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73年高宗宣布亲政到1895年闵妃被害身亡的23年间，以闵妃为首的闵氏戚族势力一直对朝鲜政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闵妃也一直以最高权力者的身份影响朝政。

她对朝鲜政局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朝鲜内政而言，闵妃的参政直接导致了闵氏戚族的专权。

从官员的任职可以看到闵妃集团存在着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问题。而且专权必导致腐化，闵妃集团的主要人物闵谦镐、闵台镐、李最应等人都存在贪污腐化的问题。

再加上朝鲜宫廷“每夜曲宴淫戏，倡优、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庭灯烛如昼，达曙不休”，皇室奢靡之风浓重。这些因素都为朝鲜内部的不稳定埋下来了伏笔，加剧了朝鲜的阶级矛盾，促使后来起义的频发以及多党派的形成。

当然，闵妃集团对于朝鲜的内政也有积极的影响。闵妃所倡导的开化政策积极地推进了朝鲜的近代化进程。

统理机务衙门的设置、修信使的派遣，新式军队的成立、新式学校及医院的引入等都促使着朝鲜朝着近代化的方向迈进。

其次，从朝鲜的外交而言，闵妃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出于对自身地位的巩固以及对大院君的打击，闵妃积极推进了朝鲜的开港，以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开放了朝鲜的国门，将曾经的“隐士之国”曝露在了国际的视野里。

这一政治决策可以说对整个朝鲜的近代史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也奠定了整个朝鲜近代史的基调：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求生。

其后，朝鲜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不平等条约，国际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觊觎朝鲜的目光。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闵妃也认识到了朝鲜的危机，在后面引入了其他大国的势力企图保全朝鲜。

这样的方法在现在看来的确缺乏远见，无异于饮鸩止渴，但在当时而言却也有效地延缓了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步伐。

总而言之，闵妃对于近代朝鲜的外交所产生的影响是辩证的。

一方面，对于多国势力的引进可以延缓日本侵略的步伐，但也使朝鲜丧失了大量的主权，国将不国；另一方面，融入是主流的趋势，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想要脱离国际，偏安一隅都是不切实际的，更何况是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朝鲜的开港是必然的，纵使闵妃主导下的开港其目的不为自强，而是在宫廷斗争中夺权，她也的确踏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

而开港导致朝鲜的沦陷也是必然的，因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家实力决定了历史的走向。最后，从中朝关系而言，闵妃集团的参政对中朝宗藩关系的演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总体而言，清朝政府对朝政策可以分为“任其自主”-“以夷制夷”-“积极干涉”三个阶段，分别以《江华条约》的签订、壬午兵变为界点；而朝鲜对清的态度伴随着闵妃夺权、《江华条约》的签订、壬午政变、甲申政变等大事件都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总体趋势是与清朝逐渐离心。

在《江华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对于朝鲜仍旧采用了传统的对属国不干涉内政外交的政策。对于这一点可以从当时清王朝对于“云扬号事件”的应对中得知。

而这一阶段朝鲜因其内部政权的更迭对清政策有所波动。大院君执政时期，朝鲜对华奉行坚定的“事大外交”。

尤其是在1866年美国“舍门将军号事件”、法国“丙寅洋扰事件”以及1871年美国“辛未洋扰”事件后，大院君更加坚定地实施以“卫正斥邪”为特征的闭关锁国政策，下令在全国各地竖立“斥和碑”，并且明确地抛出“藩臣无外交”的尊华旗号。

然而在1873年闵妃夺权后，为了使自己的儿子被立为世子，闵妃有意疏远清朝向日本示好，以图借日本之力对清朝施压。这一事件是朝鲜“以夷制华”政策的初显，但此时中朝的宗藩关系仍旧是稳固的。

《江华条约》签订后，清朝开始意识到朝鲜问题的重要性，逐渐由“任其自主”转变为“以夷制夷”，试图通过制衡来巩固“藩屏”。

这时在朝鲜虽然“事大主义”仍旧是主流，但《江华条约》的签订加速了开化党的形成，使得朝鲜内部反华势力逐渐强大。其后，以壬午兵变为界，清朝对朝鲜政策由劝导为主的“以夷制夷”转变为全面的“积极干涉”。

而这一阶段的朝鲜，从表面来看对清宗藩关系在清政府的强力干预下有所加强，但实质上朝鲜内部反华情绪愈渐高涨。

以金玉均、朴泳孝等为核心人物的开化党开始形成与事大党相对立的势力，并且积极展开活动，在1884年主导了以“脱离中国独立，改革朝鲜内政”为主要目的的甲申政变。

而闵妃集团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是亲清的，但为了防止朝鲜沦为大国博弈的战场，开始引入俄国势力牵制清朝。

在这一阶段朝鲜的对华政策虽然仍在宗藩关系的框架下，但对清朝的离心力越来越大，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难以维系，呈现分崩离析之势。

朝鲜国内自开港以来不断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洗礼，主权意识开始逐渐觉醒，开始抵触与清朝的宗藩关系。

在此情况下清朝对朝鲜的积极干涉使得朝鲜反华情绪愈发高涨，清朝政府和朝鲜王朝的宗藩关系从内部开始解体。

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清朝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后，中朝宗藩关系彻底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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