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蝶恋花》没一句是通的！”胡适这句话，真是得罪人不偿命。

1959年，新中国正处于各方面蓬勃发展的阶段，毛主席的诗词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正式出版，引发热烈反响，尤其是《蝶恋花·答李淑一》深受大众喜爱。彼时远在台湾的胡适，对这首词却毫不留情地批评，认为“没有一句是通的”。作为曾经的白话文运动先锋，胡适的评价引发了广泛争议，甚至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故意找茬。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 胡适的学术“洁癖”与格律“执念”

胡适是个学术细节控，尤其在语言学领域，他对“通”这个字眼的要求近乎苛刻。他批评《蝶恋花》的押韵不够严谨，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从技术上看，胡适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他忽略了诗词的本质。毛主席的词重情感表达，真情实感胜于形式上的工整。而胡适对形式的吹毛求疵，显然是“格律第一，情感第二”的典型体现。这种“学院派”思维，让他在很多时候显得刻板甚至苛刻。毛主席的词是写给战友和亡妻的，胡适却只盯着韵脚不放，难怪被人觉得他有点“不解风情”。

2. 胡适的个人性格与“自由”标签的反差

胡适一生倡导“容忍”和“自由”，但他的批评却常常显得冷峻刻薄。比如他拉上语言学家赵元任一起剖析毛主席的诗词，还特意指出“不符合湖南韵”。看似公正，实则较真得有些过了头。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胡适的性格使然。他的“自由”理念更多是理性层面的，而非情感上的包容。他习惯站在高处，用学术标准评判一切，甚至不惜得罪人。这种“眼高手低”的学者气质，让他显得自负而不接地气，尤其是在涉及毛主席这样一个极具影响力的领袖时，这种挑剔更容易被解读为“故意贬低”。

3. 复杂的政治背景与胡适的“立场”问题

1959年的胡适，早已从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变成了蒋介石阵营的“座上宾”。他对毛主席诗词的批评，很难完全撇清政治上的倾向性。毛主席的诗词在大陆广受推崇，而胡适的“没一句是通的”无疑是在泼冷水。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一评价都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味。再加上胡适当时身处台湾，和国民党关系密切，他的发言难免被解读为政治立场的表态。说到底，胡适并非全然客观的“旁观者”，他的批评不仅是学术层面的较真，或多或少也包含了他对毛主席及其思想体系的不认同。

胡适批评《蝶恋花》，既有学术上的坚持，也有性格上的局限，更不可避免地被时代的政治洪流裹挟。他的评价或许在学术圈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大众看来，却显得不近人情，甚至带有几分“挑衅”的意味。而毛主席对此却表现出容人之量，称自己是胡适的“学生”，并对胡适的贡献给予肯定。这一来一往，倒更让人看出两位历史人物在格局和胸怀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