从而使赣南和闽西苏区联成一片。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双双迎来了“威严赫赫的大发展时期”：中央红军发展到四万多人，成为当时全国力量最大的一支红军；中央苏区辖21县，250多万人口，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块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