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法战争:马尾、基隆之战,刘铭传战法比张佩纶,高在哪里?

雪莲果说历史 2024-09-18 02: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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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清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法方的索赔要求,局势越来越紧张。

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初十日(7月31日),李鸿章还好心地建议张佩纶:

曾国荃与巴德诺的上海谈判设有成功,法方企图“烧船厂,掳兵轮”,“我自度兵轮不敌,莫如全调他往,腾出一座空厂,彼即暂据,事定必原物归还。否则一经轰毁,从此海防根本扫尽,力难复兴”。怂恿张佩纶同其他福建官员“密图之”。

李湾章同时打电报给总署,建议总署电催张佩纶酌办。

十一日(8月1日)深夜,总署致电张佩纶等人,干脆全抄李鸿章的主张,要张佩纶等“两害相形取其轻,事急莫如腾空船厂,撒全军,以顾省城根本为第一要义。”“总以勿呆守马尾,避其锐气,伺隙而为方秒。”

而张佩纶等并没有遵办,反而一再催促清政府派船援闽,但没有结果。

1、马尾海战的仓促开战

大概是到六月廿六日:

“张佩纶才发现自已将众多弱舰调来与法军的强舰同泊,其实是做了一件大蠢事,有函致称:“我至廿六日以后,诸将已觉仓皇”,“守疲援断,…颇露窘态”。

但这时法舰已将华舰视为囊中物,“各兵船抛碇在江,法舰监之,不许移动,声言动则开炮”。

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初二日(8月22日)晚8时,孤拔召集法舰舰长到“窝尔达”号参加军事会议。

孤拔决定:

(1)8月23日下午接近两点时,当退潮引起船身转动时,各舰准备行动。

(2)第一信号旗升起时,鱼雷艇攻击“扬武”和“福星”。

(3)第一信号旗收回时,全队开火。

当法舰部署发起攻势时,中方却在一片混乱中度过。

首先是各舰船管驾发现张、何二长官“敌我连舰”的作战部署不大对头,于是,遂有各管驾前去请求改变这种部署的要求。如潘炳年记称:“各轮船管驾迭陈连舰之非,张佩纶斥之。”

死难管驾家属的呈文写道:

“七月初二日晚,各管驾…同谒帅府,力陈连樯列阵之非,并呈图说,张、何二大臣仍未行改动。”

1884年10月3日《申报》报道:

“振威管驾许寿山以船多江窄,并在一处,难以转动,请疏罗列,张诚不答。遂与福星管驾陈英合闽管驾五人上策于张星使,以轮船须与艇船、木哨船相间,首尾分列,胜则可截可追,败则相授相救;且既让其先开炮,尤不宜并在一处。而论者反谓闽人胆怯,不及粤人,非并一处必致败沮。”

《甲申战事纪》记载:

“各船抛锚地址,俱张成所定。有言于张成者,谓华船与法船并泊太近,敌先开炮,我军立烬。须与师船疏密相间,首尾数里,以资救应。若前船有失,后船尚可接战。张成不之许。张佩纶亦以各员为怯,置不理。”

据俞政先生的意见,其实在开战前几天,法舰出于全歼华船的目的,已经禁止华船移动了。因此,虽然张佩纶不允华船分散的意见是否合理还值得探讨的话,当时的客观环境已不允许华船变换阵列,福建水师没抓住能逃脱全军覆没的最后机会。

还有所谓的“藏匿战书”事。原来,法军在开战前,曾向闽浙总督衙门递交战书。但当时福州和马尾联系不畅,结果,未等送达前敌将士手中,法舰已经开炮袭攻,先发制人,而我舰受人所制,被动挨打,很快就全军覆没。

事后,人们怀疑张佩纶和何如璋“藏匿战书”,始误战机,导致前敌惨败。

俞政先生指出,该照会的接收人何璟承认:

法方“初三发开战照会送省,亟电会办,信到炮发”。也就是说张、何只是来不及将战书送达前敌,我舰尚未起碇准备,法舰即已开炮,而并非故意藏匿战书。

战后,左宗棠调查此事,责备张佩纶措置不当:

“总理衙门于七月初一电告各省督抚备战,初二日刻,何璟电知张佩纶告以所闻,谓明日法人将乘大潮力攻马尾。张佩纶复电答云严备。乃以照会未至,迟疑不决,…法人照会虽无确信,何琼电报岂同谰言乎?此备战之不夙也。”

左宗棠又奏劾张成:

“军情日急,该革员身充轮船营务处,应如何刻刻备御?乃平日毫无布置,及初三日法已悬旗示战,该革员始行登舟,又不督伤各船竭力抵御。‘福星’、‘振威’、‘飞云’、‘福胜’四船死战不退,而‘扬武'著名坚大之船,仅还一炮;陈英、高腾云等尚能力战捐躯,该革员遽以船受炮伤,驶至浅处,凫水而逃。”

2、马尾海战的伤亡

由于强弱对比悬殊,加以法舰掌握主动权,所以,虽然中国军舰在开战后也曾奋起还击,如“扬武”舰开尾炮击中法舰“窝尔达”号的船桥,“振威”、“福星”、“福胜”、“建胜”等舰也奋勇迎敌,但已不能挽回战局,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里,清政府用了十余年时间和许多银两组建起来的福建水师的大部分舰艇即被法舰击沉,只逃脱两艘小舰“伏波”和“艺新”。

当双方舰队在水上交锋时,中方的岸炮也曾开炮轰击法舰,但没有取得什么战果。

事后统计,福建舰队共阵亡官兵800多人,而法方仅死6人,伤27人。

9月14日的《申报》曾登载中方死伤的详细数字称:

“永保”船主林文和,厦门人,未伤,水手六十七名,死四名。“琛航”船主杨永年,广东人,重伤,水手六十七名,死三十名,伤二十五名。“福胜”船主叶琛,福建人,阵亡,水手四十七名,死三十四名,伤六名,司机器人死二名,管轮死三名。

“艺新”船主林承谟,广东人,未伤,水手四十八名,亦未伤。“建胜”船主林森林,广东人,未伤,水手四十人,俱未伤。“伏波”船主吕文经、厦门人,未伤,水手一百三十五名,管舱人死一名。“扬武”船主张成,广东人,未死,船上水手二百七十名,死一百八十五名,伤入十名,炮手死二名,学生死三名,司机器人死二名,管枪死三名。“福星”船主陈茵,福建人,死,水手八十八名,死三十四名,司机器人死三名,管驾死二名。“济安”船主林国祥,新加坡人,伤,水手一百六十六名,死入十五名,伤四十九名。

“飞云”船主黄伦苏,福建人,死,水手一百六十六名,死一名,伤四十名,司机器人死二名。“振武”船主许寿山,福建人,死,水手十名,死三十名,司机器人死二名,管驾人死二名,炮手死一名。

此外,又有战船八号约共四五百人,死者大半。又有水手之善泅者五百名,死去三百余名。潮勇四百名,用小艇满载火药煤油,以轰敌船,未及驶近,已为敌炮遥轰,悉数毙令。

3、马尾海战惨败谁的原因?

第二天,法军原计划要派兵登陆,但孤拔发现他手上能用于登陆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只有600人,而岸上的清兵数量众多,这时,想起法军在第一次基隆之役惨败的经历,孤拔觉得不能再做冒险,所以取消了登陆打算,只用舰炮轰击船厂,给予了极大的破环。

随后,得胜的法舰在驶出马江时,还连续轰击了沿岸的中国炮台。后来左宗棠谈陆军作战情况称:

“候补道方勋、提督黄超群等部各营,虽间有逃窜,前拒敌保厂,尚非虚捏。推法人既无大队登岸,将士自无血战之功。…况所部兵勇又有枪掠学堂机器房情事。”

综观马江之战的全过程,可见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如中方在事前无法阻止法舰入口,清政府在和战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张佩纶、何如璋不懂军事,敌我战斗力对比悬殊等,因而战败是必不可免的。

但是,损失能不能减轻些呢?

如果张、问二人不是自作聪明地从各地将福建舰队的弱舰集中到马尾,送给法舰作靶子,也许就可挽救福建舰队,而法国侵华舰队要一次消灭那么多中国舰艇是根本不可能的。少了和福建舰队作战的乐趣,再加上登陆作战不容易占便宜,也许孤拔的马江之行不会有多大的战果,马尾惨败也就能避免。

但张、何二人的决定帮助了孤拔。

后来左宗棠查奏此事,就批评张佩纶谓:

“张佩纶才识夙优,勇于任事。以文学侍从之臣,初涉军事,阅历未深;抵闽省之日,法船先已人口,据我腹地,未能审察形势,将我兵轮分布要隘;明知敌人船坚炮利,乃调令兵商各舰,与敌舰聚泊一处,遂至被其轰沉,此调度之失宜也。”

但是,是否马江之战就没有一点积极意义呢?也不能这样看,中方在马江之战虽然遭到重大的挫政,但它仍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于法国侵略的殊死抵抗,正是这种抵抗,使得法军在取得水战的完全胜利后,不敢乘胜占据造船厂,更不敢进扰福州,失去他们“据地为质”的重要目标。从这个意义来看,马江之战也是中国人民抗法战争的组成部分。

4、基隆海面的危机

基隆首战后,法舰仍逗留基隆海面游弋强扰,基隆守军不时接到法军将要开战的情报。七月初三日马江之战后,法舰逐渐撤出闽江,聚集到基隆海面,并开始作一系列的战前火力侦察。

刘铭传曾奏称:自七月初九日(8月29日)法船出闽后,即以三艘近泊基隆,势极得蹶,挂旗索战,连日不休。七月初十、十一两日,敌兵开炮猛攻,我勇凭山为障,开炮还击,屡中其船,彼炮反无所施其毒,彼劳我逸,敌颇伤亡;然后退泊口外。

孤拔则向法国报告:

前些日子,中国军队在基隆用膛线山炮轰击“巴雅”号战舰,使该舰受到一定的损失,3人受伤,但我们很快就将他们的炮火压下去了。这些迹象表明,法军再次进犯基隆的日子已为时不远了。

在这危急时刻,清政府采取直接和间接两种办法,来援助台湾抗法军民。

直接的办法是在六七月间,多次指示南北洋及广东等三地督抚,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大力援助台湾。

如命广东派铭营旧部吴宏洛五营或他军携精械航海至旗后上岸;曾国荃派刘朝祜率铭营旧部四营赴援基隆;李鸿章则拟派总兵聂士成率铭武三营赴台作战,三处督抚还赶筹大批枪械军火送往。可是,由于法舰封锁台湾海面而造成的运输困难,直至第二次基隆保卫战前夕,仅有刘朝祜所部二百余人得以在台北登陆,后来参加了沪尾作战外,其余各部均未能赶及此次战事。

间接办法则是命令滇、桂等省边军入越作战,以牵制北圻法军不能就近抽调兵力援助孤拔舰队。这种想法,最早是由会办南洋防务陈宝琛提出来的。

陈宝琛是“清流”中人,与张佩纶等人的关系很好,当时正急于解救马江之困,于六月十五日向清政府提出:

“深意闽若开仗,即宜急电(云、广)两军进剿,以牵其势。”

清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六月十八日(8月8日)寄给彭玉麟等人的电旨中便已提及:

“法情叵测,万一决裂,必宜出奇制胜。潘鼎新、岑毓英务将现住关内各军切实训练,听候调遣,彼此联络声势,庶足迅赴事机,牵制敌势。”

六月二十七日(17日),当清政府决心对法开战的同时,就指示滇、桂两省边军和黑旗军出兵进攻北圻法军。

七月初,盛宣怀将清政府的决策电告刘铭传:

“事急,云、薄必进兵,公能坚守全台,两月后彼必解围回援。”

七月初四日(24日),张之洞密电清政府,将这种做法称为“战越牵敌”策:

“牵敌以战越为上策”。

清政府的这一攻敌必救的妙招果然奏效。在援越清军的步步紧逼下,法国政府被迫把战争重心从中国的东南沿海转回越南北圻,并不得不拒绝给孤拔增援攻占台北乃至全台之用的足够兵力,不过这已是后话。

由于滇、桂边军的行动迟缓,直至八月中句始能接敌作战,因而既不能阻止北圻法军抽调二千援军加强孤拔舰队,也就无补于第二次基隆保卫战了。

5、刘铭传的基隆防务方案

外援既然都是远水不救近火,基隆防务主要还须依靠当地军民。

在吸取基隆首战的经验教训,考虑到法舰同时骚扰基隆、沪尾两口的新情况,刘铭传对基隆防务产生了新的想法:

(1)采取扬长避短,诱敌上岸陆战的战术。

基隆首战的经过表明,由于敌我双方大炮的数量及火力强弱相差悬殊,因而基隆守军海岸炮火力根本不是法方舰炮火力的对手。

所以,不能以海岸炮战的得失作为战斗胜负的依据。反之,法军要占据基隆必须依靠海军陆战队,但法军的海军陆战队相对于守军来说人数较少,战斗力也较弱。因而,守军应该场长避短,不与法方在海岸作战,主动放弃海岸,任由敌军登岸,再诱至其舰炮火力不达之处,集中兵力围歼,以己之长制敌之短,取得作战的胜利。

早在基隆首战后的六月十六日(6日),刘铭传就已有了这个新战术的初步设想,他奏报清政府:

“敌人船坚炮利,若再增兵增船,曹志忠所守正营中营离海过近,难支敌炮,拟令移扎后山,以保兵锐。”

这种想法后来逐渐完善:

基隆近靠海岸,敌船人口,即不为我有。曹志忠所守营垒逼近海边,如法人添兵添船来攻,即须退守山后。我之所恃者山险,敌之所恃者器利,彼来攻我,我得其长,我往改彼,彼得其长。

按照这种想法,刘铭传调整了基隆的防务:

六月十五日被法舰炮火轰毁的海岸炮台已经放弃,不再修复。在临海的港口前山布置第一道防线,由曹志忠、章高元各率所部分两路踞守。而在法军舰炮火力不能到达的后山则布置第二道防线,这才是主阵地,守军的陆炮配备在这里。作战时,第一道防线仅仅稍作抵抗,诱敌来攻,即退往第二道防线,在那里,守军将用陆炮轰击占据第一道防线的法军,然后再集中兵力围歼其有生力量,收复第一道防线,逐敌下海。

实施这个战术以克敌制胜,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兵力充足,二是武器精利,而这恰好正是基隆前敌所缺乏的。

六月二十一日(11日),清政府收到刘铭传的告急电:

“兵单器缺,茫无措手。”当天有旨指示刘铭传调台南守军赴援台北:“闻台南兵数尚足,可否调赴前敌,著刘铭传酌度办理。”

可能是由于刘璈的态度消极,不予合作,加以法军封锁台湾海面,军队只能取道陆路迂回前进,所以刘铭传的调兵并不顺利,七月初九日(29日),他电告清政府:“曾调台南两营,廿余日始到一营。”

这一营,可能即是后来参加第二次基隆保卫战的陈永隆营。迟到的另一营、可能即是后来参与沪尾布防的柳泰和营。对于刘璈的如此做法,清政府十分不满,遂据刘铭传的请求,于七月十九日(9月8日)有旨派淮将周盛传渡台协助刘铭传,并“统办台南防务”,欲尽夺刘璈兵权,后因周盛传未能成行而罢。

由于增兵过少,加上战前基隆地区瘴疠流行,士兵多病,曹志忠、章高元等八营仅能挑选1200人作战,内中还有勉强抱病应敌者。兵力如此单薄,就给第二次基隆保卫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2)准备弃车保帅,撤基保沪。

六月二十四日(8月14日),原为“清流”中人的署理两广总督张之洞致电总理衙门,也从解救马尾危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台湾抗法战争的新思路:孤拔舰队如果在我国东南沿海乱窜,威胁很大,如能将孤拔舰队牵制在台湾,而不去窜扰东南沿海的其他要口,对中国更为有利。

如果台湾能吸引住孤拔舰队,马尾危机自然就会解除。也许是这种新思路启发了刘铭传,加上台北兵力缺乏,不足以同时兼顾两口的现实,使他产生了“撤基保沪”,以诱困孤拔舰队的新想法。

当时,台北诸军的军械粮饷均储于台北府城,而沪尾距台北府城只有三十余里,法军如占沪尾,则可溯淡水河直抵台北府城。基隆则距台北较远,且只有陆路相通,沿途丛山迭岭,小道崎岖,行走不易。基隆不守,一时还不会影响沪尾的安全;沪尾如失守,则会抄了基隆的后路,基隆就成了孤立一隅的绝地,也难守住。

而且沪尾防务又较基隆薄弱:

“其时沪尾只孙开华三营,刘朝祜一百余人,并张李成新募士勇一营,甫经到防,炮台尚未完工,又无营垒,地势坦平,无险可扼,危迫情形,不待旁言”。两相权衡,刘铭传决定“撤基保沪”:“臣早已优虑及之,曾函致孙开华、李彤恩,如果敌犯沪尾,臣即撤基隆之守来援,嘱令坚守以待。”

与此同时,刘铭传做好了撤离基隆的准备工作,如令协防基隆的擢胜营官杨洪彪预先将基隆八斗煤矿的机器拆卸下来,移至山后,并将煤矿房屋一并烧毁,轻装上阵,随时可以撤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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