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众多革命党人把暗杀反动官吏作为革命必备的方法之一，他们认为：革命之先，通过暗杀手段，可以广播火种，唤醒国人迷梦；可以清除元凶，震慑官吏，减少助纣为虐之人；可以激励无数仁人志士慷慨赴死，提振同志精神，鼓舞革命士气；可以激怒反动统治集团滥施淫威，更加反动，从而引起民众更强烈的反抗。孙中山、黄兴、蔡元培、吴樾、宋教仁、胡汉民、章太炎、汪精卫等都迷信暗杀，对暗杀有异乎寻常的热心。惠州起义前，孙中山派史坚如去广州进行暗杀活动。黄兴也认为：“革命与暗杀者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并跃跃欲试赤膊上阵施行暗杀，最终皆因手下劝阻未能如愿。
辛亥革命时期是“暗杀时代”，有四个影响比较大的暗杀行动英雄。
1、史坚如。史坚如，本文弱书生，听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惨败后，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悲愤异常，惊呼：“今日中国，恰是千年破屋，败坏至极，不可收拾。不尽毁之而妄图更新，不能救中国。”虽然，他只有十六岁，但却把清朝看透了。于是，史坚如开始强身健体，走马习武，甚至请日本武士教他击剑，以投入抗清的洪流中。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被杀，史坚如更加悲愤，推翻清廷的意志更加坚定。他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变现财产，散尽万两白银，用以资助、结交各方会党和革命人士。他在香港加入了“兴中会”，在日本拜见了孙中山，中山先生对史坚如颇有好感，认定他是“命世之英才”。在孙中山的劝说下，本想留学国外的史坚如，放弃了留学计划，回国策划革命。
1900年，趁清廷内忧外患之际，孙中山决定发动广州、惠州起义，为配合武装起义，史坚如准备采用暗杀手段，先干掉广东巡抚兼两广总督德寿，再联合会党、军人攻占广州。德寿乃封疆大吏，无论是外出禁卫，还是衙门护卫，都戒备森严，无懈可击。无奈，史坚如等人只得在德寿官宅的后花园附近租了一间民宅，准备挖地道至德寿官宅，搞爆炸，把德寿及家人一窝端了。他们在地道放入200多磅烈性炸药，但由于引线受潮，炸药未被引爆，已经出城的史坚如只身返回检查炸药。史坚如查明未爆原因后，决定自己重新执行爆炸任务。
鉴于上次爆炸失败的教训，史坚如在引燃导火索之后，并未马上走远，而是来到一名兴中会会员的家中静观其变。不久，一声巨响，地动山摇。史坚如冒险前去观瞧，结果只有花园附近的几个平民被炸死炸伤，德寿本人被震下床榻，连轻伤也未受。
史坚如决心重谋暗杀，不幸的是在他准备乘船去香港重新购置炸药时被逮捕。21岁的史坚如英勇就义。
2、吴樾。吴樾，安徽枞阳人，保定高等学堂学生。1900年至上海、直隶，广交志士，与陈天华、赵声、蔡元培、张榕、章太炎、秋瑾、陈独秀等结为知交，推崇“暗杀”“恐怖革命”等信念，担任“北方暗杀团”支部长。1904年~1905年间，义士万福华和王汉在上海、河南行刺清朝巡抚王之春及户部侍郎铁良，均以失败身死而告终。1905年，在保定创办《直隶白话报》宣传革命的吴樾愤然而起，以“手持三尺剑，割尽满人头”的血性担当，去北京亲自炸毙满族青壮派代表人物铁良，但屡未得手。
获知清朝辅国公载振、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载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人，准备出国考察，时称“出洋五大臣”，吴樾潜入北京。9月24日，他怀揣炸弹冒充仆役登上五大臣的专车，谋炸五大臣。在准备进入五大臣的花车时，被通道内卫兵拦截盘问，吴樾操安徽口音，引起卫兵警觉，遂准备扭送他下车。见此情景，吴樾掏出炸弹砸向地面，轰然一声巨响，吴樾自己被炸裂胸腹，手足皆断，当场牺牲，年仅27岁。卫兵、衙役被炸死好几个。然而，五大臣中，只有载泽、绍英受轻伤。
3、徐锡麟。徐锡麟，光绪十九年考中秀才，面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他修文习武，加入光复会，参加革命排满。1907年7月6日，光复会领导的首次安庆起义爆发。徐锡麟以安庆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的身份，暗中联络会党，约定在本年7月8日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进行突然袭击，杀掉省文武大官，占领安庆，然后与秋瑾的浙东起义军共同攻打南京。
因叶仰高叛变，安徽巡抚恩铭已掌握党人名单，毕业典礼突然提前于6日举行，会中徐锡麟用短枪击毙安徽巡抚恩铭，会场哗然，其余文武官员慌忙逃走。徐锡麟与马宗汉、陈伯平及巡警学生百余人很快占领了军械所，后被前来镇压的清军包围，激战四小时失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
审讯中，徐锡麟抗对不屈。毓朗令徐跪，徐说：“你还在洋洋得意，若慢走一步，即被余毙！”继而徐锡麟问：“恩铭如何？”联裕等骗以仅受微伤，徐气泄，低头不语。联裕接着说：“尔知罪否？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锡麟闻语忽然领悟，大笑说：“然则恩铭死矣！恩铭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他手指联裕道：“尔幸不死！”联裕震惊，几乎倒地。于是徐锡麟执笔自书供词：“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故杀死满人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等满贼，别无他故，灭尽满人为宗。”落款“光汉子徐锡麟。”并声言：“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当晚，徐锡麟被杀。临刑前，先拍小影，他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徐锡麟终年34岁。
4、汪精卫。汪精卫才思敏捷，文笔犀利，善于演讲，深受孙中山的赏识，在革命党中有相当的影响力。更为人称道的是汪精卫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个狂热的革命青年，为用事实证明革命党人不是“远距离革命家”，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和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他抱定牺牲之决心，刺杀清朝高官。
经过长时期的刺杀活动，革命党人也逐渐锻炼出几支专业的刺杀队伍。汪精卫北上是经过充分的准备的，他成立的刺杀小组有当时革命派著名的炸弹专家黄复生和喻培伦。
1910年初，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四人潜入北京，在北京琉璃厂附近开了一个照相馆掩人耳目，然后伺机刺杀清朝高官。最开始的刺杀目标，是庆亲王奕劻，但王爷警惕性很高，护卫措施十分严密，汪精卫等人无从下手，只得作罢。接着，又想刺杀摄政王的两个弟弟载洵与载涛。刺杀计划是两个人从欧洲代表清廷祝贺英王加冕回来后，一出北京火车站，就实施爆炸，把二人炸死。岂料，当天火车晚点，迎接的官员又多，满站台都是红顶子，根本无法辨认目标。
刺杀失败后，汪精卫想制造更大的轰动，直接刺杀那个时代真正的掌权者——宣统的老爹摄政王载沣。载沣是醇亲王奕谶的儿子，是光绪皇帝的弟弟，1890年承袭醇亲王王爵。1901年作为头等专使出使德国，这在满清宗室中算是很早踏出国门的了。1907年，奉派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908年正月，补授军机大臣。
也就在这一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慈禧在驾崩之前颁发懿旨，命载沣的当时只有3岁的儿子溥仪继承帝统。同时，授载沣为摄政王，“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因此，在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驾崩之后，载沣就成了清政府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如果能将载沣暗杀，那无疑可以造成非常轰动的效应。
虽然汪精卫和他的暗杀队同样不认识摄政王载沣，但载沣循规蹈矩的性格却给他们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会，因为载沣每天都要上朝，这个上朝的路线每天都一样，只要把炸弹埋在他上朝的路线上，载沣必死无疑。但鼓楼大街翻新马路，载沣上朝路线随之改变。汪精卫等人摸寻了数天，排除了几个方案，最终选定了什刹海边的甘水桥作为爆炸地点。
当黄复生和喻培伦在1910年4月2日夜间埋炸药的时候，不幸被深夜寻妇的车夫发觉，带来一个巡警和一个宪兵。黄复生和喻培伦二人虽然顺利逃离了现场，但藏有炸药的铁箱则被清廷起获。清廷起获炸药之后，做了一番研究，发现装炸药的铁箱制造比较粗糙，像是临时在本地制造的。于是经过一番侦查，找到了鸿泰永铁铺。将东家抓来一问，招出铁箱是守真照相馆所订做。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守真照相馆，将正在照相馆内的汪精卫、黄复生和照相馆的一个职员罗世勋逮捕。
鉴于当时的复杂形势，清廷并没有对汪精卫斩立决，而是判其无期徒刑，后来革命势头强劲，清廷为收买人心，将汪精卫等人释放出狱。
有人说，少数精英血淋淋的人头，可作广大群众的指路明灯，引导和推动革命。仁人志士不畏强暴，抛头颅，洒热血，取义成仁的英雄壮举，确实可以激发热血儿女献身革命，但革命党人的革命策略和暗杀策略也有很大欠缺。
吴樾在著名的《暗杀时代》中写道：“……今日为我同志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我同志诸君，勿趋前，勿步后，勿趔趄。时哉不可失，时乎不再来。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此日，正其时也！……以复仇为援兵，则愈杀愈仇。仇杀相寻，势不至革命而不已。”
革命排满的目的是推翻满清的封建统治，结束封建帝制，彻底铲除中国积贫积弱的祸根，而要达到这样目的之主要手段应该是唤醒处于麻木状态的广大民众，凝聚革命力量，组织武装斗争，亦即思想武装和军事武装，而不应把革命时代定性为暗杀时代，偏离斗争方向。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革命党人沉溺于暗杀活动之中，以为暗中杀掉若干反动官吏尤其是高官，革命就会因此而迅捷成功，其实是犯了革命急躁病，拖累了革命，影响了革命进程。与此相类的是孙中山等革命党首脑级人物过分看重金钱的力量，四处筹款，以为只要有了钱，军阀就会跟他们走，就可以拥有足够的雇佣军，从而达到革命之目的。忽视发动底层民众和组建子弟兵，是旧民族主义革命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
泛滥的暗杀活动，会使普通民众感到恐怖，造成消极影响。当民众尚未觉醒之时，革命党人暗杀的一些满清官吏，民众并不一定认为是“罪有应得”，必杀之而后快，相反民众倒会觉得暗杀是非正义的，是暴徒所为，破坏社会秩序和他们安定的生活。革命当然不是温良恭谦让。对出卖革命的叛徒，不除掉他们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那就必须除掉；对罪大恶极、不杀之不足以平民愤者，那就必须杀掉。这种“有限暗杀”是革命之迫切需要的暗杀，然而，即使是“有限暗杀”，也要讲求暗杀的“精准性”，避免造成普通民众的反感，不利于革命。
史坚如决定炸毁德寿衙门，给德寿一家来个连锅端，即使暗杀成功，民众对革命党的支持率就会上升？未必。因为就算德寿死有余辜，可他的妻儿老小也理应陪葬吗？况且，爆炸成功了，但暗杀没成功，德寿毫发无损，却炸死炸伤了几个无辜百姓。
理性思索，徐锡麟刺杀恩铭确实是大公无私、舍身忘死的英雄壮举，受到了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的高度赞誉。然而，受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中国人看待问题，不仅要求其逻辑充足，也要求其近乎人情，不偏离百姓心中的自然正义观。
徐锡麟被押入巡抚衙门受审时，按察使毓郎怒不可遏，叱问道：“抚台待你实有厚恩！即使想要行刺，你平日有很多拜见抚台于家中的机会，奈何非要于大庭广众中行此杀人之事？”恩铭为报答徐锡麟表叔俞廉三曾对自己的栽培之恩，主动要徐锡麟到自己手下当差，并刻意培养徐锡麟，提拔他为巡警学堂会办，故毓郎说抚台对徐锡麟有厚恩。“涓滴之恩，涌泉相报”深印于普通民众心中。恐怕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认同毓郎所言的底层百姓不在少数。如果暗杀活动不为多数人所认同，又给清政府以口实，借以煽惑群众，污蔑革命，那么，革命党就应该很好地检讨自己的暗杀策略。
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起，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弼良止，付诸行动的暗杀，共50多起，但成功者甚少。革命不能没有精英，精英越多，革命成功的希望越大。革命精英从来都是革命的稀缺资源，不应该轻易损失。革命不是一命抵一命那么简单。
武昌起义的成功，全国性革命风暴的形成，封建帝制的结束，主观上主要得益于革命党人对反清反帝思想的宣传，尤其是潜入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秘密散发《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反清反帝小册子，兴办秘密报刊，成立进步社团组织，吸收广大官兵加入，使新军日益“革命化”，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这是暗杀所不能替代的。
马克·吐温说：“对于一个手中只有榔头的人，他所看到的问题都是钉子。”迷信暗杀的负面影响，是以暗杀思维和暗杀习惯处理问题。
徐焰在《国共隐蔽战线较量真相》中说：“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开始就崇尚侠士刺客思想，并将暗杀作为重要手段之一。蒋介石在大陆便经常使用特务对公开的反对者搞暗杀，这种以国家政权采取的恐怖主义，也是遭到举国痛骂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务政治是暗杀逻辑发展的结果，“蒋介石从建立特务机构起，就用于侦察党内异己，如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便说自己任副总统时的身边卫士都是蒋的侦探。只对蒋介石个人负责的军统中统捕人、杀人，又越过警察、法庭种种司法机构，连各级军政官员都不能过问，甚至这种官员本身还要受其监视。这种特务政治的泛滥，也是造成国民党政权四分五裂并丧失人心的重要原因。”
而中共在斗争中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性的内在发展要求的规律，对特科组织提出：“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差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徐焰说，有一次“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也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并且与国民党特务那种“下三滥”手段划清了界限，这也是争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