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1日，星期六，横滨、东京地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商人和上班族还在办公楼里忙碌，家庭主妇们则开始烧火煮饭。因为是星期六，车站上排满了准备外出度假的人。中午近12时，突然，从地下传来一阵可怕的轰鸣声，紧接着大地开始上下抖动起来，随后便是一阵阵的摇晃。一向宁静沉稳的大地此时却躁动不安：左右摇摆，上下抖动、起伏，人们仿佛置身于峰谷浪尖的海面上的一叶小舟中，无法站立，无法走动，只能听命于那失去往日平稳的大地的摆布。
关东大地震时间并不长，可是地震后的大火却一连烧了三天三夜，直烧得天昏地暗，直到将火场内所有的东西都化为灰烬为止。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震级达到了里氏8.2级，由地震引发的火灾、海啸同样给日本造成了巨大损失。此次地震波及关东一府六县和山梨、静冈地区，其中东京市、神奈川县和千叶县南部受害尤其严重。地震震毁12万户，烧毁45万户，死亡及下落不明者达14万人。地震造成东京城内85%、横滨96%的建筑物不复存在；使日本1/20的财富化为灰烬，财产损失高达28亿美元(现值300亿美元以上)。其中，人口稠密的东京地区伤亡惨重，死亡7万余人。
消息传到中国，尽管国人“排日仇日”情绪强烈，但关东大地震突发，理智的中国人，没有幸灾乐祸、袖手旁观。大灾当前，国人深表同情，同时强调如果见死不救，还“记着前嫌，不愿援手，便是中华民族的大耻”。善良的中国人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从官方到民间，纷纷行动起来，向日本人民伸出援手。
北洋政府迅速行动，展现了极其罕见的高效率。当时的中国战乱频仍，国弱民穷，但北洋政府还是号召各界捐弃前嫌，不再抵制日货，捐款捐物，以减轻日本人民负担。同时下令暂免食品、药品、服装、卫生材料出口日本的关税。
9月2日，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中国政府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9月3日，北京国务院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一、致电驻日代办张元节调查灾情，并向日本政府慰问；二、致电神户中国总领事赶赴灾区调查、报告受灾详情；三、明令拨款20万元用于日灾救济；四、令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进行；五、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以解燃眉之急及红十字会赴日救援。同时发布大总统令，号召国人：“广募捐款，尽数拨汇，藉资拯济，以申救灾恤邻之至意。”
9月4日，北京政府特邀社会名流熊希龄、孙宝琦、汪大燮、王正廷等20余人，商讨救济日灾的具体办法，进一步明确：一、通令各省区筹款赈济；二、迅速运米30万石到日本急赈；三、解除粮食输出禁令；四、邀请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等。
9月6日，在北京政府的安排下，新任驻日代办施履本赴日本慰问并办理被灾华侨善后事宜。不久，曾担任留日学生监督的江庸东渡，“奉中央指令慰问日本震灾兼视察灾后情形，并为被灾华人请求善后办法”。
与北京政权对立的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对日本关东大地震同样抱以深切的同情。9月4日，孙中山大元帅特致电日本国摄政裕仁亲王(即日后的裕仁天皇)，表示慰问。电文说：“值贵国京城和国家遭受空前灾难，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之际，请接受中国人民的深切慰问。我深信日本举国必将本着素有的勇气与刚毅精神对待这一事件。”
已经下台的皖系军阀首领、号称“北洋之虎”的段祺瑞，也在天津成立了“救灾同志会”，通电北京中央政府、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和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团体，呼吁“广为劝募”救灾款物，赈济日本震灾。
与此同时，地方军政当局，函电纷飞，如雪片一样，驰达日本或驻华日领馆，对日本遭此大难深表同情。如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的张作霖，吉林督军兼省长孙烈臣，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吴俊升，江苏督军齐燮元、省长韩国钧，浙江督军卢永祥、省长张载扬，安徽督理马联甲、省长吕调元，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等军政要员，无不做出积极响应，“好义之声，一呼百应”。值得一提的是，清逊帝溥仪于日灾后也遣震灾慰问专使，至日本公使馆慰问，并向灾区捐助了款物。
诚然，官方对日本震灾的同情与慰问，既是道义上的促使，也是国际上外交往来的需要。不过，军政各派势力此时对日灾的积极回应及异口同声的论调，尤其是皖系与奉系对日灾非同一般的关注，这与日本是其“后台老板”有一定关联。
为援助日灾，内阁先后出台开弛米禁、加征海关常关附加税两个决议，然而其真实动机却遭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质疑，借机敛财是民众对两决议的共识。解除粮食输出禁令造成国内米价飞涨。浙江省长张载杨以浙省连年灾歉、无余米可运为由，直接回电予以回绝。
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组织医护队共26人，由理事长庄箓、医务长牛惠霖率领，携带药品、器械等，乘“亚细亚皇后”号轮，从上海扬帆东渡，赶赴日本抗震救灾，并与神户中华会馆合作资助华侨回国。
与此同时，北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特请中国医界前教育总长汤尔和、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长侯毓汶、陆军军医学校校长戴棣龄、前山东医学校校长孙柳溪代表总会赴日本慰问并协助日本赤十字社(又称日本赤十字会，为日本红十字组织）救护伤民。两支医疗队于9月8日同日出发，开始了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国际人道救援。
另外，演艺界筹款筹物，梅兰芳还进行了义演。在民间层面，北平、天津、成都等城市成立救灾团体。王一亭是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时，以上海为中心的援助活动的先锋。以米、麦开始，多次将许多救助物资送到日本。据统计，中国民间捐款总额超过100万元。此外，他还组织中国佛教徒对地震罹难者进行慰灵吊祭活动。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医队在东京从事医疗救护总计3个星期，其间，与日本赤十字社甘苦与共，精诚合作，“东京赤十字会（社）病院往日容病榻约四百五十具，自地震以后，复增病榻四百具，所诊病人，均为受火伤压伤甚重者”，其中“中国红十字会所担任医治者，计有病榻四十号”，他们尽心尽责，直到该院病人“病势伤势，均已恢复，无复须其诊治”，圆满完成任务。
中国政府和民间的赈灾活动，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表示感谢。日本首相加藤友三郎发表谈话称，中国人民的援助“是雪中送炭，令人感激不尽”。
对中国红十字会的热心捐助以及派遣医队漂洋过海、冒着风涛之险前往灾区救援的善行义举，日本各界由衷感激。离开日本前的10月2日，载仁亲王接见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医队，外务省为之送行，上上下下，感恩不尽。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医队回到国内后，神户商业会议所、日本外务大臣、日本赤十字社均发来谢函，表达诚挚谢意。
日本外务省司长冈部长景、外务省亚细亚局长出渊胜次、东京商业会议所会首藤山雷太等也来函称谢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远涉海洋，惠临东京，专心致力于救护灾民之事，特对于伤病者厚赐治疗，使我国人同深感泣。”
不仅如此，为答谢中国人民给予日本震灾的援助，日本还派出了以臼井哲夫、铃木富久弥、砂田重政、半泽玉城等组成的“超政府超党派之纯粹代表日本国民”的“国民表谢团”，10月20日起程来华答谢。“表谢团”首先抵达大连，而后赴奉天、天津、北京、洛阳、汉口、南京、杭州，11月21日到达上海，特别拜会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11月21日上午，驻沪日本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的“介绍信”送达总办事处，通报“敝国国民表谢团臼井哲夫、铃木富久弥、砂田重政、半泽玉城四君拟于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前赴贵会，敬表谢意”，恳请总办事处“拨冗接洽为荷”。客人远道而来，理当热情接待。
不言而喻，救护日本关东震灾，彰显了中国红十字会“尽救灾恤邻之天职，广大博爱恤兵之精神”。正如牛惠霖医务长在接受东方通信社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中国红十字会“派遣此种大规模之救护班于海外，实属从来所未见，是基于同文同种的情谊，及红十字社（会）本来人道的精神”。毫无疑问，中国红十字会扶桑救护的人道之举，“日人感激，列邦称赞”，对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有意义的，也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日本竟然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一些日本军民趁机制造谣言，诬称华人是地震的罪魁祸首，对华人进行打砸抢烧。据统计，在这次排华事件中，有700多名华侨被杀害，3000多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