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40年代，杭州有两次大型画展，主办方都向一个画家发出邀请，希望能展出他的作品。

这个画家也没有拒绝，每次都挑选了几幅作品参展。奇葩的是，两次参展作品都被偷了，画家得知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暗自高兴，因为连小偷都喜欢他的画。而他接下来的做法，更是叫人大跌眼镜。他在报纸上公开表示，偷画不算偷，爱画者大概算是知己，可直接上门，免费题款。这则公告一出，人们惊讶不已，而他，依旧安安静静做自己，画可爱的画，做可爱的人，过充满趣味的生活。这位画家，就是丰子恺。他说：“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他还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清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有这样的心态，所以，他看这世间，大多可爱。

丰子恺，原名丰润，又名丰仁。1898年11月出生于浙江石门镇。丰家是当地大户，家里开有染坊，所以丰子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颜色的世界里。他的父亲，对家族生意不感兴趣，一心读书科举，1902年，终于考上了举人，可是母亲去世，他丁忧在家，三年之后，丁忧结束，延续了千年的科举也废除了。没办法，只能在家乡开办私塾，丰子恺就是他的第一个学生。不到六岁，丰子恺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了一生的学习，从《三字经》到《千家诗》。在父亲为他选择的课本上，每一页都有一幅配图，丰子恺对这些图画比对文字更感兴趣，但他觉得黑白的图不太好看，想给它上点颜色，就从家里的染坊里拿来颜料，认真地给画上色。薄薄的纸张，被颜料浸透着，父亲见了，一顿责骂。但丰子恺并没有被吓到，那天晚上，他拿着颜料，继续给画上色。有一次，父亲晒书，丰子恺在父亲的藏书里看到一本“图画书”，就是《芥子园画谱》。9岁的丰子恺，如获至宝，他照着书中的画临摹、学习，画得越来越好，画得越来越像。他的画，成了家里独一无二的装饰品，被挂在卧室，他画的灶神被贴在厨房。后来，父亲因病去世，丰子恺被送去了另一个私塾，正式学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

1910年，石门镇推行新式教育，私塾变为学堂，课程设置更加现代化，还增加了体育、音乐等课程。但丰子恺最喜欢的，依然是画画。他逃避那些需要死记硬背的课程，一门心思投入自己喜欢的画画和做泥塑，自己给泥塑上色。然而，比起泥塑，他最喜欢的还是画画，学校里，老师不准画，他就偷偷地画，有些书不准看，他就偷偷地看。画着画着，他开始给同学们画像。后来，老师发现了，画得真好，就叫他照着孔子的像画一张更大的，挂在学校供学生膜拜。此后，他获得了一个“小画家”的绰号。大多数人小时候的梦想，都很简单，不是房子车子票子，不是名利富贵，而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大多数人长大了，就忘了。他们的心变得复杂，生活也就变得复杂了。

丰子恺慢慢长大，丰家渐渐没落，不再如之前那般受人尊敬。丰子恺的母亲，像许多传统的父母一样，希望儿子能靠读书出人头地，博取功名。然而，科举没了，怎么办呢？丰子恺成绩优秀，可选择的学校和专业都很多，但母亲和老师商量了一阵，觉得教书胜过其他职业，就让丰子恺报考师范学校。多年后，丰子恺感叹：“我那时候真不过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学生，胸中了无一点志向，眼前没有自己的路，只是因袭与传统的一个忠仆，在学校中犹之一架随人运转的用功的机器……我的母亲去同我的先生商量，先生说师范好，所以我就进了这里。”1914年，16岁的丰子恺，带着母亲的殷切希望，搭上了前往杭州的船只，成了师范学校的一名寄宿生。他不喜欢学校的那些规矩和限制，但他默默地忍受着，努力学习，堪称学习模范。初冬的一天，课都上完了，国文老师看见丰子恺还在教室里学习，很是赞赏。师生长谈，老师越发欣赏这个学生，甚至还给他取了一个笔名：“子恺”，意思是安乐的人。从此，丰润成了丰子恺。

此时的丰子恺，学习刻苦，名列前茅，又听话，就是老师眼中的模范生。但丰子恺有一个同学，名叫杨伯豪，此人特立独行，鄙视学校繁琐的规章制度，更是时常打破这些规矩，他对同学说：“我们不是人，我们是一群鸡或鸭。朝晨放出场，夜里关进笼。”这样的人，与规矩、听话的丰子恺，完全就是两类人。但丰子恺喜欢这个同学，喜欢他的独立自由，喜欢他的特立独行，得知丰子恺来师范，并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而是遵母命，杨伯豪痛斥丰子恺，只知道服从母命，完全不顾自己的内心和理想。杨伯豪不遵守学校规矩，不想上的课，坚决不上，而是看自己喜欢的书，老师给他记过处分，他不在意，甚至不屑于用生病之类的借口请假。最后，全校盛传，杨伯豪神（经）（病）了。杨伯豪也因不堪忍受而离开了。人生就是一场旅程，大多数人都只是路人，但有些人来了，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光，让你看到一些从前不曾看过的东西。

和杨伯豪的交往，让丰子恺看到了人生不一样的东西。不喜欢的东西，不应该总是忍受，而是反抗。但此时的丰子恺，还没找到反抗的力量，他郁闷、痛苦，却不得不继续忍受。杨伯豪的话，时刻在他耳边回响，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屈服，要反抗，多年后，丰子恺回忆那种震动，他说：“他的话刺激了我，使我突然悟到自己，最初是惊悟自己的态度的确不诚意，其次是可怜自己的卑怯，最后觉得刚才对他夸耀我的应试等第，何等可耻。”他感到，学校的教育只考虑将来怎样谋生，是一种明显的功利主义。那样的人生，一眼就看到头了，他不愿意那样过完一生。但人生该怎样呢？该做什么呢？他感到恐惧和迷茫，面对未来不知所措。就在他人生最困惑的时候，学校新的音乐老师和美术老师，再一次给丰子恺的人生带来光。这位老师，就是李叔同。

在李叔同的教导下，丰子恺进步神速，李叔同对他说：“你图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任教，没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以此为业。”这几句话，影响了丰子恺的一生：“当晚李先生的几句话，确定了我的一生。这一晚，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几十年来一直未变。”因为李叔同，迷茫中的丰子恺，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如同在寒冷的冬夜，感受到了灯塔的引导。从此，丰子恺将更多的精力都放到了绘画上。人生很长，在这条很长很长的道路上，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方向，是很难的。但一个人一旦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能忍受世界的很多东西。

我常觉得，一个好的老师，能够唤醒人的灵魂，让人更好的靠近自己，走进真正的自己。因为李叔同，丰子恺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他要画画，当艺术家。李叔同告诉他，要善于观察，要多观察。丰子恺就去学，他常常因为痴迷于观察、描绘颜面和姿势，忘了周围的一切，甚至有时候还在无意中冒犯了别人。很多人都不理解，觉得他傻了。但丰子恺并不在意，他观察路上的行人，观察卖东西的小贩，观察工作的售票员，他在寻常处收集人生的美好。他说：“时人不识予心乐。自己快乐，自己知道就行。”1918年，李叔同落发为僧，法号弘一。出家前，李叔同还告诫丰子恺：“你在艺术技艺上已大有长进，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最后要告诉你的，是一个比艺术技巧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颗艺术家必须拥有的艺术心灵。”他解释说：“有艺术的心而没有技术的人，虽然未尝描画吟诗，但其人必有芬芳悱恻之怀，光明磊落之心，而为可敬可爱之人。若反之，有技术而没有艺术之心，其人不啻一架无情的机械了。”1919年，丰子恺毕业了，他想继续深造，学习画画。可是，现实很快就给了他响亮的一巴掌。早在几年前，家里就给他定了一门婚事，毕业前夕，就在母亲的安排下完婚了。眼看家中经济日益困难，他还有妻子需要照顾。一句话，再也不能随心所欲了。但他依旧想给自己的人生多一点可能，所以，他拒绝了家乡稳定的工作，远赴上海，希望能找到一条脱离困境的路。人生很多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只要自己不放弃自己，我们就总有抵达的可能。

来到上海，他一边教书，一边画画。有一次，在一堂写生课上，他把一个青皮橘子放在桌子上，让学生照着画。可是突然，他感觉自己就是这一个青皮橘子，半生半熟，带着青皮被卖掉，给人家当作学画的标本。他决定，无论多么艰难，都要出国留学。于是，他东拼西凑，到处借钱，终于凑了一笔钱，飘洋过海，前往东京。在东京的前五个月，他上午学画，下午学日语。后五个月，他放弃了正规的日语学习，转而学习音乐和英语。当然，画画是不变的。他常常请假，参观美术展览，看演出，在图书馆大量阅读。他喜欢逛二手书店，有一次，他看到著名插画家竹久梦二的作品，西方的构图，东方的趣味，简练，优美。恰如竹久梦二说的：“从我记事起，我渴望的世界可以不‘真’也可以不‘好’，但一定要‘美’。”由于没钱，丰子恺的留洋生活，也早早地结束了，前后不到一年。回国后，他继续当老师，一边还债，一边养家糊口，此时的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多挣一点，他同时在两所学校兼课。后来，他应夏丏尊之邀，前往春晖中学担任老师。丰子恺住在白马湖边的一个院子里，他在院子墙边种了一棵杨柳树，便将自己的居所称为“小杨柳居”。这颗杨柳，成了他画中经常出现的景物，婀娜多姿，诗人俞平伯开玩笑说丰子恺是“丰柳燕”。他和朋友们就在这里饮酒聚会，丰子恺和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经常在白马湖相聚，有人戏称“白马湖四友”。这四位，都爱酒，而且最爱绍兴花雕。经常买来一壶酒，边喝酒，边聊天。白马湖的冬夜，松涛如吼。感受过自由，再回到讲台，板起脸来做先生，对丰子恺来说，是一件挺难受的事情，因此，他经常画画。他经常将自己喜欢的古诗词，用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他说这是“翻译”，有一回，夏丏尊看了丰子恺的“翻译”画，立刻被吸引了，高兴地说：“好！”

随后，朱自清也发现了，有一回，丰子恺和朱自清共赏画册，朱自清说：“你将来也印一本。”朱自清没想到的是，他这句话，就是丰子恺的将来。此时的丰子恺，不停地画，他的画展现在一些杂志上，郑振铎见了，很是喜欢，他说：“子恺不惟复写那首古词的情调而已，直已把它化成一幅更足迷人的仙境图了。”

1925年，郑振铎请丰子恺为《文学周报》定期供稿。郑振铎眼光独到，他选来做插画的作品，风格更加独特，他将其称为“子恺漫画”。从此，漫画一词，渐渐普及开来。丰子恺的画，也越来越动人，朱自清说：“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可是也有很多人不理解，看了丰子恺的画，觉得很奇怪，因为丰子恺画中的人，有些没有眼睛，有些四个手指头粘在一起。还有人评论说：丰子恺“不要脸”。对于这些人，丰子恺也不理会，不解释，他继续读自己的诗，画自己的画。他画《无言独上西楼》，画上一个穿着大褂的现代人，有人说：“这人是李后主，应该穿古装。你怎么画成穿大褂的现代人？”丰子恺说：“我不是作历史画，也不为李后主词作插图，我是描写读李词后所得体感的。”

他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活得有趣味，人的生活，应该由趣味维持，否则，就变成了单纯的生存了。所以，他喜欢孩子们，因为孩子们的生活，完全以趣味为原动力。孩子做什么，都是因为喜欢。

1927年，丰子恺年近30岁。岁月流逝，社会浮躁，丰子恺觉得自己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情感上，都和童真渐行渐远。“人生好比喝酒，一岁喝一杯，两岁喝两杯，三岁喝三杯……越喝越醉，越喝越痴、越迷，终而至于越糊涂，麻木若死尸。”已经三十岁的丰子恺，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他意气消沉，觉得很多事情都没有意义，彼时，世界一片混乱，而生命，又在快速流逝，最终的结果都是死亡，生存的欢乐和悲哀之下，是死亡的结局。这年9月，丰子恺请求弘一法师给他主持皈依三宝的仪式，从此成为居士，法名婴行。他出家做居士，却并不是与世隔绝，脱离尘世。因为他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不能抛家舍业。他只是要给内心找一个归宿。丰子恺说过：“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年纪越大，他越喜欢孩子，他说：“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

他和孩子们玩，他们看什么都那么有趣，他们的真实纯洁天真，让他感动。而长大了的人，年既长，物欲蔽其真。他为孩子们画画，简直成了一个儿童崇拜者。越是看到这个世界的虚伪和矜持，他越是喜欢孩子的真性情。

渐渐地，他试着通过孩子们的眼睛去看世界，并将之画出来。每天下班回家，妻子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拉着孩子在门口等他回来。一看见丰子恺，那高兴的喊叫，那么动人。“我看见世间的大人都为生活的琐屑事件所迷着，都忘记人生的根本；只有孩子们保住天真，独具慧眼，其言行多是供我欣赏者。”他也反思教育，觉得有些教育方式就是扼杀儿童天性。1933年，他回到老家，自己设计房子，房子建完后，取名“缘缘堂”。此后，他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定期外出旅行写生，画画。在这里，他创作了大量的画，写了很多文章，这是他的高产期。古人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丰子恺相信这句话，他觉得，所谓无益之事，就是感情、意气、趣味的要求而做的事。这些事不一定能带来现实的利益，但可以让一个人活得更像自己，而不仅仅是一个机器一样的存在。

平静美好的生活，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1937年，日本鬼子对浙江发动空袭，浙江危机重重，丰子恺被迫逃亡。这一年，丰子恺年近40岁。他本想寻求一处‘桃花源’，隐居避世，可他担心没有劳动技能的自己，无法适应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于是，他放弃了这种打算。在他逃亡的过程中，缘缘堂也毁于一旦。

一边逃难，一边画画，一边养家。有时候，他不得不重执教鞭，走上讲台。他在画画上，也提出了7个原则：一、不避现实；二、不事临画；三、重写生；四、重透视；五、重构图；六、有笔墨趣；七、合人生味。画画，成了他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卖画，成了他养家糊口最重要的手段。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丰子恺高兴，他立即画了一幅画，庆祝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他再次放弃了稳定的生活，奔赴江南。这又是一次逃难，很多人都不理解丰子恺为什么要这样，但他说：“全为实利打算，换言之，就是只要便宜。充其极端，做人全无感情，全无意气，全无趣味，而人就变成枯燥、死板、冷酷、无情的一种动物。这就不是生活，而仅是一种‘生存’了。”

重回江南的丰子恺，成了有名的“三不先生”：一不教课，二不演讲，三不宴会。他拒绝做官，不参与政府差事，宁愿卖画谋生。人活着，不能没有物质，但人生，不能只是为了物质而活着。

特殊时期，他被迫做公开的自我批评，对此前创作的作品全部进行否定。丰子恺照做了。他谴责自己，从三十岁以后，就没有稳定的工作，从不关心政治。他说自己过去写作，看重趣味，兴之所至，不问归处，而今回顾，就是个人主义。他否定了过去的自己，本以为能够就此过去，可事情没有过去，而是一系列灾难的开始。为了能为人民服务，五十多岁的丰子恺，开始学习俄语，进行苏联文化翻译，很少画画，1953年，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出版。他把大部分精力用来翻译，因为相对来说，翻译不容易引起争议。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66年，丰子恺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他的个人产业，让他被定性为地主，他的资产被冻结。已经长期患病的丰子恺，被要求每天去汇报思想总结。他的脖子上挂着吊牌，被写大字报。他的《护生画集》，本意是弘扬生命，使人向善，却被说成宣扬反动思想。他翻译的《猎人笔记》，被说成“歌颂沉溺于宴饮和打猎的地主阶级”。他翻译的《源氏物语》，被说成“津津乐道于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细节的黄色小说”。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他被要求进行体力劳动，清扫大街。

丰子恺的心灵，饱受摧残，然而，他没有为痛苦屈服过，他把这些苦难和不合理，看成一种修行。被关在牛棚，他觉得是参禅。被游街批，他当成是演戏。

有一次，刚被批完的巴金，被放出来时，看见丰子恺。巴金想，我都受不了，丰先生那样淳朴、善良的人怎么办？为纪念母丧，丰子恺留了长长的胡须，被剪了，他满不在乎地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每一次写书面检讨，他都认认真真，书法漂亮，这些检讨，被喜爱他书法的人偷走了。有时候，被带到公众场合游街，路人跟他友好地谈话，他高兴不已。一天晚上，他被拉过黄浦江游斗，在旁人看来，丢脸而痛苦，他却开心地说，这是黄浦江夜游。他和美术理论家邵洛羊被关在一起，两人谈论美术，谈论佛教哲学，纵论古今。觉得美中不足，原来是差了酒，于是，放开胆子让家里送来酒，被发现了，就说是治病的药酒。那段艰苦的时间，丰子恺每天都按时“上班”，久而久之，身体竟然更好了。他给儿子说：“我因天天上班而身体健康了。近来只觉得烟、酒、饭，都味美，此即健康之证。”他必须在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学习毛选，学习语录，抄写思想交代。但他总是想方设法搞“地下工作”，在花园中浇灌花草，写一点散文。有时候，以学习毛选为幌子，偷偷写古体诗。谈到这一切，他幽默地说：“好在我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足以抵抗。”

1975年，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手臂麻木，低烧不退。随后，被诊断为肺癌，已经转移到脑部，所以，他半边身子都不能动了，说话都困难。这年9月15日，丰子恺离世，享年77岁。世俗很无趣，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无趣。然而任何时代，都有人活得有趣。

人生若如丰子恺，生活处处皆可爱。丰子恺一生都在追寻趣味，想要活出真正的趣味，所以，他宁为无益之事，宁做无用之人。他的生活，是有趣的。他把这种有趣，诉诸笔下，所以，在他笔下，凳子怕脏，天真的孩子就给凳子穿上可爱的鞋子。

天上的云，会变成美好的形状，给人安慰。

孩子们在乱涂乱画的时候，猫咪就在旁边安静地欣赏。

那些寻寻常常的小事，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变得非常有趣，可可爱爱，有了欢喜。他说：“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觉得人生太难，他就说：“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他的一生，有许多苦难，但他都坦然面对，他像大人一样求生存，教书，卖画，都是为了生存。但他却像小孩一样生活，看这世界，总是可爱。

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生活太难，太复杂，是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利益，都是生存，我们总是在权衡，却忘了欣赏，看云时，我们觉得云不能吃；读书时，我们会想着能不能赚钱。我们只看到有用之用，看不到无用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