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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初，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和蒙古青年团中央，给外蒙古各地党团组织下达了“关于在喇嘛中的工作”通函，重点规定了运动过程中的宣传动员事宜。

通函要求，各地党团组织和政府机构在同喇嘛阶层作斗争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宣传动员工作，须知，喇嘛教在意识形态上敌视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其他所有宗教一样“是反革命的”。

但是，鉴于蒙古阿拉特（农牧民）群众大多信奉喇嘛教，同喇嘛阶层的斗争将会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任务，为此，在动员宣传过程中对阿拉特群众要“避免反喇嘛教的提法”，而是要将喇嘛教解释为“反科学、反革命学说”的性质。

对于具体在阿拉特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内容，通函作了详细的规定：

第一，在阿拉特群众当中普及关于将喇嘛教从蒙古国家事务中剥离的法律，并向阿拉特解释，蒙古党和政府不是进行了反对宗教的斗争，所有针对喇嘛的措施都是为了铲除喇嘛阶层对阿拉特阶层的剥削和特权，同时也要向阿拉特牧群众揭露喇嘛阶层的阶级属性和剥削特点，重点指出寺庙喇嘛依靠剥削阿拉特生活，寺庙和庙宇产业的牲畜等财产收入也源自于对阿拉特群众的剥削。

第二，必须要向阿拉特群众指出，寺庙喇嘛的上层分子将寺庙的大部分财产攫为己有并挥霍浪费，且准备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敌人——“中国军国主义者”相勾结，为此蒙古党和政府将向喇嘛征收专门的税收，要使阿拉特群众明白，所有征收的税收将用于改善阿拉特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条件。

第三，各地党团组织和政府机构在宣传工作中应当使阿拉特群众明白，寺庙长期以来在蒙古是唯一的文化中心，寺庙从未试图在蒙古边远的地区进行文化传播，相反，寺庙喇嘛认为自己是拥有知识文化的特权阶层，甚至阻挠阿拉特青年进入蒙古政府组建的学校中学习，其目的是让所有的阿拉特群众像过去一样没有文化——以便对他们进行剥削，此外，应当向阿拉特群众揭露寺庙通过为阿拉特群众和牲畜治病来敛取钱财的行为。

针对在阿拉特群众中的宣传鼓动方法和工作形式，通函也有明确的操作性规定：

其一，每一名党团员在自己周围的阿拉特群众中进行“持续不断的宣传”，并向基层组织负责部门和人员进行详细的汇报，由各地区委员会汇总形成定期的书面报告，在此基础上各地组织专门的阿拉特群众大会，会前注意培养“专门的积极分子”，同时在会议上就喇嘛问题进行专门的报告，以形成反对寺庙喇嘛的运动氛围。

其二，在妇女中进行专门的宣传动员，并召开多种形式的妇女工作会议和大会，向妇女们讲明“寺庙控制了蒙古四分之一的男性居民，不仅破坏了蒙古群众的家庭加重了妇女的劳动负担，而且如果是男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从母亲身边夺走，送往寺庙”。

应当让蒙古妇女明白，蒙古党和政府发起反对寺庙喇嘛斗争运动的重要目标是“让每一个妇女都能建立自己的家庭并过上自己的生活”，抓住“妇女对寺庙里的年轻人感兴趣的特点”，促使妇女“成为反寺庙斗争的首倡者和发起人”，由妇女进行带头宣传，推动寺庙的喇嘛还俗工作。

其三，组织党团员对喇嘛的父母进行“单独的谈话”，要推动喇嘛的父母“让自己的孩子离开寺庙”。

1930年5月15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和蒙古青年团中央向各地党团组织下达了“关于在喇嘛中工作”的秘密指示，核心要点是通过召开喇嘛会议等方式，推动喇嘛还俗和“庙宇产业运动”的展开。

首先，在召开喇嘛会议之前，充分做好对阿拉特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各地视具体情况，每月召开一次阿拉特群众大会，在大会上就喇嘛问题进行报告并做出相关决议。

此后，同底层贫困喇嘛进行“个别私人谈话使他们了解党和青年团的政策主张”，“谈话不是一次结束，而是要持续好几天的谈”，向贫困喇嘛解释清楚，寺庙当中存在的“贫富差距”，以将贫困喇嘛争取到革命的一方。

在召开喇嘛会议前的几天里，挑选不少于20名的老人和妇女党员组成专门的“积极小组”，并进行“培训”，以在会议上同喇嘛进行“交谈”。

对于希望还俗和获得寺庙财产的喇嘛们，“帮助他们写好脱离寺庙的声明”，但是“注意所有的声明不要完全相同”，并且让准备还俗的喇嘛们在喇嘛大会上公开宣读还俗的声明。

其次，召开喇嘛会议，宣读蒙古党和政府关于在签署合同的基础上将庙宇产业的牲畜转交阿拉特贫民和集体农庄放牧的决定，同时宣布寺庙必须给予还俗的喇嘛牲畜财产的决定。

寺庙对于还俗喇嘛的财产拨付标准是：

贫困和无产的喇嘛，每人8胡比的牲畜财产，对于有牲畜财产但不足8胡比的喇嘛，寺庙须补足至8胡比，寺庙中无论是5岁小喇嘛，还是年过七旬的老年喇嘛，均有获得庙产的同等权力，携带寺庙牲畜财产还俗的喇嘛可以加入集体农庄，处于学龄期小喇嘛的应得财产将被用于其就读的世俗学校。

同时注意选举二到三名贫困喇嘛代表进入喇嘛会议主席团。组织20岁以下喇嘛的单独会议，并且不让高级喇嘛参与。各地党团组织须安排专人“将那些在喇嘛会议上没有坚定表明意见喇嘛的名字记录下来”，并将这些意向不明的喇嘛编入那些坚定还俗的喇嘛小组中进行“单独交流”。

在会议休息期间，为参会喇嘛们播放话剧、电影，并且组织喇嘛参与各种游戏活动，同时以问答的形式组织喇嘛就政治问题进行讨论，可以给予喇嘛小礼品进行奖励。

最后，喇嘛会议之后，全面落实并推动“庙宇产业运动”的展开，督促寺庙尽快拨付给还俗喇嘛以应得的牲畜财产。

让已经还俗且获得寺庙财产的贫困喇嘛在其余未还俗的喇嘛中进行鼓动宣传。吸收还俗的喇嘛进入扫盲班，并培养还俗喇嘛的政治意识和素养，做好整体运动的后续巩固工作。

按照上述“通函”和“秘密指示”的要求，外蒙古各地迅速展开了针对寺庙喇嘛的斗争运动，整体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展开，一方面进行“庙宇产业运动”即在签署合同的基础上将寺庙牲畜交由集体农庄成员、阿拉特个体户进行放牧，一方面积极推动寺庙喇嘛携带个人财产从寺庙还俗。

整个1930年夏、秋两季，外蒙古各地均在大规模进行的“庙宇产业运动”和推动喇嘛还俗运动。

根据事前签署的合同，寺庙将牲畜交由集体农庄成员和阿拉特个体户进行放牧，放牧各项收入产品所得的60%归放牧者所有，其余40%交由寺庙。

苏联从蒙古内防处获得的统计资料显示，截止到1930年9月，通过“庙宇产业运动”共从寺庙手中将197.6691万头各型牲畜转交给集体农庄和阿拉特个体户进行放牧，其中集体农庄共获得了132.7165万头，阿拉特个体户共获得了64.9526万头，寺庙手中还掌握约100万头。

而携带各自份额牲畜财产还俗喇嘛的数量也超过了1万余人。

总之，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寺庙掌握牲畜的80%被“转交”给了集体农庄成员和阿拉特个体户放牧，还俗喇嘛的数量也超过了10%。

实际上，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八大”确立左倾激进发展路线的整体背景下，各个地方在落实前述“通函”和“秘密指示”过程中均采取了强制的行政干预措施。

前德门乌拉省发布了将所有年龄不满18岁的喇嘛从寺庙中强制迁出和禁止寺庙喇嘛从事商业贸易的命令。

汗泰希尔乌拉省发布了禁止喇嘛阶层从事运输业和商业的命令，同时将小的寺庙合并到大的寺庙当中，试图以此将辖区内的寺庙喇嘛聚集到“不多的几个点”，进而“将阿拉特群众从喇嘛阶层的影响下解放出来”。

此外，该省还出台了禁止寺庙收集捐赠品的命令。车车尔勒格满达勒省则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省内寺庙中所有年龄不满24岁的喇嘛全部还俗。包格道汗乌拉省同样命令不满18岁的喇嘛全部还俗。

如此强力措施作用下，自然引起了喇嘛阶层的强烈不满。从1930年3月开始，外蒙古西部地区以前德门乌拉省为核心的寺庙喇嘛便秘密酝酿起义，起义于6月前后全面爆发。起义喇嘛打出了“反对没收寺庙财产”、“打倒蒙古人民革命党”、“保卫民族和宗教”的口号，直至8月份起义才被镇压下去。

根据时任蒙古人民共和国内防处长额尔敦布奥其尔，发往莫斯科的报告显示，总计有400名起义喇嘛被打死，事后逮捕了46名组织起义的上层喇嘛，其中13人被枪毙。

虽然前德门乌拉省的喇嘛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但引起莫斯科关注的是有不少阿拉特农牧民也加入到了起义喇嘛的队伍。

为此，1930年7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外蒙古喇嘛问题的最新决议，意在纠正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寺庙喇嘛的“过火”行为。

决议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暂时不要将寺庙财产国有化，针对喇嘛阶层中的不同成员实施分化瓦解、区别对待的方针，鼓励喇嘛自愿还俗，对于自愿还俗的喇嘛给予免除赋税和暂时免服兵役的优待，同时指示在蒙古各地工作的苏联指导员和顾问“帮助”蒙古政府纠正对喇嘛政策中的“偏差”。

显然，莫斯科在为外蒙古各地如火如荼进行的反对喇嘛阶层斗争运动“降温”。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7月25日关于喇嘛问题最新决议的做出，标志着第一阶段“庙宇产业运动”的结束，从1930年9月到1931年春，整个反对喇嘛基层运动开始进入了短暂的“调整期”。

1930年10月28日，莫斯科再次“建议”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在反对寺庙喇嘛的运动过程中重点使用分化瓦解的斗争策略和区别对待的方针，尤其对于同中国接壤边界地区的寺庙喇嘛更要“特别谨慎”。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根据莫斯科的最新意见，接连向各地方下达了10余道命令。

核心要点是让各个地方的党团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明白，反对寺庙喇嘛的斗争与反对封建主阶层的斗争有着根本的不同，不允许各地对寺庙采用强迫的行政命令方法。

要求各地在开展反对寺庙斗争的过程中重点运用分化瓦解的斗争策略，充分动员和使用阿拉特阶层本身的力量，通过召开阿拉特会议和贫困喇嘛会议以及组织阿拉特群众在寺庙前进行游行示威等方式，形成整个蒙古社会对喇嘛阶层的压力。

不过，“矫枉过正”，外蒙古各地倒是坚决落实了莫斯科关于避免在同寺庙喇嘛斗争过程中“过火”行为的指示，但如同切尔诺莫尔季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接获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多次命令之后，外蒙古各地政府部门“将任何针对寺庙喇嘛的革命手段都视为过火行为”，外蒙古上下对于开展“庙宇产业运动”均持“无足轻重的机会主义态度”，整个“庙宇产业运动”事实上停止下来。

为了执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7月25日关于避免“过火”的决议，苏联指导员们“帮助”外蒙古制定了一系列旨在缓和调整的方针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推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做出了关于要求寺庙将所有大牲畜的15%和小牲畜的30%出售给蒙古政府的决定，也就是蒙古政府以购买的方式收购寺庙手中的上述牲畜。

事实上，寺庙手中的牲畜绝大多数都以和约的方式交由集体农庄成员和阿拉特个人户放牧了，也就是说，寺庙手中此刻并无牲畜，因此，各地寺庙籍此机会纷纷要求将牲畜从集体农庄和阿拉特牧民受中收回。

1930年冬天，在苏联指导员的“指导帮助”下，外蒙古各地都在致力于推动将集体农庄成员和阿拉特个体户手中放牧的寺庙牲畜交换给寺庙，以便蒙古政府从寺庙手中收购。以执行此项决议最彻底的东方省为例，可以看出，1930年东方省从寺庙手中获取放牧的牲畜总计34.7186万头，截止到1930年11月只剩下4.5722万头，保有剩余率只有13%。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字只是“账面”上的数字，不包括放牧牲畜中死亡的牲畜。

可以看出，东方省集体农庄成员和阿拉特单干户放牧寺院牲畜的“死亡”数达到15.0282万头，尤以山羊的“死亡率”为最高。

实际上，所谓的“死亡率”是集体农庄成员和阿拉特单干户故意虚报的数字，目的是为防止寺庙收回自己所放牧的牲畜，也就是说，“死亡的牲畜”恰恰就是被集体农庄成员和阿拉特单干户所“私留”的牲畜数字，如此，这些牲畜就变成集体农庄成员和阿拉特单干户的“私有财产”了，显然，苏联指导员和蒙古地方政府对此是持“默许”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此种情况说明，莫斯科成功地将主要矛盾由苏联支持下的蒙古政府同寺庙喇嘛的矛盾转移到了集体农庄成员和阿拉特单干户同寺庙喇嘛的矛盾，因为无论是集体农庄成员还是阿拉特单干户显然不愿意将所放牧的牲畜交还给寺庙，这种对寺庙喇嘛的“斗争”和“对抗”意识显然是苏联方面所希望看到的。

以东方省为例，扣除“账面”剩余率和“死亡率”，可以得出，寺庙实际收回的牲畜数量为15.1182万头，占总放牧数量的44%。也就是说，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7月25日决议和蒙古政府接连命令以及苏联指导员的“指导帮助”下，东方省的寺庙将交由集体农庄成员和阿拉特单干户们放牧牲畜的44%进行了收回，以出售给蒙古政府。

据切尔诺莫尔季克报告，整个1930年冬天，外蒙古各地寺庙收回了交由集体农庄成员和阿拉特单干户放牧牲畜总量的20%，总计数量超过了40万头。

然而，外蒙古各地寺庙实际上并未将收回的性畜完全售卖给蒙古政府，而是大量地“挥霍浪费”，甚至将收回的牲畜和合同之外的牲畜转交给富农放牧。

外蒙古各地对待“庙宇产业运动”的“投机主义态度”和寺庙将收回的牲畜大肆挥霍浪费的行为，促使莫斯科再次调整了对外蒙古寺庙喇嘛的策略方针。

1930年1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致信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强调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当前面临的主要政治经济任务，并且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改正过去工作中的不足，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继续推动实施将寺庙牲畜转交给集体农庄和阿拉特牧民放牧的运动，在法律框架内禁止寺庙将牲畜交由被没收财产的富农和封建主放牧，并且同寺庙藏匿牲畜财产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此外，加强蒙古人民革命党对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领导，进一步对喇嘛阶层分化瓦解。

1930年12月26日至1931年1月13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乌兰巴托召开，会议总结了“八大”以来的各项政治经济运动，再次肯定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八大的正确性，进一步确立了左倾激进的发展路线。

针对寺庙喇嘛，会议提出了进一步开展庙宇产业运动，继续推动喇嘛还俗工作的任务，以“进一步深化蒙古的革命运动”。

由此，针对喇嘛阶层的政策“调整期”结束，外蒙古各地再次发起了对寺庙喇嘛的激烈斗争。外蒙古反喇嘛阶层的斗争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巩固强化”阶段。

1931年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正式废除了，关于将集体农庄成员和阿拉特个体户放牧的寺庙牲畜，交还给寺庙并由蒙古政府进行收购的决议。

1931年6月蒙古政府颁布了，禁止寺庙将牲畜转交给富农放牧的法律，也就从法律上截断了寺庙转移牲畜的渠道。1931年夏，蒙古各地发起了“巩固增强庙宇产业运动”。

相较于过去，1931年夏发起的巩固运动，不再以签署合同的形式将寺庙牲畜交由集体农庄和阿拉特牧民放牧，而是“进一步向寺庙施压，集体农庄成员和阿拉特牧民所放牧的寺庙性畜形式上不再还给寺庙，本质上作为集体农庄和阿拉特牧民的财富”，也就是明确规定了集体农庄和阿拉特对所放牧寺庙牲畜的所有权。

对于喇嘛阶层本身，蒙古人民革命革命党中央则要求各地加强分化瓦解工作。

除了第一阶段的各式宣传工作和相关会议之外，广泛吸收底层贫困喇嘛中的“积极分子”进入了各地基层组织“领导岗位”。同时，对于还俗的喇嘛进行积极的安置工作，推动还俗喇嘛携带牲畜财产加入集体农庄，仅乌兰巴托一个企业就为200名还俗的喇嘛提供了工作岗位。

此外，对于寺庙拖延拨给还俗喇嘛应有牲畜财产的行为，由当地政府强制寺庙执行。如此，仅1931年夏天，总计有1.2万名寺庙喇嘛还俗。

1932年2月7日，苏联派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指导员普里耶热夫向莫斯科发回了关于蒙古人民革命党反对寺庙喇嘛斗争的总结报告。

普里耶热夫在报告中指出，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展的“巩固增强庙宇产业运动”不允许寺庙收回被放牧的牲畜，从根本上改变了寺庙同被放牧寺庙牲畜之间的隶属关系。同时，蒙古政府于1931年向寺庙发起了征收军事税和庙宇产业税的运动，对于底层喇嘛免除征税，提高针对喇嘛上层的税率，进一步打击了寺庙喇嘛的经济势力。

此外，蒙古司法机构介入到了整个运动之中，大量喇嘛上层的财产被判决充公。

1932年2月21至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召开了关于蒙古问题的专门会议，根敦在会议上汇报了1929年以来蒙古人民革命党，反对寺庙喇嘛阶层斗争所取得的成果。

根敦指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和政府先后发起了“庙宇产业运动”和“巩固增强庙宇产业运动”，通过将寺庙牲畜转交给集体农庄成员和阿拉特单干户放牧的方式，总计从寺庙手中没收了216.5084万头各型牲畜，从寺庙征收的庙宇产业税计400万图格里克，军事税为150万图格里克。另外，有超过3万名喇嘛携带牲畜财产还俗。

在反对寺庙喇嘛运动发起之前，寺庙手中掌握的各型牲畜为303.4566万头，系列运动之后，实际没收了216.5084万头，没收率达到了71%。

此外，蒙古政府以税收的方式从寺庙手中没收了500万图格里克的财产，很多寺庙为了交税，将祭祀用品和雕像拿到集市上售卖。苏联通过指导外蒙古发动反对寺庙喇嘛的运动，无论是从经济基础还是对于喇嘛本身，都给予喇嘛阶层以沉重的打击，应当说，喇嘛阶层作为外蒙古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要一环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因左倾激进发展路线下大量行政“过火”措施的实施，1932年春天，外蒙古几乎全域内爆发了起义，为了缓和外蒙古内部局势，苏联在外蒙古实施了“新路线”，对于寺庙喇嘛的压力一度缓和。

直到1930年代末，苏联在外蒙古发起了“大清洗”运动，伴随着大量喇嘛的被逮捕枪毙，寺庙的影响力才被几乎完全清除。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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