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边区教育基地
一
自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连年内战，在北方有张勋复辟战争，直皖战争（即吴佩孚与段祺瑞的战争），以后又有第一、二次直奉战争（即吴佩孚与张作霖的战争）。军阀连年混战，广大人民群众苦不堪言。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三年又爆发了“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的事件和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在北方的城乡中，工、农、学、商都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和影响。
1919年刘格平（右）在南京参加“五四”运动时与同伴合影。
天津是北方的重要城市，工商业发达，有大批产业工人直接遭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当时有过八国租界地。天津也是较早建党的地方，“五四”以后，周恩来、马骏、邓颖超、刘清扬、郭隆真等同志相继离开之后，又有于方舟、彭真、于树德、李季达、李子贞、李立三、江豪等同志在天津活动。一九二八年以前，河北省叫直隶省。因为全省各县都有许多人在天津的工厂里做工、上学，这样，党的火种也逐渐撒播到全省城乡。
天津以南到与山东省交界的这片平原被称为津南地区。我的家乡就在津南沧县的堤东村（现为孟村回族自治县）。那时我家有地千亩，是当地闻名的大地主。一九二一年春，我在南京北洋军阀办的一个军事学校里毕业，后又在天津法国人办的工商大学的补习班学习。在学习期间，我接触到了党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九二二年夏在共产党员张隐韬介绍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秋天，我受顺直省委的派遣返回堤东，以在韩集上学为名，发展革命组织，进行党的活动。从此，成了地主家庭的叛逆者。
我有个堂兄叫刘子芳，是个有为的知识青年，还在旧军队里当过兵。由于家产破落了，被人看不起，很是苦闷，还有一个贩盐的头头，先后被我介绍入了团。接着刘子芳又介绍盐山县杨马连村的表弟王俊峰、本村五、六个佃农与一部分年龄大些的小学生入了团。一九二三年春，团员们在堤东村秘密开会，建立了团支部，刘子芳为团支部书记。这是津南地区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此后，堤东附近的村庄，盐山、沧县中学也相继建立了团支部、团小组，团员发展到几十人。当时的宣传材料，有李大钊和陈独秀办的《新青年》、鲁迅等办的《语丝》刊物，还有“五四”以后新兴的一部分文艺作品，介绍苏联的一些文章及其他宣传品。当时最有力的宣传是一九二二年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决议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反对苛捐杂税等内容。这些主张深受城乡各阶层的拥护。这样一来，周围地主们也进行反宣传，极力破坏，说什么刘格平、刘子芳搞歪门邪道，有神经病，要青年们少跟我们接近，说跟我们学不了好，并大肆叫嚷苏联是“共产共妻”。这时革命工作还没有发展到危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地步，他们多少嗅出点味道不对，在思想上就与革命力量自觉与不自觉的对立起来。
二
一九二四年十月，直奉两大军阀正在长城一带大战的时候，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胡励生、孙岳等倒了曹锟、吴佩孚的戈，占据了北平，河南省及河北大部，部队由几万人一下子发展到几十万人，改称国民军。冯玉祥为国民第一军，胡励生为国民第二军，孙岳为国民第三军。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趁机入关扩充地盘，占领天津后，直下山东。双方敌对起来。当时北方我们党的任务是团结、推动国民一、二、三军，把张作霖赶出山海关，配合南方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扫清封建军阀势力，壮大我党的力量。于是，我们党派了一些党、团员到革命军中去工作，经过我党北方局的努力，在这几个军中做了大量工作，广东国民党也派来了一些人。一九二五年春，我被天津的党组织派往河南的国民二军中去活动。
我一路风尘仆仆赶赴河南，在开封市行宫角的一个旅店里，我碰到了张隐韬。张隐韬又名张宝驹，南皮县唐家务人，在天津当民警，参加了“五四”运动，是“一大”时期的共产党员，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高材生。曾参加了广东东江第一次战斗。我俩见面后，心情都格外激动，谈话中得知，他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受党的派遣到国民二军中来，想不到我们俩执行的是一样的任务。在谈到当前的局势时，张隐韬说：“国民军，特别是二、三军，有的整师、整旅、整团，都是收编的曹、吴的旧部，并没有得到什么改造，一旦有事，都是靠不住的。我们要组织自己的武装。”我很同意这个意见。我们分手后，他去郑州请示党组织。几天后他回来说，党内有些人不赞成我们自己搞武装，也有的赞成，没有最后的结果。
在国民二军我通过一个关系去二师四旅史可轩部当副官。张隐韬同吴天民、吴亦生等同志不久也到豫北新乡史可轩部办军队俱乐部。史可轩在国民二军是最进步的一令旅长，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我们在这里成立了党支部，深入部队，联系下级干部，不久，把军事教练所所长任警哉、独立营营长徐泉忠发展成了党员，并在教练所、独立营里也建立了支部。
初秋时节，国民军一、二、三军决定进攻山东、直隶省的奉军，也准备攻打天津。我们在张隐韬同志主持下召开了党的会议，会上批驳了“党不应该搞武装”的观点，决定：张隐韬去津南组织农民武装，我到天津市里去组织武装暴动。会后，我与张隐韬互道珍重，握手告别了。
我带着几个人，化了装由新乡出发，秘密进入天津，住到了法租界。我同天津的党组织联系上后，天津的党组织派了总工会的主要负责人李子贞同志带领着几十名可靠的工人来协助我们。我们自己也组织了一百多人。国民二军驻津办事处的代表彭季强也组织了一百多人，这几部分人合起来将近三百人。我们通过关系，从一个日本洋行赊购了二百多支手枪及服装，并研究制订了作战方案，准备时机成熟时发起武装暴动，配合城外国民军攻城。
国民军经过一个时期的准备，最后决定，一军从廊坊沿津浦路南攻天津：二军从京汉线插向津浦线的德州、沧州，向北进攻，并阻止南面的奉军张宗昌部北援；三军由石家庄攻打保定，侧击天津。几路大军，浩浩荡荡，兵临天津城下。盘踞在天津的李景林部惶惶不可终日。
一天，国民军向天津发起总攻，炮声隆隆，枪声大作。我们在英租界里见北仓一带硝烟弥漫，西面，南面的炮声也越滚越近。我们三百多人分乘几十辆汽车，从日租界地冲向天津市督察署，并占领了金刚桥。此刻敌人前线闻讯天津已被占领，惊恐万分，不敢恋战，溃不成军，整连整排地缴枪投降。李景林见大势已去，慌忙带着残兵败将向南逃跑了。至天明暴动成功，国民军占领了天津。
三
在天津，我仍在史可轩旅里工作。自河南同张隐韬分手，有几个月我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很是着急。大概是年底或是一九二六年初的一天，在天津驻防的史可轩突然找到我说：“张隐韬在南皮、盐山一带，向全国发了一个‘快邮代电’，发表了农民自卫军成立宣言。岳维峻发电来，有令要消灭这支军队，整个国民一、二、三军都震动了。”岳维峻是国民二军军长，也是河南省督办。这个人很反动（后在苏区剿共被我红军打死）。我听了愤愤不平地反问道：“为什么不可以组织武装闹革命呢？”史可轩说：“当然可以，不过以这个名义出来，有些人是害怕的。”
我回到旅司令部，一时想不出如何同张隐韬联系，真也有点替他担心；一个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队伍，没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特别是队伍里也没有几个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又没有经过战斗锻炼，很难经得起几个方面的军队围攻。当地还没有党的组织同他们有力配合，堤东的团组织刘子芳他们力量也不大，也不一定能联系上。两三天来，我有些不安，很想到张隐韬那里去。我便找到了天津党的负责人于方舟，他对我说：“不了解那里的情况，不可盲目行事，你可先去了解情况，有什么事及时向党组织汇报。”正待我要起身的时候，恰好接到了张隐韬发来的电报，要我急速赶到庆云县城或旧县镇去找他。我喜出望外，第二天一早换上便衣，带着国民二军的护照，同一个小警卫，乘火车南下赶往庆云。
我赶到庆云县城，这里驻着农民自卫军的一个大队，三百多人。司令张隐韬没在这里。我见到了部队中一些熟悉的同志与老乡，问了他们一些情况，知道陈修夫也在这里担任副司令，还在部队里安插上他不少的干部，其中好多人是不称职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陈修夫这个人我早就了解，他是个老国民党，一个老奸巨猾的政客。在这里我还了解到，我们在津浦路以西耽误的时间太长了，他们从京汉路石家庄、藁城集合，开始忙于收缴败退的奉军枪支，又在沿路攻占了几个县城，在天津的李景林的奉军南逃以后，他们才过津浦路，如果能早一点过津浦路插到盐山、庆云来，那时有两三万溃散的奉军可以收缴，真可惜。我也看了一下部队，纪律是好的，士兵成分都是些基本群众，就是有些呆板，不活跃。没有在部队里组织若干宣传队，更谈不上工作队，政治宣传材料很少，党、团员更少，这些问题和弱点都还没有来得及解决克服。
我在庆云县城住了三天，每天都看到有不少的穷人来这个大队要求参军，基本上都劝回去了，一者没有太多的枪支，再是没有足够的给养。每一个战士和干部，每月一人给一元钱，就需上千元。
到第四天，农民自卫军大队部派了几匹马，送我到旧县镇。张隐韬同志还没回来，据说他到天津去了。这里驻着两个大队，一个大队相当一个营。我看到了陈修夫在这里，他告诉我说：把这部分军队宣布为农民自卫军，他精神上很有些不安，要求我到盐山县城的国民第三军门致中旅。盐山县离旧县镇只有四十五华里，步行有多半日可到，怕他们来偷偷地袭击一下。我想，离旧县镇二十五里，即是我的老家村庄，先去看看那里的青年团员同志，能否和农民自卫军配合一下，再到盐山县城摸摸情况，做做工作，使他不至于突然来袭击。于是，我带上跟我来的人，骑马回到堤东村，找到了刘子芳和另外几个团里的同志。这里团的组织扩大了，已经成立了团工委，附近的村子上也有些发展，只是苦于没有上级经常来领导，没有书和文件。我说明了来意，大家都十分高兴，他们认为农民自卫军，就是国民军，觉得纪律很好，不打扰老百姓，就是还没有什么联系，附近村子的农民有去参军的。我把情况和他们讲后，他们准备去联系。
我到了盐山县，在门致中旅司令部，陪我来的战士到门口一说，我是从旧县镇来的，他们立刻紧张起来，真是弓上弦，刀出鞘，门口霎时间就集中了一个班，一个个端着枪对着我。他们看我穿着便衣，一会出来一个人，说他是个参谋，问我是哪一部分的，我说是国民二军，要见他们旅长。他把我请进去。我看他们对我很敌视，把护照给他看了。他即刻出去，不一会来了一个人，那个参谋介绍这人是参谋长，这个人一进门即喜笑颜开的，他说：“我还当你是农民自卫军的人，看了你的护照才知道是国民二军的，是友军，打天津时，我旅在你旅左翼，我们在战场上还是很友好的，我们没打好。”我说：“农民自卫军和我们、你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反对奉军的，应该都是友军，那里面的领导，都是我的朋友。”我把司令张隐韬和里面的主要骨干吹了一遍，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下。他说他们不了解，接到上面的通知，要他们注意农民自卫军的行动。我听到他们没有要打仗的意思，就放心了。谈了一个钟头多一点的样子，即上马当晚赶回旧县镇。
正好张隐韬同志由天津回来，我们久别重逢，格外高兴，他说，他给我发了电报后，又自己去天津，想一定会在天津碰上我，没想到我会来这么快。他和我谈了一晚上。张隐韬对我说：他自从河南新乡分手以后，从史可轩那里借了一部分枪支，召集了一部分人，又在国民二军第六混成旅弓富魁部借了十几支枪，之后他们乘火车到了石家庄东的藁城集结了四、五十人，二三十支枪，向东走晋县、深县、武强、交河县南，过津浦路，到南皮县，一路上缴了一部分从石家庄败退下来的奉军的枪，也收了一部分地方地主武装。在过津浦路到南皮时，已经有五、六百人和枪。进了南皮县城，就把地主，民团和警察的枪共一百多支，全部收缴了，可是这时候陈修夫出来说情，他们就把枪支又退还给民团和警察。这是很失策的一招。
队伍开到南皮以东，乐陵县以北，盐山县以南，以后又占领了庆云县，最后发展到上千人，成立了三个大队，一个五十余人的骑兵手枪队。为什么沿路发展这样顺利，因为是打的国民二军的旗帜，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奉张军阀，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等，深得广大农民的拥护。张隐韬还谈到以下几个问题：1.当前形势是好的，可惜我们的力量还很小，不容易独立站住脚；2.国民军中比较可靠的只有史可轩这个旅，他下面有两部分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一个大营是徐泉忠，一个教练所所长任警哉。我们和这个旅合起来有发展前途；3.北方党的力量还不够强，4.群众基础较差，也没有像南方那样组织农民协会；5.农民自卫军里党、团的力量很差，其实只有几个人，天津党组织要派人来，都是些学生，不懂军事，他没要；6.他说把庆云那个大队调来，明天即可到。至少要有一个大队去泊镇上火车到杨柳青同徐泉忠、任警哉合起来。
第二天下午，庆云那个大队调来了。可是陈修夫不同意与史可轩旅合起来，认为他的身份不适宜在一个旅里工作，后来勉强同意了。张隐韬对我说，陈这个人滑头，不好共事。我说：“你找错人了！”我对史可轩部队里的某些人也感到厌恶，不大愿意再和他们搞到一块。然而，张隐韬既已决定了，我只好待一段看看。
这个部队纪律好，对群众作了一些宣传工作，离开旧县镇时，群众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地沿街沿路地来送。部队还没有来得及给群众办多少好事，群众已经感到满意了。
自卫军那个大队在旧县镇吃过饭后，行军十八里到了乐陵县的寨子，这时太阳快要落下去了，我们住在一家大地主的房子里。张隐韬将部队安排妥当，我们俩住在一块又谈起来。正谈着，有一个警卫人员进来说，盐山县来了门致中旅的人，来这里看房子的，大概有一个班的样子。张隐韬命令把他们的头头找来，一会儿工夫来了两个人，他们是一个排长和一个班长，说他们奉命来这里看房子，他们部队要开到这里来驻扎，从这里南下，要迎击山东的奉军。他们出去后，张隐韬同志不安地说：“是不是门致中旅想来打我们，我们怎么办好？”他踌躇了一下，很有决心地说：“我们到泊镇去上火车，到那里给史可轩发个电报，要他派人来接。”我说：“部队太疲劳了，今天部队行军已经六十多里，这里距泊镇将近百里。”他说：“可以先让部队休息到下午两点再走。”我们想，津浦铁路从德州以北到天津，都是国民二军的防地，这些军队里，国民党右派的人在里面活动，共产党员也在里面活动，史可轩这个部队更好一些，不会有大的问题。
部队午夜二时起程，路上走了半夜，上午十点钟，西望南皮土城已在眼前，部队情绪也高了，都认为进了城可以好好地休息。打前战的是几个骑兵，只见有两个骑马的战士飞跑回来报告说：城门已经关了，不让进去，留下三个人正在交涉，从城门缝看去没有什么正规部队，只是一些民团和警察。张隐韬同志叹了一口气说：“前几个月我们过来时，已经把他们的枪收了，陈修夫阻挡又还给了他们，现在他们不让我们进城，部队继续前进到城南关再说。”部队到南关外驻下，放了警戒，然后安排休息、吃饭。张隐韬同志和我商议，要我前去问一问，看看他们到底搞的什么鬼，因为我有国民二军的身份，谅他们也不敢来攻打我们。
我刚到城门口的时候，有史可轩派来的副官韩成西给我们送来了急信，说，他们到泊镇后，知道刚从桑园退下来的国民二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弓富魁奉河南督军岳维峻的命令来剿灭这一部分共产党军队，并说弓富魁派了二十个骑兵，在南皮县城里，城门紧闭不让我们进城。事情紧急，我赶快返回部队告诉张隐韬商量对策。张隐韬沉思良久，然后他说，他到前面雇一辆车赶到砖河，再乘火车去天津。要史可轩派部队来接。自卫军这个大队队伍要我先管起来在后边走。对这个大队我是不熟悉的，只是在庆云县接触了两三天，但在这紧急关头，我只好接受。他把这个大队里的骨干与领导人给我介绍了一下，只是有两点我实在不放心，一个是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陈修夫的侄子，原在弓富魁旅当过连长；下面三个连长，一个是我们的新同志，其他两个我都不认识。还有一个手枪队，队长是个十八、九岁的白面书生。我要了一个匣枪，上面压着十粒子弹，我把子弹袋交给我那个警卫，太麻痹大意了。
大队在通往砖河车站的路上前进。我与五十多人的手枪队骑着马在步兵后面走，路上我同张隐韬一面走一面谈，走到城东北十里的一个村子雇上一辆马车，他带上一个警卫上车走了。我见他走出一里多地远了，刚要上马走，忽听前面有一阵很激烈的枪声，稍停了一刻，有人喊起来：“看，哪里来的骑兵马队？”我抬眼远望，只见三里路外，一队骑兵旋风般地扑过来，我们都意识到这是弓富魁派来的骑兵要打我们。他们先开了枪。手枪队有的战士慌忙开枪还击。我告诉身边的队长，靠近了再开枪，远了打不着，不要浪费子弹。队长喊了，有人还是不听。我们一开枪，敌人几十匹马，掉头往后跑。这时张隐韬同志，忙从车上跳下来，边跑边喊：“格平给我一匹马。”我看手枪队的人骑着马有些散乱了，那位白面书生队长同几十个人都跑了。我回头喊他们不要跑，他们谁也停不下来，我骑的马也拼命地蹦着要往回跑。二十多敌人骑兵看见我们大都跑了，忙向我赶来，我看离我们最近的那个村子，只有一百多步，我喊：“隐韬，你快往东面村里去，我掩护你！”敌人离我二、三十步远了，我开枪打倒敌人两匹马，有几个敌人从马上跌下来，他们才不敢追了。我的马鞍也被打坏了，随即跳下马，伏在崖边上，又打了几枪，眼看张隐韬同志进到那个村里去了，我才稍微放了心。我看敌人又有几十匹马跑过来，我枪里的子弹只剩下了两粒，我跑进了南面一里多地的村子里，翻墙跳到一个老乡家里。把手枪藏在水缸里，躲藏了起来，待到村外听不到动静了，我离开那家老乡。到了村头，我看南边有几十个骑兵，散兵式向这村子包围过来。这时有个老乡告诉我，在东村抓了一个你们的人。我想，一定是张隐韬同志。我决心走出去。因我的装束像个学生，在乡村俨然是个上层人家的子弟，便慢慢地出村向东南走去，那些骑兵也没问我。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