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各自为政的发行政策与参差不齐的纸币信用

法币改革前，全国享有发行权的银行除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外，还有四行准备库、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农工银行、中国垦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农商银行、大中银行、北洋保商银行、边业银行、美丰银行、福建东南银行；享有发行权的地方银行计有广东省银行、富滇新银行、湖南省银行、湖北省银行、河北省银行、广西银行、浙江地方银行、山西省银行、陕西省银行、广州市立银行、宁夏省银行、陕北地方银行、江西裕民银行、四川地方银行、南昌市立银行、河南农工银行、江西建设银行、青岛银行等。此外还有在华外商银行和中外合办银行。纸币种类庞杂，名目繁多，与此相应，发行银行也是币信维持的主体，各行的纸币信用也参差不齐。下文将从政府银行、商业银行、地方银行、外商银行四个系统分别展开分析。

一、政府银行的纸币发行概况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承担政府银行职能的是成立于清末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1928年11月，中央银行成立。1933年，中国农民银行成立。从此,这四家银行作为政府银行，在南京国民政府纸币发行中发挥着最重要的职能。

（一）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总行设于上海，根据《中央银行兑换券章程》规定该行兑换券发行须按照发行额数十足准备，以60%为现金，40%为保证准备，现金准备由现币及生金银充当，保证准备由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或保证之有价证券与短期确实商业票据充当。为了取信于社会大众，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发行准备完全公开，每旬应将兑换券发行额数表及准备金额数表公布。“此为在法规上订定公布发行准备之嘴矢。”发行准备由该行监事会负责检查。中央银行兑换券印有上海地名，但不是地名券，全国一律通用.

中央银行之所以对发行准备如此重视，缘于广东中央银行的挤兑风潮和汉口中央银行的停兑，都使得人们对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失去了信任，所以更要通过增厚准备来重建人们的信心。1928年行长陈行在谈及中央银行的沿革时，曾强调该行建立之初的应对策略：“于总裁、副总裁之下，设业务、发行两局，稽核、秘书两处，发行准备完全独立，发行会计完全公开，按月由监事会审核公布，以昭大信。此种制度，实施之前，煞费研讨，盖上海中外荟萃，金融业具有特殊势力，国府奠都未久，该行承粤、汉之后，不得不重树稳固之基础，以期未来之发扬光大，是故采发行独立制度，发行不与业务相混合，以示准备充实之意，其公开慎重，有足多者，行之既久，信用益著。”

中央银行对发行准备的谨慎使它在1929年的挤兑风潮中成功应对，使该行兑换券的信誉大为提高。1929年3月5日，上海中央银行忽然发生挤兑风潮，但因准备充足，临时增设兑换处，并延长兑现时间，使得风潮平息下去。为了推广发行，中央银行又于1932年向各地分支行处派驻发行专员，发行专员直接受发行局指挥，并得由发行局随时调派，可以随时检查驻在行处库存兑换券准备金，此项检查每星期至少举行一次，并将检查情形填表陈报发行局。直至法币改革前，中央银行一直维持了较高比例的现金准备，高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些措施使得中央银行兑换券发行数额增加较快。

待续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