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二楼展厅里,有一张看上去很有趣味的照片:三个年轻人竟是从高到低站在一架木梯上拍照的。两边站的是两个大学生装束的男同学,中间是位充满朝气的女大学生。她面带微笑,像是刚完成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她是谁?他们在什么情况下拍的这张照片?

照片上的女大学生叫赵洵，当时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时间是1934年10月。

赵洵是吉林人，父亲是银行职员,家庭环境很好。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吉林被日军占领,赵家也失去了往日安静舒适的生活。赵洵十四岁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当时日本浪人策划“万宝山事件”夺占我国农民田地,吉林省各学校学生纷纷抗议,举行罢课，赵洵参加了示威和宣传活动。

日军占领长春后,一天赵洵背着母亲到街上转,在一个闹市区看到不远处走过来一队日本兵:一个天真无知的小男孩站在路旁,指着日本兵说了一句:“八格牙路!”(即混蛋)这下可惹火了日本兵,这个家伙端着刺刀、眼红得像疯狗一样,向小男孩扑过来,不由分说一刺刀就将小孩挑起来,然后若无其事地扛起挂着小孩的枪,大摇大摆地走了。

可怜的小男孩还没来得及哭一声就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鲜血洒满了一路,行人见了无不掩面垂泪。赵洵全身的血一下子都涌上头来,拳头攥得紧紧的,牙咬得咯咯响,日本兵的刺刀如同刺在她的身上,她的心在滴血,她的血在沸腾,民族的奇耻大辱深深刻在她的脑海里。

1931年12月,赵洵的父亲考虑到时局动荡,让她来哈尔滨工业大学投考,一个学期后因为成绩优良得以享受旗蒙公费待遇。赵洵目睹山河破碎、哀鸿遍野的惨景,满脑子想的都是抗日。这时她认识了地下党员、高年级同学任震英,开始为一个油印的抗日刊物《玫瑰》做抄写工作。

1933年她又被吸收参加了反日大同盟。1934年4月,赵洵由任震英介绍参加了共青团。宣誓仪式在任震英的宿舍举行,简单而庄重。任震英问赵洵:“你坚决抗日吗?”赵洵答:“坚决抗日。”又问:“你怕死吗?怕牺牲吗?”赵洵回答:“我不怕死,不怕牺牲。”从那一天起,赵洵开始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年12月,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赵洵的家里比较富裕,为了抗日,她改掉了吃零食的习惯,不买豪华的服饰,生活节俭,把省下来的钱都交给组织做活动经费。当时组织上分派她做交通联络工作。霁虹桥北侧的耶稣教堂是党组织的接头点,赵洵的房东又信东正教,赵海就贴身挂着一个金十字架,每次房东去教堂做礼拜都带着她一同去,她也就借此机会做地下联络工作。

后来组织上让她为抗日联军搜集生活日用品和药物,如牙刷、碘酒、红药水等,为了不引起日伪注意,每天放学后要去一个商店、一个药店地少量购买,以求集少成多。后来她买的牙刷多了,熟人和房东都认为她有洁癖,误以为她一把牙刷只用一次呢。后来她又通过反日大同盟在医院里的同志,成批购买药品,买回来后就藏到院内仓库的阁楼上,那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就是她和两个同志往阁楼上送物品后下来时拍照的。

赵洵在做联络工作时,曾几次及时地为地下党转送重要情报,避免了满洲省委领导冯仲云等人陷于敌手。1934年12月,由于工大被捕的学生日渐增多,组织上考虑她接触的人多,容易暴露,决定让她去北平躲一躲。赵洵卖掉了首饰,只留下路费和生活费,其余的钱都交给了组织。就在这时,她家里来了一封电报,说她母亲病重,让她速归。

待赵洵回到家里后才知道,父母因为得知她在从事危险的抗日工作,担心出事才把她召回来的。赵洵的父亲是抱着工业救国思想的人,打算送她去法国留学,不让她再做危险的工作。母亲也流着泪劝她。赵洵一面做父母的思想工作一边想办法。她对父母说要先学点法语,托辞又回到了哈尔滨。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她又去了北平。离开哈尔滨之后,她托任震英给父亲发了一封信,大意是:我感谢您对我的养育之恩和对我成材的殷切希望,但是正如您不能离开自己的家一样,我也不能离开我的抗日事业,请原谅女儿。

赵洵在国难当头的岁月毅然舍弃优裕的家庭生活,离开疼爱她的父母和出国深造的机会,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大业。他们为祖国奉献青春的精神为当代青年留下了无尽的启迪。这张照片不仅真实地记录了她们青春的倩影,更深刻地反映了他们无度青春年华,积极投身于抗日大潮的战斗英姿。这是一张珍贵的有意义的历史照片。

——姜英秋

摘自黑土风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