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个狭小的岛国，由4个大岛与3900多个小岛组成，总面积37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东北面积的1/3。在这个岛国上，山地与丘陵占全国总面积的71%，耕地仅占 16.4%，沿海的平原狭小而分散。由于每年降雨量较多，耕地受到严重侵蚀，大部分变成了酸性的贫瘠土壤。日本自然资源贫乏，地震、火山活动频繁，暴雨、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直到19世纪中叶，日本仍然是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1868年，日本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政权德川幕府被推翻，以明治天皇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联合地主阶级建立起天皇制专制政府，开始实行资产阶级改革，日本历史上称之为“明治维新”。 此后，日本的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发展。但由于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残余势力并没有被铲除，农民仍然受到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造成市场狭小，加之本国自然资源极其贫乏，致使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原始积累相当困难。于是，日本统治集团便把目光移向了与日本有着传统友谊的邻邦中国。中国这块“肥肉”让日本望而垂涎。在西方列强肆无忌惮地瓜分中国的时候，日本早已迫不及待。 1869年，明治天皇发表了一封御笔信,宣布:“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制定了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大陆政策”分为五个侵略步骤:第一步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满蒙地区(东北与内蒙古地区);第四步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步征服全世界。 明治政权的建立及其政策，根本不是什么“强兵富国”之路，而是把日本推上了违背世界人民利益，也违背日本人民利益的军国主义道路。 日本开始增加军费,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并用“武士道精神”奴化人民，欺骗人民为天皇效忠。 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台湾;1875年入侵朝鲜。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对中国海陆军进行突然袭击，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中国人民奋勇抗击入侵者，广大农民、矿工等自发组织起来，与日军浴血奋战。然而，清政府妥协投降，清军节节败退，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日军占领了旅顺，又侵犯山东半岛。京津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于是，清政府派李鸿章去日本求和。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 1904年，日本与沙俄为争夺我国东北而爆发日俄战争。战争以沙俄失败而告结束。日俄重新划分了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势力范围,沙俄势力退守长春，日本势力侵入南满。 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我国东北南部，控制了东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南满铁路”。为实现其独霸东北的野心，日本将辽东半岛改称为“关东州”，设立了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并以“保护”南满铁路与日本侨民为借口，派来两个师团的兵力。 1919年，“关东都督府”改称为“关东厅”,“关东都督府”所属陆军军部正式改称为“关东军”。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口，受命于日本天皇。这支反动军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吞并我国东北、在中国无恶不做的最凶残的工具,“皇姑屯事件”就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 奉系军阀张作霖原系土匪出身，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与支持之下长期盘踞东北地区，成为显赫一时的“东北王”。但他问鼎中原自称“大元帅”后，特别是随着其势力的不断扩大,有时对日本关东军不那么言听计从了，并同莫斯科发生联系，引进英、美资金，在东北修建了大虎山到通辽，沈阳到海龙的铁路，还修建了葫芦岛港，从而引起了关东军的不满。 1928年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军阀联合向张作霖发起进攻，张作霖部队节节败退。日本也企图抛弃张作霖，另寻新的代理人。 日本关东军向沈阳集结兵力，并沿锦州、山海关铁路逼近,张作霖被迫离京。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等人主张继续留用张作霖，用兵相逼，使张作霖继续作日本的代理人。可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等人则认为该乘机铲除张作霖。他说:“干掉张作霖，没有动用我在满兵力的必要。只要依靠谋略，也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日本关东军设想了几种谋杀张作霖的方案。开始，关东军派人到北京行刺张作霖，未能成功。后又决定爆炸火车。当得到张作霖从北京到沈阳的消息后，关东军的河本大作选择了巨流河铁路作为炸车地点，但到那里一看,张作霖手下的兵士戒备森严，无从下手. 于是，又改在了皇姑屯附近，京奉铁路(北京-沈阳)与南满铁路(沈阳一大连)交叉处的三洞桥下面。日军在这个叉点上埋下了 30麻袋炸药，在几百公尺以外用电气机控制爆炸点火。在交叉点附近还设置了脱轨装置,埋伏了关东军一个排的冲锋队伍。 1928年6月4日凌展5时32分,张作霖的专列开来了，关东军的一个叫东宫铁男的大尉按了起爆电门,专列被炸得四分五裂，车身的铁皮飞起数丈高，张作霖的一个姨太太受伤，专程迎送张作霖的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被当场炸死,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后,当天在沈阳死亡。 日本关东军为掩盖其罪行，立即派兵赶到现场修桥。他们还随意抓了两个中国人，让他们换上夜行装，然后将他们带到炸车现场枪杀。随后，关东军登报言称两个中国人是炸车凶手，是受国民党北伐军指使干的。 日军策划“皇姑屯”爆炸事件，其目的不只是为谋杀张作霖一个人，而是寻找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借口。但是，由于东北当局与张作霖的儿子，当时28岁的张学良在事情发生后沉着冷静,处理得当，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乘机侵占东北的阴谋。 “皇姑屯”事件血的教训使张学良进一步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1928年12月，张学良毅然易旗，即将北洋政府的国旗改换成国民政府的国旗。张学良表示:“以吾人私人之利害计，并由历史上之观察，予与蒋总司令合作，甚为困难。然余现在则服从之何也?为大局着想也.” 张学良此举受到了东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1929 年初，张学良铲除了不听从指挥的杨宇霆、常荫槐，控制了东北政局。 关东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无论如何，也要制造出侵占东之的借口。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派河本中尉率领士兵7人自行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对于这一事件，关东军的一个策划者，在一篇题为《满洲事变是这样计划的》文章中,揭开了柳条湖事变贼喊捉贼的秘史。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当时任关东军参谋的花谷正一中将,也是密谋发动事变的主谋之一，原文略。（有想看的在下面留言） 爆破的同时，便可携带电话报话机报告给大队本部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驻在此地点北面4公里文官屯的川岛中队早已准备完毕，立即率兵偷袭北大营，日军占领了北大营一角，接着又完全占领了北大营、东北三省兵工厂，日军炮击了沈阳炮厂、空军司令部、飞机场及一些大学等。次日早晨，沈阳全部被日军占领。 在日军猛烈攻击北大营的中国东北驻军时，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命令全军进入预定阵地，一面用电话请示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荣臻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其实荣瑧也没那么大的胆子,“不抵抗的命令”是卖国贼蒋介石下的。9月12日，蒋介石曾把张学良召到石家庄，严禁东北军抵抗日军。张学良错误地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张学良曾通令东北军:“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然而，第七旅爱国官兵对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日军进行了英勇抵抗，得以突围。19日，北大营沦陷，被日军洗劫一空后，又遭焚烧。 蒋介石命令东北军撤至关内。东北军广大官兵不忍大好河山沦入敌人之手，他们被迫撤走时，“军官流涕，士兵痛哭，悲号之声,闻于遐迩”。 “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开端。中国在“9·18”事变中，损失178亿元，公私财产损失200亿元。沈阳兵工厂的步枪 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炮250 门，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余发，飞机300架全部被日军掠去。沈阳的金库700万元，被日军洗劫一空。 关东军霸占沈阳后，侵略魔爪又向西伸延，发动了热河战役。这场战役是关东军远藤三郎中将策划导演的。 1932年1月2日。 关东军占领山海关6天后，张学良的部队进入热河。 1月20日，关东军向热河发起进攻，3月4日,占领承德:5月3日，扶持张海鹏为上将司令，成立伪河北省警备司令部。 为了吞并热河，1932年7月17日，关东军又以在北票、锦州的旅途中,12名士兵失踪为由，指责中国的义勇军绑架了他们,派出一批关东军到热河“营救”。 大批关东军开着汽车，拉着大炮,天上驾着飞机向热河开进。关东军很快占领了热河的一些村庄，但被张学良的部队击溃。 关东军的飞机多次轰炸朝阳市，并让编队飞行的飞机在热河省上空盘旋，以示威胁。 8月19日，关东军又以交涉释放石本事为由，派一批关东军士兵和一些参谋到北票与热河省境之间的南岭村。归途中与张学良部下交火，关东军借口自卫向东北军发起了攻击。 关东军的援兵占领了南岭。不久，关东军发表了占领东北及热河领土的声明。 为了更好地达到对东北实行“名正言顺”的殖民主义统治，“9·18”事变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参谋板恒、石原等以及积极参与事变的建川美次向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提议，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推出，拼凑一个靠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并将东北划入日本的版图。11月8日，在关东军土肥的策划下，溥仪从天津被诱胁到东北。 1932年3月1日，在关东军的导演下在沈阳召开了“建国”会议，宣布成立伪“满洲国”，用“大同”为年号，将长春改为“新京”，定为“首都”。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辛亥革命后被迫退位，当时在天津寓居日租界。就在“9·18”事变前两个月，日当局通过从日本回国的溥杰，将东北日军要发生事变的消息告诉了溥仪。 “9·18”事变后，溥仪立即派人去东北和关东军联系,日军派人到了天津。11月10日傍晚，由日特工人员安排，将溥仪藏进一辆敞篷汽车的后箱里，开出了静园。在一家预定的日本饭店里，溥仪被化了装，扮成了一个日本关东军士兵的样子，到了租界的一个码头,坐上了一个没有灯光的小汽船,13日到了营口满铁码头。 日军又把他藏在鞍山附近的汤岗子对翠阁温泉旅馆,日军对这个“宝贝”非常珍惜，生怕走漏风声，连溥仪的家人也不让其知晓。以后才将婉容等人接到了长春。3月9日，溥仪正式就任伪满洲国的“执政”。 登基典礼时，溥仪身着西式礼服，接受“满洲民众”献上的“执政印”，继而又容光满面地接见了外宾。次日，公布了伪满洲国“政府”成员名单。一小撮卖国军阀和汉奸充当了伪满洲国的官吏。溥仪还与日方签订了一项可耻的卖国“密约”，规定伪满洲国的国防、治安、铁路、港湾、水路、航空、官吏的使用等，均由日方负责。 9月15日，双方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军队需要驻扎在满洲国内”,“可以开发东北的矿产资源”。 1934年3月1日，又将满洲国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为“皇帝”，年号“康德”。 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产物，完全受日本关东军的控制。满洲帝国设置的所谓部、省、县等，都由日本人把持军政大权。关东军司令兼任驻“满洲帝国”的全权大使，其实他是欺压东北人民的太上皇，而溥仪不过是任日本军国主义左右的皇帝。 “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人民从军事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侵略。 在沦陷区，日本法西斯对中国劳苦大众实行白色恐怖，剥夺了他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关东军牢牢地控制了东三省的经济命脉，操纵了那里的金融大权:攫取税收、开设银行、发行货币……东三省的钢材、煤炭、石油、木材等工矿资源和粮食、棉花等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被掠走。 关东军还在东北实行奴化教育。实行“新学制”，搞“勤劳奉任”，企图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关东军是“9·18”事变的元凶，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是血腥屠杀东三省人民的十恶不赦的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