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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是一门大学问。有的领导用人不拘一格，尤其喜欢搞五湖四海。这样既能发挥集体的智慧，群策群力办大事，又能分而治之，不让某个团体一家独大，另外还能给不同地方、不同系统的人提供上升通道，有利于长治久安。但有的领导用人方式单一，不自觉的就搞成团团伙伙。凡是私下忠于自己的一概提拔重用，凡是和自己意见相悖的一概贬斥乡野，甚至人为的缩小上升通道，不同地方或不同系统的人难以获得晋升。原因么，自然是上升通道狭窄了，更方便筛选。
明朝太祖朱元璋，用人原则就是五湖四海，翻阅明朝洪武年间的史料，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下面简单给大家罗列一些。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诏求贤：“诚虑有隐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访以闻”，重点是尚未出仕和沉沦基层的人，试图把天下贤才一网打尽。
公元1373年，朱元璋重新厘定选才制度，以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悌力田等名目征召知名士人，以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名目征召普通士人，以太学搜罗各地学子。朱元璋求贤，肯定有“拉拢士人、扩大明朝执政基础”的因素，但朱元璋的求贤政策以及放手任用、破格提拔的魄力，也确实创造了明朝新气象。
翰林院编修（正七品）高启、谢徽的学识不错，朱元璋问什么都能对答如流，不禁大喜过望，当场提拔高启做户部右侍郎（正三品），谢徽做吏部郎中（正五品）。因为跳过的品级太多，两人担心扰乱官场秩序，不敢接受朱元璋的任命。朱元璋也不恼怒，赏赐白金放回原职。元朝遗民方克勤，明朝立国后出任县训导，相当于县教育局长，后来响应朱元璋的征召，参加了吏部开设的官员考试，名列第二，朱元璋直接提拔为济宁知府，做了一方父母。
方克勤之子，便是名满天下的方孝孺。礼部主事（正六品）曾鲁，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安南国王陈叔明藏在奏表里的猫腻，维护了明朝的体面和外交利益，由此得到朱元璋的赏识，立即提拔为礼部侍郎，跳过六个台阶。范敏以秀才的身份出仕，做了正五品的户部郎中，负责户口、土地、赋税方面的工作。五年后，范敏的工作出类拔萃，朱元璋青眼有加，任命他做了户部尚书（正二品）。
苏恭让是河北玉田人，在朱元璋颁发求贤令以后，被评为“聪明正直”，一步到位，出任汉阳知府。履新数年，苏恭让便名满湖广。除了单独提拔晋升，朱元璋还搞批量晋升。朱元璋认为，论资排辈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的，如果确实有非常之才，就不能用论资排辈的规则束缚他们——“朝廷悬爵禄以待天下之士。资格者，为常流设耳，若有贤才，岂拘常例？”
在这样的考量下，公元1378年，朱元璋一次性破格提拔95名官员。四年后，朱元璋又有两次大手笔。其中一次是选拔成绩优异的国子生24人，任命为府、州、县的主官。另一次是任命各地推举的860名士人，做六部、布政使司、府、州、县的各级主官。
公元1385年，朱元璋调整六部人事，调太原同知温祥卿做兵部尚书、山东布政使徐铎做户部尚书、广东布政使徐本做工部尚书，又一次在最高层落实了五湖四海的原则。朱元璋能批量任命新锐官员，和“胡惟庸案”空出大量岗位有关系，但这种客观因素，不能否认朱元璋有求贤之心、用人的魄力。
所以《明通鉴》里说：“一时山林岩穴之士，由布衣而登大僚者接迹矣。”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这种“有功重赏、有过则罚”的领导，是不是和打鸡血一样渴望工作，是不是坚决不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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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格提拔以外，朱元璋在其他用人方面，也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性尝试。例如命朝廷官员兼任太子朱标的东宫官员，并允许朱标预先批阅奏章，练习处理政务的能力。于是呢，朱标不仅成了明朝的常务副皇帝，也事实上承担了宰相的全部工作。皇帝和太子，不再是争夺最高权力的竞争对手，而是互相配合的工作伙伴。例如选拔公侯子弟数百人，到国子学读书，给将来科举入仕、征召做官奠定基础。这样一来，和明朝荣辱与共的公侯子弟们，便可以和士绅地主出身的科举文官分庭抗礼，朱元璋拥有分而治之的条件。例如在立国初期，调湖广左丞周德兴为征蛮将军，晚年调鞑靼指挥使安童做刑部尚书，并以“文武兼备”的理由，驳回礼部要求“立武学、开武举”的请求。
朱元璋是要效法汉唐，用出将入相的标准来培养文武官员。公元1384年，朱元璋正式开科取士，但他没有过分提高科举进士的地位。落榜举人，朱元璋要量才录用——“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丁酉，赐许观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寻又擢下第举人张孟镛等为主事。”
没有参加科举的国子学生，朱元璋可以直接授予布政使、按察使等高官——“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丙申，擢国子学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授行省布政、按察使及参政、参议等官。”公元1394年，朱元璋派出大量的国子学生，监督各地兴修水利，同时观察民生历练政务。一年后，各地向朱元璋汇报，开塘堰40987处、治河4162处、修筑堤坝5048处。
这些水利工程，就是明朝经济复兴的根本保证。可以说，朱元璋能在一片废墟上，亲手缔造出强盛的明朝，和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是强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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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朱棣做皇帝的时候，明朝的用人政策完全变了。洪武年间那种大开大合、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在永乐年间的史料里，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痕迹，几乎完全消失了。永乐年间的用人政策，影响力最大的只有两条。首先是提高科举进士的地位，尤其是庶吉士的地位。庶吉士是朱元璋设立的官名。每当科举殿试放榜以后，考中一甲功名的进士授翰林院修撰，考中二甲以下功名的进士，择优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职，品级从正五品到从七品不等。
那些进入翰林院的进士，以及分配到承敕监、六科的进士，统称为“庶吉士”，而分配到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实务部门的，依然称为“进士。”因为年轻、能力不足、阅历浅薄等因素，没有分配工作授予官职的，则称为“观政进士。”相较而言，观政进士的地位最低，进士的实权最大，庶吉士的地位最清高，但在朱元璋的用人政策下，他们的前途都一样，没有高下之分。
但是在公元1404年，朱棣举行了永乐年间的第一次科举考试，一次性录取470名进士，授予状元、榜眼、探花为翰林院修撰、编修，同时选拔60名二甲进士进入翰林院。这些进入翰林院的新科进士，统称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此以后，观政进士没有了，只剩下翰林院庶吉士和普通进士。而因为翰林院是清高职位，翰林院庶吉士的地位逐渐超过普通进士，成为明朝士人眼中最高贵的人群。
所谓的“非庶吉士不入内阁”，源头就在这里。其实不仅是不入内阁，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如果不是翰林院庶吉士，你连六部尚书、巡抚、布政使都不一定能做。对于明朝官员来说，这是真正的一考定终生。
至于落榜举人、国子学生、乡野贤才，更是想都不用想了。普通进士的政治前途都受限制，你们这些学渣还想有政治前途？在学历决定一切的永乐朝，如果没有翰林院庶吉士的最高学历，仅凭忠厚、老实、清廉、勇于任事等个人品质，朱棣是不可能发现你的。从此以后，朱元璋的五湖四海用人政策，只留下“考进士、点翰林”这一个窗口。
而进士有师承、同年等私人关系，翰林院庶吉士又在同一个大院共事多年，等他们登上高位以后，自然更容易抱团取暖，形成各种各样的团团伙伙。腐败也好，架空皇帝也罢，都是顺理成章的。其次是取消基层官吏的晋升通道。
公元1409年，朱棣召见了28名新任御史，发现其中4人的出身是“吏”，类似于办事员、科员，朱棣大怒：“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达治体者”，然后便给吏部下了一道诏书：“自今御史勿复用吏。”既然御史不能用吏，那县丞和县令能不能用吏？六部主事能不能用吏？科道言官能不能用吏？虽然朱棣没有明说，但不喜欢“吏”的态度已经表露无疑，那么对于吏部来说，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全力培养翰林院庶吉士，降一格培养普通进士，选择性培养出类拔萃的举人，关闭“吏”进入明朝官场的大门。
这就导致明朝的“吏”没有上升通道，看不到任何政治前途，那么“吏”做为明朝官场最广大的群体，努力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腐败、吃拿卡要、盘剥民生。高层搞团团伙伙，基层搞吃拿卡要，明朝的政治生态怎么能清明呢？所以后世评价永乐朝的时候，除了征漠北、下南阳、定安南以外，专门写了一句：“官吏贪残，非复洪武之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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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历史的视角来看，朱元璋一辈子坚持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不完全是提拔新人、清洗旧人，为政治斗争服务。我估计，这是朱元璋吸取宋朝科举文官独大的教训，然后参考元朝重用色目人、回回、儒生的经验，逐渐摸索出来的一条新路——在汉唐贵族政治退场之后，重建一种能调动官员积极性、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内部互相制衡的政治生态，避免和宋朝一样，因为因循守旧的科举文官而亡国。朱棣修改朱元璋的用人政策，事实上打断了这种全新探索，导致明朝的政治生态极大退步，重新走上宋朝的旧路。中国下一次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可行的新路，已经是20世纪了，即教员在革命运动、生产车间、农村劳模、战斗英雄中选拔干部，而不是只重视名牌大学毕业生。
名牌大学毕业生确实有专业知识、有开阔的眼界，但工农群众不是没有可取之处，老同志不是没有独特的经验。脱离他们，就是脱离群众了。教员，从来不是脱离群众的人。公元1634年，明朝又到了科举殿试的日子，崇祯皇帝朱由检亲自出题，其中两道是和用人政策有关的题目——士大夫的品行不端，吏治败坏，如何纠正——“所与共治天下者，士大夫也。今士习不端，欲速见小。兹欲正士习以复道，何术而可？”
唐宋时文武不分，洪武年间能破格提拔人才，现在的文官队伍，为何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唐宋曾以武臣为中书令、枢密使，文武似不甚分。我太祖高皇帝曾以直厅为布政、典史为佥都，今奈何牢不可破？”希望参加科举的士子回答这两个问题，崇祯皇帝朱由检，注定是要失望的。如果真的想知道答案，不如问问他的成祖文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