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官员私生活管得挺宽的：官员随便喝“公酒”、送“公酒”，会丢官；嫖娼一旦被察觉，永不录用；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的著作刊刻，然后搞摊派，“人手一册”，强买强卖，要被革职；到古玩铺坐坐，有“雅贿”之嫌，要被弹劾、免职。

历史上各个王朝对官员的私生活，即个人生活，一般都要予以密切注视。不仅对官员的“公德”，而且对其“私德”，即个人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实行严密监管。

唐朝时期，性文化比较开明，没有明确的法纪和舆论非议，官员狎妓之风盛行。而官妓们呢，也都趁着这个“好政策”，施展浑身解数进行各种方式的公关。她们不仅“献身”，而且献唱，努力通过自己的文化素养来提升自己的档次。有的官员甚至为抢夺这些妓女争风吃醋，闹得不可开交。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妓女属于官妓，是有编制的，归属权在政府，你玩玩可以，要想完全占有，可要小心了。

然而到了宋代，理学兴起，重男女之防，开始对官员狎妓有所限制，“嘉祐以前，提刑点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惟圣节一日许赴州郡大排宴，于便寝别设留娼，徒用以乐号呼达旦”。帅、郡守等官，虽然可以招官妓歌舞陪酒，但不可以留其侍寝。

规定地方官妓只能向州府官员提供陪酒类服务，不能发生性关系，违者要受到处分。尽管有规定，不过执行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因为谁也不会每天趴你家墙头上看你是否留宿官妓。　　

元代的官妓制度在宋朝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　　

首先，全国官妓实行统一注籍、分级管理，所有人的户籍必须在教坊司有记录，京师官妓由教坊司派宦官进行直接管理，地方官妓则委派地方官吏管理。入籍的妓女由教坊司审核后办经营许可证，要依法纳税。

纳税后还要到官府领取凭证，以便清查。这种制度不但能够保证官妓人数相对稳定，增加财政收入，又限制地方官员任意准妓为良或逼良为娼。

其次，京师官妓采用买卖制度和义务制度两种经营方式。义务制就是无条件到官府去“应官身”。应完后官府会给你安排工作内容，比如进宫表演文艺歌舞或参加大型的歌舞庆典活动。要是有外国使节来访，官妓还必须把这些老外伺候好，而且没有工资和小费。　　

最后，地方官妓的规则和宋代一样，也是只能歌舞佐酒，不准“献身”。事实情况是，官妓被迫侍寝的情况比比皆是。

明代对官员的私生活管得很严，禁止使用官妓，禁止嫖娼。而且明太祖还现身说法，劝导官员不要为“声色货利”所惑、所累。

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南京礼部尚书姜宝（字凤阿，说起来还是笔者家乡那个村子的先贤），曾在南京禁止嫖娼：“姜凤阿先生为南大宗伯，申明宿娼之禁，凡宿娼者，夜与银七分访拿帮嫖之人，责而示枷。”宿娼者一旦被捉，宿娼一夜，罚银七分，该银用于缉拿“帮嫖之人”。不但如此，还要带枷示众，多丢面子的事情。

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一书记载了官员嫖娼被惩处的典型事例：明英宗正统年间，广东海南卫指挥使到北京上奏章，此人在海南卫可能放纵惯了，在京期间，仍不加检点，竟然宿娼。事情败露，被“谪戍”威远卫，即遣送威远卫担任守卫。这个处分不可谓不重。

可官员如果这么长时间憋着对身体也不好，身体不好就没法去办公，同样影响国家机器运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朝廷又规定，官员可以拥有三妻四妾，数量可以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而定。

至于官妓，也没有废除，“只容商贾出入院内”，开设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意味着，代表官府形象的人民“父母官”，面对妓院只有干瞪眼的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