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干部
1949年元月上旬，冀鲁豫六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参加的紧急会议，提出了在2月中旬完成抽调，配备南下干部的任务。
县委书记，县委委员亲自下到各区做组织动员工作，各县掀起了南下的热潮。
聊阳县动员南下干部的消息一传出，报名的、写申请的、向党表决心的络绎不绝。女同志任守范（牺牲）说：“南下中男同志能办到的我都能办到，绝不拖队伍的后腿。"河西县的田绍阳，结婚才两天就背起背包参加了南下的行列。王长忠、孙芳明都已年过40岁，都是爱人拉扯着年幼的孩子，家中都没有劳动力，虽经劝阻仍坚持和大家一起南下。还有的怕家庭不同意找麻烦，干脆偷着南下。
南下干部的组织动员工作，10天左右就完满结束。南下的领导干部是：地委书记谢鑫鹤、组织部长王富海、分区司令员曾宪辉，副专员赵尧（姚修文）、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地委所辖各县的县委书记大都抽调南下。
六地委共900多人，其中干部670人左右，战士勤杂人员240人左右，编为南下支队第六大队，大队长由分区司令员曾宪辉担任，政委由地委书记谢鑫鹤担任。
2月20号左右，各县南下的干部陆续在六地委所在地聊城集中，用了6天时间进行编队学习，。地委领导向大家作了动员报告，开了欢送会，南下干部初步学习了有关南下的精神，思想上明确了南下的重大意义。进行了必要的纪律教育。
2月27日拂晓，六大队迈出了南下的第一步，向地菏泽晁八寨行军开进。
即将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也不知南下还能不能回来，有的同志眼含热泪高喊“家乡，再见了”，有的同志走几步一回头。但不管如何留恋，故乡都在前进的脚步下远去了。
从聊城到菏泽，是适应性的行军，共走了6天，3月4日下午队伍到达目的地菏泽，宿营于晁八寨一带。
菏泽整训共21天，作了进军江南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学习了各种政策文件，进行了必要的军事训练，如紧急吃饭（五分钟吃完），学打绑腿，打背包，紧急集合，过独木桥，练急行军，防空演习等。由此主要解决了三个转变。思想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从解放区这个小天地的农村中转变到解放全中国、面向大城市接管大城市上来；工作对象上的转变，从农民，转到城市工人、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作风上的转变，努力克服散漫性、纪律松弛等不良作风。
通过比较紧张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大家由不适应到逐步适应，这就为向江南进军接管城市在思想上作风上作好了准备。
从3月31日起，六大队踏上了向江南进军的征途。每天行军60里、70里，甚至80里，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历时46天，纵跨5个省，于5月15日到达鹰潭。
南下，是前进的总方向。但南下的目的地在哪里，谁也不知道。有说是南京，有说是上海，也有的说反正是京沪杭没错。直至行军到了合肥，听中央委员张鼎丞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才知道六大队的任务是负责接管赣东北，建立赣东北区党委。
这一决定与一些同志原来的想法大不相同，少数同志思想上有小小的波动。经过领导教育，大家的思想很快就通了。同志们纷纷表示，党指向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那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到那里。
在合肥，支队和大队领导将地委、专署、军分区以及各县的领导班子进行了配备。六大队的任务是接管贵溪地区，上级任命谢鑫鹤为地委书记，吴肃为副书记，王富海为组织部长，郭绍汤为专员，赵尧（姚修文）为副专员，曾宪辉为军分区司令员，张绍武为副司令员，谢鑫鹤为政治委员，袁子钦为副政治委员。
从合肥徒步向桐城行进，是南下以来行军生活中最艰苦的一段路程，有同志说是“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段路。”
4月的皖南山区，时值梅雨季节，淫雨霏霏。没有任何雨具，一夫从早到晚脚在泥中走，人在雾中行。夜间伸手不见五指，大家用手互相抓住对方的背包带，一步一滑、三步一跌倒是常事，在鲁西北穿来的“支前鞋”“胜利鞋”，走不了两里路鞋底就“飞”了，于是大家干脆光脚走。
从桐城出发，也不知摔了多少跤。有同志统计，他一夜摔了30多个跟头。不少同志摔的鼻青脸肿。大队部的通讯员盛广和连人带骡子一起跌到泥塘里，大家借助于雷电的光亮和喊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拖了上来。
大家真正成了“泥人”“水人”，除了眼睛之外浑身上下都是泥，到达宿营地时，你看我，我看你，哈哈大笑。后来有同志回忆说：“那真是体外雨淋，体内流汗，又臭又粘，汗湿的军衣上的白碱像地图。”有的同志开玩笑说：“我们这个样儿，老婆也不敢认我们了。”
但大家发扬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团结互助，互相勉励，战胜了各种困难，到达了目的地赣东北。
六大队接管的贵溪地区辖8县1市：贵溪县、资溪县、金溪县，弋阳县、余江县、东乡县、进贤县、临川县和临川市。
早在过江之前，从地委到各县市的领导班子及其干部已基本上配备好。六大队的干部在到达贵溪之后，便按指定的地点迅速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贵溪地委的所在地设在鹰潭，所以也叫鹰潭地委。
南下干部按照“原封不动，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先接后分”的原则，在全地区迅速而又有秩序地展开了接管工作。在各县市，一般采取了一竿子到底的办法，干部一到，县、区、乡（有的只有县乡没有设区）的三级政权就开始了运转。
当时贵溪各县的情况是，一些上层人士由于不了解我党的政策，不少人跑到大城市去了，一些工商业者关门躲了起来；至于县、乡、保长，相当一部分投亲靠友藏了起来，不与我见面。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干部走到哪里，就把安民告示，也就是约法八章带到哪里、张贴到哪里。布告成了干部们的法宝，遇到有人的地方，就向群众宣读布告，并逐条解释。事实证明，约法八章的威力极大，那些保甲人员和各级政府的旧职人员，听说布告的内容后，纷纷回来，听从人民政府的指派，又把其他未回归的人员动员了回来。
有了政权才好开展工作，才能站住脚跟。根据实际情况，我方的办法是首先任命县、区、乡长，利用积极分子召回旧政权的人员动员，要他们坚守岗位。在做这些工作时，反复宣传第五条即“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
征粮借粮，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贵溪地区的多数县，驻有数万人民解放军，还有解放军络绎不绝经过此地，部队所需用的粮食均要就地供给；还有上海等刚解放后的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需担负一定的任务。
为此，南下干部到达每个县后，都很快下到了乡和保开始征粮借粮。临川县温家区地处水陆要道，又是产粮区，我干部到达后的12夭，就筹集了数十万斤大米。东乡县小珙乡一天供应过境部队的大米达4万多斤。赣东北著名的产粮县贵溪，在我接管后的3个月里，向上海调运大米达500万斤，受到了华东局和区党委的表扬。
收缴枪枝弹药，是约法八章中极重要的一条。刚解放的赣东北，不仅国民党的人员和散兵游勇窝藏有相当数量的枪支，就是反动会道门、封建地主，甚至一些普通商人、农民手中也有大量的枪支。这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个极大的威胁。
各县一接管，就开始了收缴枪支的工作。临川一县，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仅县政府（不包括区）就收缴了300多支枪。
我干部从进城开始接管就非常重视统一战线的工作。地委和县委，还在行军中就掌握了一些民主人士的名单和他们在本地的影响。东乡县是舒同家乡，他给东乡县委写信，信中介绍临川是饶漱石、李井泉的家乡。南下干部到达后，他们的亲朋就主动接近我方，介绍情况。这个县的青年党头子李星桥、国民党保安大队长张之楚，都是利用关系找回来的。
贵溪九个县市的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区长都亲自作统战工作。事实证明，搞好统战工作，对我完成征借粮食、收缴枪支弹药、掌握敌情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9年5、6月间，贵溪不少地方暴雨成灾，各县都出现了灾民。尽管南下干部刚开始接管，每县仍然拿出一定数量的粮食和人民币救济灾民。
1949年的6月初，地委分别在贵溪、东乡创办了赣东北干部学校贵溪分校和赣东北干部学校东乡分校，两校共招收学生1300多人。招收的对象是小学教员、失学的大中学生流亡学生。学习时事、政治以及新区的政策，学习时间两个月。这些学生进步很快，对解决我干部数量严重不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后来的西进培养了一批干部，仅东乡分校向西南进军的学生就有61名。7中队（直属中队）基本上全是贵溪干校的学员。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贵溪地区是方志敏的家乡，但它也是国民党石的模范区，上饶集中营就在这里。临解放，国民党从政治，组织、军事上作了系统的部署。6月间，潜伏的特务便与散兵游勇、封建地主武装、反动会道门，少数罪大恶极的旧政权人员互相勾结，攻打我区乡人民政府，杀害我干部。
6月22日至26日，资溪县连续发生杀害我区乡工作人员的事件，区长王月亭、王庆良等10名南下干部和两名通讯员有的被活埋，有的被枪杀，有的被暗害。血的代价教育了大家，暗藏的敌人依然存在，必须提高警惕，所以南下干部坚决地开展了剿匪斗争。
冀鲁豫南下的六大队的同志们，在贵溪地区的4个多月，出生入死，工作夜以继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1949年7月17日，二野前委高干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五兵团进军大西南经营贵州，冀鲁豫南下支队改为西进支队随军西进，向四野和江西省委派来的干部办理交接手续。
8月中旬，地委向各县下达了向四野接管人员办理移交手续，到区党委所在地上饶报到的通知。
这无疑给刚“安家”的干部思想一个巨大的冲击。赣东北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毕竟把“家”安下了，工作摊子摆开了，尤其是大家身体都比较虚弱，有相当多的同志带病工作。而且，大家在赣东北4个多月的工作，与赣东北的人民已建立了感情，现在打起背包又要走，干部思想上的这个弯子很难一下转过来。
9月上旬，贵溪各县的干部陆续到达上饶，驻灵溪镇一带。根据区党委的指示，改编为第五兵团西进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曾宪辉，政委谢鑫鹤，下设7个中队，总人数为1883人，其中干部1213人，战士和勤杂人员670人。
在上饶集中后，进行了近半个月的整编学习。首先端正对贵州的认识。绝大多数干部对贵州确实不了解。对贵州一些不好的传闻，如“天无三日晴”之类，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针对这种思想，各级领导从介绍贵州的情况入手，使大家对贵州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其次，针对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安家”思想，大队领导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锐利武器，进行解放全中国的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当听到贵州的千百万穷苦人民等待大家去解放时，同志们情绪高涨，要求立即出发，向大西南进军，早日解放贵州。
1949年9月24日，四大队离开上饶分两路行军，前梯队乘火车到达南昌后转乘汽车，经上高慈化、长沙至湘潭；后梯队，乘火车到南昌后，北转九江，然后乘船经蕲州，武昌，岳阳，长沙到达湘潭。
这时中央和二野前委为了加强接管贵州的力量，抽调了大批军队干部充实到西进支队，其中有十六军、十七军转业来的，军大分校分来的，也有从东北和华北调来的。支队给四大队增加了近200人，总人数达2100多人了。
支队在湘潭作了短期的休整，并设立了留守处，四大队留下了200人左右。谢鑫鹤、郭绍汤相继调支队部，四大队由曾宪辉、吴肃、王富海领导，率领四大队继续西进。
