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尽管上面认为经济基本面陷入通缩是从今年上半年开始的，事实上过往各项经济数据显示通缩早已发生，最早可追溯至首轮疫情爆发之后。

当然了，关于通缩的定义，以及通缩形成的时间点，各方可以各执一词，但绝不能为了规避问题，从而选择视而不见，抑或偷换概念，把“通缩”说成是“负通胀”以混淆视听。

如今，宏观经济基本面遭遇通缩的严峻态势已是板上钉钉的客观事实，任谁也无法反驳：

虽然CPI环比有所上升，但同比依旧是下降的，PPI已连续多个季度处于负值，PMI时常徘徊在荣枯线以下，偶尔回升至50%以上，然而事关房地产市场的国房景气指数，以及代表传统制造业的经理人采购指数却始终不及预期。

以上数据均可表明：事实胜于雄辩。

至少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我国的确陷入了通缩的泥潭，但不至于到无法自拔的地步。

探究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通缩危机的主要原因，除了全球地缘冲突加剧、大国间博弈日趋激烈、全球化秩序面临重塑等外部事件作为风险因素以外，还有我国经济发展由来已久的阶段性问题，以及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这一内部因素在发挥着消极作用。

暂且不进行内外部重点因素的梳理、列举及分析，我们来看近段时间以来，上面为了使经济基本面能够摆脱通缩危机，在行动政策面上都做了哪些努力。

众所周知，自从为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社会防控彻底解除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便迟迟不见彻底复苏的迹象，尽管在刚开始时有过好转的现象，也只维持了短短两个季度，而楼市和股市却开启了长达数年的下行趋势。

至于原因，大伙儿都知道，依旧是由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

内部是出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其逐渐从出口导向型转变成债务投资型的经济驱动模式，由此出现过度金融化、行政干预、基建超期投资、资产负债表衰退等不良现象；

外部则是由于美元加息引发的资金潮汐效应，导致热钱流出国内，形成回报率不足以覆盖投入成本的负财富效应，由此构成投资标的荒、社融不及预期、全社会购买力下降等经济恶性循环。

为应对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所促成的经济下行危机，上面早在2022年便对资本市场开展针对性的救助举措：

楼市方面，出台了诸如保交楼、带押过户、认房不认贷、金融16条、允许私募基金入场、降低交易税和契税、下调首付款比例和增量房贷利率、逐渐取消限价和限购的管控手段等一系列举措，然而换来的是销售面积接近腰斩、待售面积即库存房源数量创历史新高、全域新建房屋价格下降近四成等不断趋于恶化的现状。

股市方面，由于2021年防控疫情到位，遂使经济基本面有所好转，反映在大盘指数则创下近年来新高。

随后疫情反复袭来，加上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导致大盘指数再一次震荡下挫，一度徘徊在3000点以下。

见此情形，上面于2023年8月正式开展拯救股市的相关政策及行动，以全面降低印花税为开端，打响一场轰轰烈烈的救市战役，还对违规减持等行为做出明确惩戒，结果股市飘红不及三天又重现绿盘，紧接着就是陷入长达半年的所谓“技术性”熊市。

今年2月初，熊市见底，上证指数跌破2700点，距离质押盘大面积暴雷只差一步之遥。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以中金为首的“国家队”资金赶紧下场托底，无差别买入大量股票，即使被套牢也在所不惜，由此稳定住市场情绪，从而没有演变成一场股灾。

此后半年时间里，上面一直在做市场预期管理，使得股市不至于再一次陷入“技术性”熊市的泥潭，但也很难凭借其他非行政性措施加以解决。

另外，受制于海外美元利率维持高位这一因素，实在是没有办法以现有手段贸然救市。

直到9月中旬，美联储宣布降息50个基点，加上此前不断在试水“特别国债发行以融资，构筑重大项目建设所需资金流”，彼时见机会难得，上面赶紧出台一系列属于强刺激的救市措施，说是史上最大力度的重磅级救市行动一点儿也不为过：

先是9月24日，“央妈”开展针对券商股票资产与国债或国央企商业票据进行5000亿元的互换便利操作，随后针对回购自家股票的企业通过商业银行再贷款的方式给予3000亿元的信贷支持，相当于额外创设了一种金融结构性工具，与此前投入到楼市棚改货币化项目的抵押补充贷款（PSL）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是9月26日，“发爷”宣布接下来将对经济形势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方案，包括拟定4万亿的财政赤字，以及发行2万亿的特别国债，用于提振经济、保障民生。

再来是10月12日，“财爸”宣布直到2029年要有效化解包括行政部门债务在内的全社会整体债务的80%，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用来兜底宏观经济。

紧接着是10月18日，“住姨”宣布两项针对楼市的重磅级救助举措，一是将纳入融资白名单的房企提供4万亿元的资金，二是将近期城中村改造的货币化安置房屋增加到100万套。

然后是10月21日，“央妈”宣布将一年期和五年期的公开市场报价利率（LPR）统一下调25个基点，释放长期资金达万亿元，此乃年内第二次降息。

早在9月24日，“央妈”便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为年内第二次降准。

然而，随着存款利率和短期逆回购利率也跟着下调，降息、降准的效果恐将不及预期。

最后是10月25日，各大商业银行正式落实早在9月中旬就已颁布的针对存量房贷利率进行年内第二次下调的措施，结合今年年初首次下调的措施，明年将对“房奴”们释放资金高达2000亿元。

综上所述，我们得知上面救市的决心不可谓不大，由此也可见，今年四季度的宏观经济必将火力全开。

至于为何在经济上如此卖力，其原因乃是年初行政部门拟定了5%的全年GDP增长目标。

而今年前三季度的GDP实际增速为4.8%，尤其是三季度GDP名义增速只有4.04%。

假若不在第四季度冲刺一把，恐怕无法完成目标——这正是近期上面拼命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救市措施的本质原因。

我们能够观察到，自9月24日伊始，这一个月以来，上述救市措施的真实效果如何：

对楼市而言，对比“5·17”新政以及更早之前的救市效果，这次救市可谓是诚意满满，但也只带来国庆假期头三天一线城市核心地段楼盘的销量回升，至于其他地方，要么是售楼处一日游，要么是前脚说考虑签合同，后脚就不见了踪影。

从事房产销售的中介们个个愁眉苦脸的，原本指望着这次救市以及“金九银十”的节庆加成可以提升销量，结果依旧需要面对惨淡的销售数据，以及降薪裁员的前景。

对股市而言，利与弊同时存在。

好处在于：不仅激活了原本躺在储蓄或活期存款里不流通于社会的资金，形成流动性以在股市内进行交易，还提振了原本对经济基本面的发展前景始终不看好的市场投资者的预期，并对其形成有效的管理措施，甚至在国庆假期内真正做到了提升股民财产性收入，使其等能够在假期内扩大个人消费，通过此方法有效扶持实体经济的经营基本面。

而其坏处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制造人为牛市，使大量投资者踩空或添加杠杆，盲目追高，导致市场情绪趋于极端化，不利于做出耐心资本，以实现长线投资运营。

二是加剧基于财产性收入方面的分化态势，使贫富差距更加悬殊。

三是使股市结构分化更趋于极端，流动性更集中于头部股，从而使中小型公司股票失去投资者青睐，不利于真正的价值投资。

四是该轮牛市仅解套国家队资金以及让外资通过北向资金赚得盆满钵满，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股市本身的制度性问题，以及金融系统的结构性矛盾，属于短期救市致使地方经营主体获利的行为，其目的恐将与地方化债工作密不可分。如此一来，相当于使投资者“缴税”，以解决财政收入下降的问题。

此举不仅有损公信力，还会对财税体系之外的非税收入贴现化行为造成变相激励，久而久之，必将破坏公权力法治体系。

至于对宏观投资和微观消费而言是否有所改善，我认为并没有多大的改善。

尽管实质性下调存量房贷利率和增加股民的财产性运营所得收入已经是当前在未进行制度性变革的情况下所能做到的最大幅度的“让利于民”，然而这些措施仍属于常规货币或财政政策下的手段。

由于此前出台了太多的限制性措施或不合理的决策，导致行动上出现了合成谬误的情况，仅凭当前的施政政策尚不足以扭转整体下行且远未触底的经济颓势。

除此之外，这些措施的效果并未在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方面形成针对性的积极作用，对微观消费也未见明显改善的迹象，反而出现了异常的挤出效应，还加剧了滞胀条件形成的趋势，即生产或供给所需的制造产业原材料及大宗商品交易的价格不断呈下降态势，而诸如生活必需品等社会消费零售行业的商品价格却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纵使存在人为抬价的现象，也足以说明市场价格自发调节的机制越发失灵的问题。

回到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即目前我国经济所遭遇到的通缩危机，究竟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

除了前言和第一部分提到的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以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因素，乃是导致我国当前陷入通缩态势的罪魁祸首，那就是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即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商品出口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形成产能匹配的供给方，需要长年维持相对过剩的产能输出规模。

当今我国与20世纪初期的大洋彼岸虽同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工业制造业大国，但区别在于我国绝大部分的产能主要提供给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需求市场，可以说我们的供给端定位完全是为了这些市场而量身定做的。

至于当时的大洋彼岸，由于奉行贸易方面的孤立主义政策，其所生产出来的商品只有一小部分出口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而大多数商品则销往国内，以满足市场需求。

所以说，1929年的大洋彼岸爆发了经济大萧条，主要原因就是供需实现再平衡。

放眼我国，虽然没有出现经济萧条的迹象，但由于我们与国际市场之间的供需平衡与否的主导权不在我们手上，导致供需难以达成再平衡的状态，一旦经贸全球化体系繁荣不再，则直接动摇供需两端的利益关系。

话已至此，不妨再多说一些。

大伙儿晓得我国的金融体系为何一直遵循间接融资的发展模式，即以银行授信为主要方式扩充社会的流通中货币吗？

除了为公有制主体提供融资便利以外，我想其最大的目的就是实现我国作为经贸全球化体系内供给侧的利益最大化。

近段时间以来，国内部分人士为我国当前遭遇的通缩危机与上个世纪90年代楼市泡沫破裂之后的日本所遭遇到的通缩有着本质区别这一观点极力辩解，而我认为实则并无任何所谓的本质区别，原因如下：

当前的我国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有一个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两个不同之处。

相似之处在于，二者同样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制造生产大国，并且都是受到中低端制造产业转移的积极影响，开始发展自身的经济。

而不同之处就在于：一来，日本于那些年所制造的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泡沫尤为盛大，比我国楼市的巅峰时期还要壮大个几倍，很难想象彼时日本的泡沫经济有多疯狂和夸张；

二来，我国于近些年所制造的商品，绝大部分是用于出口的。

反观日本，与大洋彼岸差不多，其所制造的商品只有四成用于出口，剩下的六成满足国内需求。

其与大洋彼岸相比显得没那么极端，而与我国相比，其产能输出的结构也相对健康。

于是乎，我们将不同之处里所提到的资产泡沫化程度，以及产能输出的结构进行对比后，发现二者的负面性竟神奇地相互抵消掉了，而基于同为生产大国这一特征，也就能够得出二者的通缩状态并不存在本质区别的结论。

30年前至今的日本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应该好好将其如何应对经济转型这一课题仔细研究一番才对。

而我最近在研究以上课题时，竟意外发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对于日后我国吸取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以摆脱经济通缩有所裨益：

一方面是必须注重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形势发展是否同步这一问题。

比方说，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伊始，日本经济实则经历过三次大起大落。

第一次大起大落是在1996年，彼时日本楼市泡沫破灭后，政府迅速出台大规模救市措施，展开实质性的市场出清行动，等到来年年初之际，经济增长有所起色。

遗憾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彼时日本采取在亚洲经济重镇开展投资布局的战略举措，也就是将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下游转移到亚洲主要地区，比如将半导体芯片转移到韩国，将汽车制造转移到泰国，将电器技术转移到马来西亚。

然而，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均是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经济体。

由此，日本凭借海外投资的利润反哺国内开展经济结构转型和忍受市场出清阵痛的计划宣告失败。

第二次大起大落是在1999年，彼时日本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从而将国家整体的投资战略布局转移至互联网这一新兴的科技产业。

眼看其国内诸如索尼、夏普、松下等企业完成了对投资战略布局的转移，结果来年却遭遇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新兴行业投资泡沫破灭，几乎整个互联网产业全军覆没。

而经此一役，提早揭示了往后日本企业进军互联网产业均惨遭覆灭的结局。

第三次大起大落是在2006年，彼时历经数年的休养生息，以及出台诸如负利率和控制国债收益率曲线等一系列惊世骇俗的经济政策，日本国内终于摆脱了“负资产”带来的流动性陷阱，经济基本面再一次出现复苏势头之际，来年出自大洋彼岸的次贷危机，以及2008年雷曼兄弟银行倒闭导致全球爆发金融海啸，使得日本经济第三次呈现自由落体的姿态，从此一蹶不振。

作为前车之鉴，日本给我们带来的宝贵教训就是必须时刻关注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发展形势是否处在同一个周期内。

举个例子：假设我国的经济基本面于2025年实现触底反弹，然而全球经济形势却于2026或2027年开始出现衰退，乃至陷入大萧条，无疑会把我国好不容易复苏起来的苗头给掐灭，从而将我们彻底拖下水。

虽然我国与日本于国家体量上不属于一个级别，但纵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尽管其所带来的主观能动性能够解决当前短期的经济难题，却也会为将来的发展前景埋下足以致命的巨大且长期的风险和隐患。

另一方面是必须重视整体性而非局部性的发展阻碍，通过切实有效的长期性措施加以解决才行。

纵观日本“失去的30年”里的头二十年，我发现尽管其开展过一部分的体制改革，却更为注重行政方面的政策驱动，导致其经济基本面复苏的韧性不够大，总是被外部性因素干扰，而这也是其经济发展停滞如此之久的根本原因。

直到2012年安倍上台后推出“安倍经济学”，不仅从旧有的传统体制上寻求实质性的改革，还在社会观念等思想理念上做足功夫，将金融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里里外外改革了个彻底，使其更符合现代化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得以构建和运作的底层逻辑。

综上分析，如何使经济基本面摆脱通缩，涉及到制度改革，而非仅行政决策驱动所能做到的。其根本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面领域整体发展模式的转变。

今年即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专业学者，其中有两位大师即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于2015年写出了一本名叫《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的经济学著作，里面揭示了当今世界只存在两种制度模式，一种是包容性制度（Inclusive），另一种是榨取性制度（Extractive），旨在于取代过往人们对于资本主义与否的社会形态这一惯性思维。

在此举个例子：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的安倍经济学与我国的棚改货币化，前者乃是使原本的榨取性制度转型成为包容性制度的必要行动，后者则是维持乃至扩大原有的榨取性制度之势力的工具或手段。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上面于近期出台的一系列强刺激救市举措，标志着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正迎来火力全开的复苏势头。

然而根据实际效果，恐不尽如人意。

通过日本“失去的30年”的前车之鉴，我们发现想要摆脱当前经济通缩的危机态势，除了人为出台政策以驱动救市行为之外，还需做到注重国内经济与海外经济发展形势的同步与否，以及做出实质性的体制改革才行。

总之，为了我国经济能够彻底复苏，上面已处于火力全开的状态，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坚信，在全国上下一致的不懈努力下，社会面一定能摆脱通缩危机，并且取得高质量发展和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等一系列优异成绩。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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