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战国晚期的著名商人、思想家和政治家，曾官至秦国丞相。

在丞相位上他先后辅佐秦庄襄王和秦王嬴政长达十三年，为秦国国力的增长和秦国一统天下立下了汗马之功。

在秦国的经济改革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经济管理才华和商道智慧，引领秦国通过改革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那么，吕不韦的改革体现在哪些方面？他是如何改革的？对后世又有何影响呢？

吕不韦原本并非秦国人，而是出生在卫国的濮阳，祖上和父辈均以经商为生。吕不韦寒窗苦读十年，对仕途一直满怀憧憬。

可无奈，当时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十分卑贱。吕不韦尽管家财颇丰，但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入仕之途希望渺茫，在多次碰壁后他愤而继承从商家业、放弃入仕努力。

颇具商业头脑的青年吕不韦很快便找准了从商的方向和一桩投资生意。他不惧艰辛，从鲁国曲阜以低价贩运水蜜桃至家乡濮阳，再以高价出售，盈利不菲。

但好景不长，当他继续做同样的买卖时，有一次遇到连降暴雨，运送水蜜桃的船只被耽搁在路上，船上所有鲜桃因存放时间过长而溃烂。

这次意外令吕不韦血本无归，但并没有让他在商场上心灰意冷。意志坚强的吕不韦开始筹谋他的第二笔生意。他开了一家绸缎店，经营绸缎买卖。

当时绸缎生意竞争比较激烈，同行之间相互压低价格的现象时有发生，加上吕不韦的经营规模不大，很快他便感觉在竞争中有些招架不住。

他主动改变绸缎生意的坐商传统，即不再坐等顾客进店购买，而是自己挑着绸缎到集市去叫卖。

尽管这种做法奔波劳累、获利微薄，吕不韦却乐此不疲。他常年招揽市集生意，只要有利就成交，因此资金周转得很快。

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市集中更加贴近顾客，他牢牢抓住了比其他绸缎生意竞争者多得多的客户资源。经过几年辛苦奋斗，吕不韦借绸缎买卖赚取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永不满足现状的吕不韦没有见好就收，而是继续琢磨着如何在商场上赚更多的钱。他通过跑绸缎生意结识了一位江湖艺人，此人多次去过匈奴，对匈奴的情况比较了解。

而匈奴对像吕不韦这样的中原人士来说普遍比较神秘。在这位江湖艺人的指点下，吕不韦想到了带着绸缎去匈奴换取马匹、再将马匹贩卖去邯郸的生意门道。

当时绸缎在以游牧为主的匈奴十分畅销，售价也不菲，而马匹价格比中原一带要便宜许多。吕不韦如此往返倒卖了几年，获利丰厚。

在此过程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商机。战国末期，玉器十分珍贵，同时其用途又非常广泛，无论是祭祀活动、社交场合，还是服饰搭配，都对玉器有巨大的需求。

然而，经营玉器者却寥寥无几。这个经营冷门却是消费热门的行当立即引起了吕不韦的注意。

他抓住时机，从玉田低价收购玉器，将大众化的普通玉器以稍高于收购价的价格卖给普通百姓，将高端的珍稀玉器则以高于收购价数倍的价格倒卖给达官显贵或富裕人士，从中获取了比贩马更高的利润。

已经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富商的吕不韦不甘心一辈子经商，他决心用他现有的财富和非比一般的智谋重返仕途、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

有一次，他向父亲问道:“耕田可获利几何?”父亲说:“获利十倍。”吕不韦又问:“贩珠宝可获利几何?”父亲说:“获利百倍。”

吕不韦接着问:“如儿能辅立一人成为掌握江山之王，可获利几何?”曾久经商场的父亲听到此言，惊诧得一时语塞，镇静后回答道:“获利不可计。”

吕不韦会心一笑，向父亲道明了弃商从政的决心，开始了一场大胆的风险投资游戏。

他以“奇货可居”为思想指导，将当时很不起眼、以人质身份寄居赵国的秦国王子子楚作为投资对象，不惜倾尽家财帮子楚运作，使子楚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返回秦国继承王位。

至此，吕不韦的这次风险投资终于获得了“获利不可计”的回报。他当上了不可一世的秦国的丞相，被封为文信侯。

秦王嬴政继位后，更尊崇吕不韦为“仲父”。吕不韦成为秦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人物，位极人臣，掌握国权长达十三年。

也正是在这十三年间，吕不韦的从政抱负得以实现，他的经济才华和经商头脑得以施展，通过引领秦国经济改革，一举奠定了秦国一统天下的物质基础。

吕不韦以他多年从商的经验，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各学派观念，提出了一系列适合秦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改革措施，并组织上千门客撰写了包含其经济改革思想内容的《吕氏春秋》，成为后世研究吕不韦经济改革的珍贵史料。

吕不韦的经济改革从被称为“封建经济之根本”的农业开始。吕不韦充分肯定其前辈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措施进一步巩固商鞅变法的成果，强力推行封建土地私有制。

他认为，在奴隶制土地所有制下，奴隶被强迫进行集体劳动，奴隶劳动的收益却没有丝毫保障，所以劳动效率十分低下。

与之相比较，封建土地私有制让农民在非强迫的宽松环境下劳动，而且收益可控，极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也显著提升。

所以，吕不韦力主扩大封建土地私有制的范围，彻底消除商鞅变法后的奴隶制残余，从根本上扫清封建农业经济的发展障碍。

在根本经济制度确立之后，吕不韦统筹规划，亲自从宏观上安排百官及国君的农业管理事宜。

他指出，根据秦国的自然环境，农业生产应以一年为周期，即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他撰写《十二纪》，根据农业生产周期的不同任务合理安排举国上下的农业活动和管理模式。

其中特别强调，统治阶层负有农业管理的直接责任，相关部门要有一整套行政管理措施对农业进行指导监管。

受技术条件所限，当时的农业经济仍然完全受自然环境影响和限制，但吕不韦提出的以行政手段有效加强农业生产管理、科学实施生产，在最大程度上对农业摆脱自然环境因素具有积极作用。

在上层管理机制建立起来之后，吕不韦开始着手下层农业劳动力队伍的强化与稳定工作。他认为:劳动力因素是农业能否搞好、国家能否兴旺的基础性条件，强化并稳定农业劳动力是农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将这一基础性条件打造好、将这一农业改革内容顺利完成好，吕不韦采取了限制农民擅自外流、离开土地的措施，让农民固守土地和农业生产，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来稳定农业这一国家之本。

他还向地方政府下令，禁止地方官员利用职权将农民从土地上征调出来从事与农业无关的事项。

为避免不可预料的天灾所导致的饥荒和农民流散，吕不韦以官仓、民仓、神仓等多种形式于粮食丰收时节广建仓廪储粮，如遇到农业歉收，便在各地放粮遏制饥荒及其蔓延。

他还将这一举措昭告秦国全境，让秦国的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时没有后顾之忧，劳动积极性也更加旺盛。

在引导农民积极生产的同时，吕不韦还十分注重总结、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千方百计提高农业产量。

在《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土》、《审视》等已知中国最古老的农业技术论著，其内容涉及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良种培育、土地质量改良、耕作保墒等多项有利于产量提高的技术或技术理念。

除此之外，《吕氏春秋》几乎从头至尾都谈到了农业生产，即便在谈到吕不韦的商道理念时也不忘农业之本，足见农业在吕不韦经济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说明农业是吕不韦经济改革的首要领域。

吕不韦的经济改革还深入到了国家赋税管理领域。尽管其赋税改革的内容并不具有完整的系统性，但在那个年代的诸国改革中可谓是耳目一新。

例如《吕氏春秋》中的《孟夏》篇就记述道:四月末，桑蚕之事结束后，养蚕人无论长幼贵贱，只要出售蚕茧都必须上缴蚕茧税，上缴税额的多少由养蚕人名下的桑树数量决定，所收税金用于祭祀开销的一部分。

从这一记述内容至少可以看出两个问题，首先，吕不韦的赋税管理改革尊崇收税平等原则，税务负担公平、不分贵贱、标准统一。

这是中国古代国家赋税管理的一大进步，有利于民怨舒缓和国家税收的增加。其次，吕不韦的赋税管理改革主张专税专用原则，明文规定税金的开支去向。

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统治阶层滥用征税权对百姓横征暴敛。吕不韦的赋税管理改革实际上体现了他民本思想中轻徭薄赋的理念，在封建社会初期的大环境下实属不易。

商道出身的吕不韦获得秦国治国理政大权后，自然会在商业领域进行广泛改革。他始终认为，商业是百姓生活得以保障、社会互通有无的重要经济活动。

为了促进秦国商业的发展，并最终提升秦国的经济活力，吕不韦至少提出过两项重要的商业改革措施。一是取消商业税、开拓商道、确保物流畅通。

取消商业税尽管表面上降低了国家财政税收，但却招商致远，吸引了大批商客云集秦国，促进了市场繁荣，而市场繁荣不仅足以弥补财政税收在商业领域的损失，而且还给国家带来了滚滚财源。

开拓商道、物流畅通为正常的商业运转提供了有利环境，极大降低了商业运营成本。二是改革钱币铸造，增加货币在市场中的流通量和供应量。

商业经济的发展要求货币在商品流通和交换中的地位上升，货币日益成为秦国国家和百姓财富积累的基础和象征。

河南洛阳是吕不韦当上丞相后的封地，于是他就在那里开设作坊，专门铸造钱币。由于吕不韦被封为文信侯，所以从他的作坊里流出来的钱币也被称为文信钱。

这种钱只在洛阳一带流通，但极大促进了洛阳的商业发展，同时也开创了封建社会私人铸造钱币的先河，是世界货币改革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