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红军创建者、省委副书记郭洪涛，42年后长期靠边站，为什么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共先后创建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分别为刘志丹和谢子长。而西北革命也围绕他们事实上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并发生了一些冲突和矛盾。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拉起的队伍中既有旧军阀部队中的官兵，也有土匪武装、民兵团等，成分相当复杂。加之内部在一些斗争战略等方面有分歧，这直接导致了队伍内部战士们之间不够团结，甚至是冲突。

尽管内部和外部都有困难，但在刘志丹和谢子长的坚强领导下，西北地区的军队在对敌人的作战中，能够以大局为重，配合作战，先后多次取得粉碎敌人围剿行动的全面胜利。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成立，两个根据地终于实现了党政军统一领导。但不久后，谢子长便不幸牺牲，刘志丹成为了西北军委主席。经过长达半年的努力经营，两片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在当地有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力。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侦察连的连长梁兴初在《大公报》上看到了一则报道，上面写到了阎锡山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他指出：

“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

梁兴初看到后，急忙买了这张报纸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后，高兴不已，决定派人与在这里的红军联系。

这时的西北根据地内部正在经历着一场残酷的“肃反”运动，中央的到来就像一场及时雨，拯救了站在悬崖边上的陕北红军。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更是感慨：

“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当时，西北根据地正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这一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是中央指派的朱理治和聂洪钧，他们来到陕北后，就全面负责起了西北地区的党政军事务。

中央之所以指派朱、聂两人，是因为陕西省委向中央汇报了红26军组成成分复杂，大多是从土匪改编而来，还发生了抢劫群众的事件。

朱、聂二人来到陕北后，当时陕北的主要领导人郭洪涛在汇报工作时，又向他们提供了一些消极负面的消息。最终，朱、聂下定决心搞“肃反”运动。

很快，西北工委便被撤销，并成立了中共陕甘省委，朱理治出任书记，郭洪涛担任副书记，聂洪钧是军委主席。

1935年9月，“肃反”运动自上而下全面展开，原西北工委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均被逮捕入狱，许多重要领导和红军干部也都被扣上了“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起来。此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有超过200多人受到牵连，且错误的“肃反”运动还在变本加厉，他们甚至挖好了大土坑，打算采用活埋的办法杀害革命同志。

“肃反”运动不仅没有给西北根据地带来稳定，反而激化了内部的矛盾，根据地内部的主要武装力量几乎要爆发武装冲突兵戎相见了。

除此之外，根据地谣言四起，人人自危，军心涣散，地主、富农、军阀、国民党等势力趁机挑拨、煽动“反水”，老百姓对红军的信任也岌岌可危。

一场腥风血雨的杀戮即将到来……

就在这一生死关头，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长征抵达陕北，10月底，郭洪涛、程子华向中央汇报了西北根据地的情况。在得知“肃反”运动的情况后，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人当即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和解决问题的紧迫性。

周恩来明确下达指示：

“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与此同时，中央成立了五人委员会解决西北根据地“肃反”问题。很快，在中央的领导下，这场错误的“肃反”运动很快宣告结束，刘志丹、习仲勋等人也恢复了自由。

1935年11月30日，聂洪钧、郭洪涛等人受到组织处分，但考虑到他们对革命的贡献，只给予了警告。而其他领导同志都没有被处罚。这也导致党内“肃反”运动中受到冤枉的同志与朱理治、聂洪钧和郭洪涛之间结下了更深的结。

中共中央当时之所以作出这样不彻底的处理意见，主要是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肃反”运动相当复杂，牵扯的范围太过广泛。二是中央红军还没有站稳脚跟，而国民党当局已经开始了对红军新一轮的大规模围剿，红军面临的外部环境十分恶劣。三是涉及人员的特殊性，如果要彻底、广泛地处理责任人，势必要牵涉背后更深的力量。这样一来，不仅会进一步破坏红军内部团结，而且还将产生新的矛盾和分歧。

最终，经过多方考虑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个相对平衡的处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