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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历史人物中，诸葛亮是毛主席提及比较多的。

毛主席对诸葛亮在屯田制推行、兵器技术革新以及促进民族团结方面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

但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毛主席的评价不高，甚至直言：他有三大失误。

历史上，诸葛亮以其非凡的政治智慧在蜀国治理上留下了辉煌的印记，成就卓著，为后世所敬仰。

然而在军事领域，真实的诸葛亮却不似《三国演义》中描述的那样用兵如神。

《三国演义》本质上是一部文学作品，但相比于正史《三国志》，其在民间的影响力更大。

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也更加深入人心。

人们几乎将诸葛亮视若神明，认为他是古今罕见的军事奇才。

对于诸葛亮军事生涯中的遗憾结局，也被解释为“生不逢时”。

然而，军事战略眼光独到的毛主席却不这样认为。

毛主席对诸葛亮也非常欣赏，曾在谈话和演讲中多次提及他的事迹。

在探讨宣传策略时，他提出了诸葛亮“激将法”的智慧精髓；

针对退伍军人安置议题，他高度认可了诸葛亮“屯垦戍边”的长远眼光；

论及科技进步的成就，他对诸葛亮在兵器革新方面的成就大加赞赏；

关于民族关系的处理，他也认为诸葛亮的做法非常高明，值得学习。

但对于诸葛亮在军事领域的表现，毛主席却指出了其三大战略实战中的失误。

1948年的一天，李银桥正在帮毛主席整理房间。

这时，自户外散步归来的毛主席悄无声息地绕到他背后，突然大喊：“举起手来！”

李银桥几乎没有思考，本能地转过身来，两只手飞快地抓住了毛主席的胳膊。

毛主席笑着挣脱开来，赞许道：“你这卫士长，我真是没选错！”

李银桥笑着回道：“主席的眼光，何时看错过人呢？”

毛主席摇了摇头，谦虚道：“诸葛亮也有错用关羽和马谡的时候啊！”

在毛主席看来，诸葛亮的第一大失误，就在于识人用人上。

刘备挥师入川，途中遭遇重挫，军师庞统也在落凤坡战死。

面对困境，刘备紧急向荆州的诸葛亮发出求援信号，要求他即刻增援。

荆州这一战略要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仅是刘备图谋天下的坚实后盾，也是维系孙刘联盟、共抗曹操的关键纽带。

因此，当诸葛亮决定率军入川驰援刘备时，一个紧迫的问题摆在了面前：

何人能够胜任留守荆州的重任？

在诸葛亮麾下，关羽、张飞、赵云皆为可堪大任之人。

赵云以其过人的胆识与智谋著称，深谙联合东吴以抗曹操之战略。

他曾随刘备赴江东缔结姻亲，对江东局势了如指掌，实为镇守荆州的不二人选。

然而，诸葛亮最终却决定将荆州交托给关羽。

他解释道：

“主公在信中，已将荆州之安危托付于我，并嘱我量才授任。今见关平携书而至，其意显然，是希望云长公能担此要任。云长公念及桃园结义之情深重，定能全力以赴，竭力保守此地。”

关羽个性极其鲜明，既有优势，也有局限。

依据诸葛亮的识人之道，关羽是那种“气凌三军”的猛将，而非“勇而多计”的帅才。

关羽“怯于小战，勇于大敌”，也做不到“从谏如流，宽而能刚”。

他性格中最为明显的短板，便是恃才傲物，骄傲轻敌。

诸葛亮很清楚关羽的性格，也应该了解他的局限。

然而，在决定荆州守将的关键时刻，他却选择了关羽而非赵云。

导致刘备在夺取汉中、蜀汉政权达到鼎盛之际，荆州这一战略要地直接落入孙权之手。

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北伐时，并未启用魏延、吴壹等经验丰富的老将作为先锋。

而是出人意料地委任了马谡，令其镇守至关重要的街亭。

马谡在当时的蜀汉阵营中，虽非沙场老将，却以其独特的军事见解脱颖而出。

他是难得的人才，擅于军事策略的谋划，且文辞流畅，口才了得。

诸葛亮对马谡的才能和谋略非常认可重视，两人时常促膝长谈至深夜。

诸葛亮平定南中、七擒孟获时，那“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战略，正是来自马谡的独到见解。

若放到现在来看，马谡绝对是一名优秀的参谋智囊。

然而，马谡亦有明显的不足，最为突出的便是他缺乏实战经验，没有独立统军的能力。

正因如此，刘备在临终之际，曾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查之。”

可遗憾的是，诸葛亮并未充分考量刘备的忠告。

他没有继续让马谡担任其擅长的参谋之职，反而将他推向了率军征战的最前沿。

此举，无疑是对马谡才能的误用。

忽视了其长处，放大了其短处，令他承担难以胜任的任务。

最终，街亭之战惨败，蜀军溃不成军，首次北伐也遗憾告终。

这无疑是诸葛亮在用人上的又一重大失误。

第二个失误，在于诸葛亮未能意识到，在战局紧要关头，主帅亲自坐镇前线、灵活调度以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这是至关重要的。

毛主席阅读《资治通鉴•魏纪三》，读到了街亭失守与马谡被斩的记述。

针对诸葛亮首次北伐未亲临前线指挥的决策，毛主席提笔留下了简洁而中肯的眉批：

“初战，亮宜自临阵。”

诸葛亮在平息南蛮之乱后，转而筹划北伐魏国。

大将魏延步入军帐，主动请缨，提出一计：

“我愿率精锐五千，取道襄中，沿秦岭北麓东行，穿越子午谷直捣长安，预计十日内可达。届时，丞相可率大军自斜谷进发，两相呼应，则咸阳以西之地，可望一举而定。”

然而，诸葛亮用兵向来稳健，视魏延之策为孤注一掷的险招，过于激进冒险。

他选择了更为稳妥的路径，也就是通过祁山这条坦途，逐步推进，先取陇西，以确保万无一失。

审视当时战局，魏延所献之策虽险，却有合理性。

首先，第一次出师北伐，魏国必定防备不周。

魏国边境多年平静无战事，关中与陇右一带兵力薄弱，防御体系趋于松懈，守备力量明显不足。

其次，长安关中由曹操之婿夏侯楙镇守。

此人是个公认的草包，沉溺于声色犬马，绝非将帅之才。

最后，魏延当时已对穿越子午谷后的行动进行了周密部署，并主动请缨领兵。

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应具备敏锐的洞察力。

时刻洞悉敌我双方力量的微妙变化，精准捕捉战机。

诸葛亮本可趁魏国边境防备松懈之际，集结重兵直捣长安，迅速平定关中。

然而，他并未采纳魏延的战略建议，还是坚持走稳妥之道，不敢冒险。

他分兵行动，分散了蜀汉兵力，使其从战略优势转为劣势，最终导致了马谡在街亭的失利。

当张郃围困马谡之际，若诸葛亮能亲率大军北上街亭，直接增援并与张郃决战，或许也能扭转战局。

连司马懿事后都感慨：

“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彼非无谋，但怕有失，不曾弄险。”

或许正因如此，诸葛亮后续六次北伐中原，战程漫长，兵力损耗严重，却始终未能达成战略目标。

这无疑是其军事生涯中的一次战略判断和用兵失误。

若诸葛亮当时采纳魏延之计并付诸实践，三国的历史轨迹或许将截然不同。

在研读《魏纪四》时，毛主席读到诸葛亮于木门道设伏斩杀张郃的章节，于旁侧批注道：

失街亭后，每出，亮必在军。

在他看来，此举是诸葛亮深刻吸取了前车之鉴的表现。

三是军事战略的失误。

苏洵在《权书•项籍》中，对诸葛亮有这样一句评价：“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

毛主席读到此篇时，深有感触，不禁挥毫写下一句批注：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隆中对》自古深受赞誉，但这份赞誉更多是因为民众对诸葛亮的敬仰崇拜，以及文学创作的艺术加工。

此战略中，诸葛亮提出“荆益双取，两路出击”之构想，长久以来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视为战略典范。

然而在毛主席看来，《隆中对》恰恰暴露了诸葛亮在战略部署上的局限与盲点。

建安十三年，益州之主刘璋因曹操兵锋之迫，心生畏惧。

遂向刘备求援，恳请其率军入川，共御外敌。

刘备彼时正踞荆州，困于地狭人稠之境，急需拓展战略纵深。

然而一踏入巴蜀之地，刘备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巴蜀盆地的命运漩涡之中。

巴蜀与荆州，两地相隔千里，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物资转运尤为艰难。

荆州在巴蜀战略格局中显得孤立无援，成了一块战略飞地。

随后，关羽因战略上的误判，毅然挥师襄阳，攻势凌厉，来势汹汹。

可他却没有考虑到，此举让后方的荆州防务变得更加脆弱，随时面临倾覆之危。

孙权敏锐捕捉到了这一时机，果断发动突袭。

关羽试图撤回夷陵，与巴蜀援军会合，却不幸受阻，最终败死麦城，荆州也随之落入敌手。

回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的构想：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关羽的出击，的确冲动鲁莽。

可是此举难道不是正遵循了《隆中对》的战略意图吗？

显然，这一钳形攻势的失利根源在于自身实力不足。

巴蜀政权单线作战已显捉襟见肘，更遑论同时兼顾两条战线。

因此毛主席认为，《隆中对》中构想的战略，过于理想化了。

诸葛亮提出的荆州、益州双线并进策略，的确极具吸引力。

但因两地相隔甚远，兵力分散，更加削弱了刘备军队的整体实力。

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战事多依赖人力与冷兵器。

因此，地理条件对战争的走向，可以说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巴蜀盆地，四周崇山峻岭环绕，宛如天然屏障，与外界隔绝千里。

诗仙李白曾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其内部虽自成体系，然人力资源与物产远不及中原丰富，历史上鲜有势力能借巴蜀之地逐鹿中原。

项羽当年封刘邦为汉王，统治巴、蜀及汉中地区，就是因为他了解此地形势，想以此地限制刘邦。

他使刘邦困于四川盆地，便可逐渐消磨其逐鹿中原的雄心与实力，从而消除这一政治威胁。

远离家乡的汉军，来到这偏僻荒凉之地，更觉追随刘邦无望。

于是士气低落，军心涣散，许多军士都逃跑了。

刘邦也深知项羽此举的险恶。

而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也是因为有韩信这样的军事奇才，带领汉军走出了四川。

暗度陈仓，突袭章邯，这才有了数年之后的垓下决战。

自古以来，众多图谋中原霸业的势力，争夺巴蜀，不过是依托北方丰富的资源，把此地当作推进的跳板。

《史记》中记载，巴、蜀两国战火纷飞，苴侯向外界求援。

起初，秦惠王对偏远的巴蜀之地并不以为意，认为此地没有价值。

然而司马错却劝说他道：

“此地物产丰饶，布帛金银足以充军资，且水道与楚国相连，巴地勇士乘大船顺流而下，可直指楚疆，进而夺取楚地。得蜀即得楚，楚亡，则天下一统可期。”

秦惠王听后深以为然，随即发兵征伐巴蜀。

自此，南方的楚国就不得不时刻警惕来自巴蜀方向的秦军威胁。

诸葛亮选定四川作为战略根据地，原本构想的是以荆州为前沿屏障，四川则为坚实的后勤支撑。

然而，荆州一旦失守，自己便被困于四川，难以出川。

可见，诸葛亮在一开始就对四川盆地地理位置的复杂性与战略局限性认识不足。

这就是毛主席说“其始误于《隆中对》”的主要原因。

诸葛亮这一历史人物，在民间与文学领域经历了明显的神化过程。

陈寿于《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评价颇为中肯。

他指出诸葛亮擅长治军理政，在行政与民生治理方面的能力出众，而军事策略则非其所长。

书中记载，诸葛亮辅佐刘备期间，在稳固后方、筹措军需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觑，却没有独立指挥过大规模战役。

刘备离世后，诸葛亮独掌巴蜀大局多年。

期间他不仅巩固了政权，还赢得了广泛的民心与士人敬仰。

百姓感念其仁政，士人则颂扬其功绩，加之《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的渲染，诸葛亮的形象就被推向了神坛。

[1]颜涛.诸葛亮:为什么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事家[J].科技智囊,2011,(12):68-73.

[2]胡尚元.毛泽东妙评三国:诸葛亮《隆中对》有战略失误[J].档案管理,2008,(01):9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